逃離到廣州 正午·短章

「我們的工作在北京，女兒在北京上幼兒園，也許逃霾是有錢有閑的人才能實現的。」這是羅潔琪逃離霧霾的故事，她是正午的記者，也是兩個幼兒的母親。

我的逃霾故事

文羅潔琪

1

初生嬰兒頭部的靜脈血管是那麼纖細。護士用拇指在太陽穴附近來回摸著，撥開軟軟的絨毛，按著藍色的脈絡，尋找可以扎針的地方。那天是2016年12月3日的晚上，躺在注射台上的是我滿月不久的兒子辰辰。北京兒童醫院的醫生說他患了嚴重的肺炎，需要連續多日輸入抗生素，隨時準備住院。住院意味著隔離治療，我無法哺乳，他的肺炎也可能因為在病房交叉感染，頑固難治。

「你們兩個人，按著他的膝蓋手腿，不許鬆手，一鬆手就白扎了，」護士面無表情地喊著。我擔心兒子害怕，情不自禁地挪步，想再靠近一點。「出去，出去，離遠點。」護士驅趕，我不敢吭聲。另一個護士緊緊地按著孩子的臉和手，他眼裡滿是驚恐，拚命掙扎。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扎向太陽穴旁邊的靜脈血管，一針見血。」哇「的一聲，他滿臉漲紅，張開嘴巴，嘴唇不停地顫抖，憋了許久才緩過氣來哭出第二聲。

那時候，北京兒童醫院的輸液室坐滿了肺炎的孩子。孩子們張開嘴巴，費勁地咳嗽，戶外仍然是濃稠的霧霾。我天天抱著兒子去輸液，裹著襁褓，在他的小臉上鬆鬆垮垮地扣一個小號的口罩。一個醫護人員斜著眼睛看過來，「你覺得，這樣子有用？」「沒用。」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可是，每次出門，我都重複這樣的滑稽。在北京，戴口罩是讓我安心的儀式。

我問門診醫生，母乳餵養的初生嬰兒為什麼會得肺炎？頭髮花白的女醫生頭都不抬，冷冷地回了一句「今年冬天的霧霾特別嚴重。這麼小的嬰兒，怎麼能扛得住？」那句話在我心裡反覆迴響。我常常親吻兒子被扎針的皮膚。那裡的毛髮被剃掉了，光禿禿的，我捨不得那裡再有針孔，更加害怕他肺炎加重，需要住院。

兒子從醫院回家以後，我家24小時開著新風系統，還把空氣凈化器擺在床頭，可是測霾儀仍然顯示橙色。北京老樓房的玻璃窗不嚴實，我神經質地到處尋找隱秘的風口，塞上毛巾，並且要求女兒從幼兒園回來後，必須洗手，洗臉，換衣服，然後才能摸弟弟。我和小兒子天天呆在家裡，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看空氣指數，等風來。風來了，霾走了；風停了，霾又來了。我厭倦了，再也不想知道霧霾的真相，要求把家裡的玻璃窗全貼上藍膜，每天看到的天空都是藍色的。

2

2015年9月，北京還是初秋。我寫了一封倡議信發在女兒幼兒園的家長微信群里，提出共同給學校捐贈空氣凈化器。我想尋找阻力最小的方案，爭取在當年供暖前能讓孩子們用上凈化器，所以沒建議讓學校負責購買。可是，回應者寥寥。有個家長留言說，「這個媽媽不必過分擔心，畢竟那麼多領導人也在北京呢。」我錯以為，霧霾的危害已是共識，無須論證。

到了10月份，我再次在群里發這封信，預警11月份供暖之後，霧霾會加重。我還找到幼兒園的園長，表明捐贈的心意，可是，被拒絕了。園長說，教室的天花板太高了，用凈化器也沒有效果。我繼續找她時，她乾脆說幼兒園沒有多餘的插頭。有個好心的家長給我發來園長朋友圈的截屏，大意是霧霾危害不大，家長無知，大驚小怪，過度溺愛孩子，被商家利用，空氣凈化器只是霧霾經濟。

11月底，才供暖十幾天，北京的霧霾爆表了，AQI達到1000。嚴重霧霾持續了好幾天，我女兒開始發燒，班上很多孩子都咳嗽，發燒，每天出勤的孩子不到一半。我抓住機會，再次倡議。可是，又有家長反對，理由是無法證明孩子生病和霧霾是因果關係。是的，連科學家都沒法確證，我怎麼可以？

我不相信教委禁止幼兒園接受捐贈的凈化器。12月初，我坐車去了區教委，在門口被保安攔住了。他問，「你找誰？」

「教委的主任。「

「哪個主任？」

「管幼兒教育的主任。」

「你是幹什麼的？」

我軟磨硬泡，堅持要見到領導。有個負責新聞宣傳的人走出電梯，我問他，教委是否禁止幼兒園接受家長捐贈凈化器。他問了我幼兒園的名字，然後說，「教委不管私立幼兒園的這些事情。」

「可是，幼兒園的園長說是教委禁止的。」

「幼兒園是單位，你們是個人。哪有個人想送東西給單位，說送就送呢？你覺得凈化器有用嗎？」

「有用，難道你們教委辦公室不用凈化器嗎？」

「不用，我們只用空調。」

說完後，他要把我支走。我磨磨蹭蹭地等他進了電梯，就在樓下大廳和那個保安搭訕，「師傅，這門口風好大啊。真冷呢。冬天怎麼辦？」

「我就躲進這大廳里呆一會兒。」

「霧霾天呢，你這大廳有空氣凈化器嗎？」

「我們這裡沒有。上面教委的辦公室才會有。」

2015年，就在這些無效的抗爭中過去了。2016年，幼兒園的園長改變了說法，說如果一個班上的家長全員通過空氣凈化方案，幼兒園就接受捐贈。我大感振奮，繼續遊說，並且把捐贈凈化器改為新風設備。經歷過2015年的霧霾「爆表」，班上24個孩子的家長都同意了，剩下一個釘子戶。我很著急，特別想說服他。他反對的理由是新風管道里有可能會有蟑螂爬進去，不能保證新風機的空氣對孩子足夠安全。我很震驚，就反駁了他。他憤怒了，在微信群里要我公開道歉。我願意道歉，條件是他要同意捐贈方案。他同意了。

後來，幼兒園又改變了風向，園方先出錢安裝新風設備，以後家長再分攤。園方提出目標：幼兒園要爭取成為北京市有新風設備的模範單位，接受其他幼兒園的參觀和學習。有一天，我去接女兒放學，抬頭看到天花板上大型的機器。我問身邊的一位老師，「那是新風機嗎？」她眼光掃過來，「你們這些家長就知道新風機。其實，對於我們這種大型空間，凈化器更好。我跟你說，領導人的辦公室也是安裝這個設備的。」

我不想質疑，也無從反駁。

極端的霧霾天氣越來越頻繁了。一旦空氣指數超過300，我就捨不得讓女兒上學，守著她在家躲霾。2016年末，我們住在舊的筒子樓宿舍，樓層很薄，我每天清晨五點左右都能聽到樓上的鄰居打開電視機，正如樓下鄰居能聽到我們在房間走路一樣。我安之若素，樓下的男鄰居則坐立不安。只要聽到聲音，他就直接拿棍子敲打暖氣管，通過金屬震動往上傳遞憤怒。我在房間墊上最厚的塑料爬墊，他還是覺得有聲音。深夜，他會悄悄上來我們家門口潑油，用木屑塞進鎖孔。有幾天，在家躲霾的女兒精力無處宣洩，在床上跳，在家裡擺弄玩具。可是，哪怕一個玻璃珠子掉到地上，我都會心驚膽跳，忍不住斥罵女兒，「小聲點，再小聲點」。

有一天夜裡，女兒從夢裡醒來，說肚子餓了。我抱著她走到客廳，挨在一起坐著吃麵包，她很開心，我也很放鬆。那樣的時光，真是久違了。突然，窗外走廊閃過一個黑色人影。高大的男人影子定格在玻璃窗上，正踮腳往裡看。我大喊一聲「誰啊」，那個影子倏忽散去。

那天夜裡，我想了很多可以逃離霧霾的地方，黃山，秦皇島，張家口。有個朋友在杭州附近開民宿，我睡不著，就把他曬在朋友圈裡的民宿照片仔細看了一遍，嚮往了一番那裡的青山綠水。等到天亮，我又面對現實了。我們的工作在北京，女兒在北京上幼兒園，也許逃霾是有錢有閑的人才能實現的。

有一天夜裡，老公和女兒在床上玩，我抱著兒子旁觀。他們在笑，而我笑不出來，神經被憂慮折磨著。女兒嘻嘻鬧鬧地從背後壓過來，用拳頭頂我的脖子。有點疼，只是一點疼而已，不知道為什麼，那一瞬間，爆發為憤怒。我也一拳頂到女兒的脖子，竭斯底里地喊，「媽媽會疼的，我也這樣子，你疼嗎？」女兒嚇呆了。我也驚呆了。老公在旁邊沉默，剛才的笑容還僵硬地留在臉上。

半夜十二點多，我睡不著，滿心的愧疚，一邊流淚，一邊和師妹聊微信。她剛獨自帶著兩個月大的女兒坐火車去香港打疫苗。這種勇氣突然刺激了我。其實，我也可以遠行，不應該再害怕。於是，我搖醒老公，「我向你道歉，晚上的時候，心情太糟糕了。也很對不起女兒。天天窩在家裡，出不去，像等死的感覺。我想帶著孩子們去廣州躲霧霾。」

他說，「那你就去吧。」

3

2016年12月16日，我登上了去廣州的飛機，抱著幼兒，牽著幼女。前幾天，北京市政府已經發出紅色霧霾預警。我訂了早晨的航班，趁著霧霾還沒嚴重，飛機能起飛。

中午時分，廣州白雲機場陽光燦爛，機場高速兩側綠樹蔥蔥。在計程車上，女兒很興奮，大聲歡呼「好熱啊，好熱啊」，一件又一件地脫衣服。我把車窗打開，任憑南方和煦的冬風吹亂了頭髮。在車尾箱里，只有一個行李，是必需的衣物。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能否在廣州短租到房子，女兒能否找到幼兒園，產假後我的工作會在哪裡。我用盲目的樂觀去忽略這些問題。看到陽光曬在兒子的臉上，心裡很輕鬆，滿是透明澄亮的快樂。終於，如釋重負。

下飛機後，我們暫時安頓在親戚凌亂骯髒的出租房裡，然後找了附近所有的房地產中介，登記了求租信息。次日中午，找到了一套公寓，每個房間窗外都是繁茂的枝葉。19號晚上九點多，我抱著兒子在中介處簽合同。房東的母親是退休工人，體諒我的辛苦，次日就熱心地幫忙聯繫小區的私立幼兒園。我女兒幸運，碰上別人離婚，帶孩子回老家，留下空缺的名額。確定了幼兒園，生活突然勢如破竹。

女兒在廣州上幼兒園的第一天，是她五歲的生日。她穿著紅格子的校服裙，背著書包，騎著滑板車，映著晨光去上幼兒園。兒子就在家裡的露天陽台光著腿曬太陽。放學後，女兒在家裡擺弄她的毛絨玩具，給她熊貓和大象都戴上了口罩，問我「媽媽，弟弟幾歲才能戴口罩呀？」

我很詫異，「為什麼弟弟要戴口罩呢？」

「因為霧霾啊。」

「我們已經在廣州了。不用戴口罩。」

我喜歡帶孩子在戶外玩滑梯和鞦韆。在夕陽下，她瘋狂地盪鞦韆，不停地要我推得「更高，更高，高到天空去」。在藍天陽光下，生命可以像水裡的海帶一樣舒展。我給兒女拍了照片，發給北京的師妹。她說，「不敢看，一看就想哭。別人家的孩子無拘無束地玩，我的只能窩在家裡。在辦公室看窗外，如果央視大樓不見了，肯定是霧霾了。我最近很容易哭，好像抑鬱了。」

我忍不住鼓動她也帶著兩個女兒來廣州，重新找工作。她說，「如果分居兩地，家就散了。」這句話讓我的心「砰」地抖了一下。

我何曾沒有過這樣的擔心？在北京，我們的家是完整的。女兒從幼兒園放學，我老公騎車去接。回來後，我在廚房做飯，他躺在床上，讓女兒用腳給他踩背。女兒雙手扶在牆上，左右扭動著屁股，很熟練地均勻用力。在飯桌上，我們倆用花生米下酒，女兒給我們唱幼兒園學來的歌曲。我給女兒讀睡前圖書，他再給女兒講故事。有時候，我需要熬夜寫稿。早晨，他一邊輕聲講故事，一邊哄女兒起床，然後悄無聲息地離開家門，送她去上學。女兒常常很神氣地坐在她爸爸的脖子上，穿過我們院子門口長滿槐花的巷子。我很羨慕，我的童年裡沒有這樣的記憶。在北京的時光，真實滿足，是平凡日子裡的小團圓。我曾經以為，北漂十幾年，就能那樣子安頓下來了。

女兒給玩具帶上口罩。羅潔琪拍攝。

4

2016年11月，北京那個幼兒園的空氣凈化器終於安裝了，可是，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們確定要在廣州繼續生活一段時間。我在這裡寫稿掙錢，雇了保姆，養兒育女。我和老公約定，他爭取每個月來看望我們，他每個月給孩子們寫書信，我給他們讀。我很忐忑，害怕孩子在童年裡失去父親應有的陪伴。

在霧霾非常嚴重時，一個微信群里的媽媽找過我幫忙，在小區幼兒園找個學位。她也想帶著五歲的女兒逃離北京。不過，很快她就沒有下文了，因為逃霾意味著分居，兩個人都在廣州找到合適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她覺得這個決定太艱難了。逃霾是很難經過理性分析再去決定的。我不敢細想，因為想多了，就做不成了。我是閉著眼睛，逼著自己走出了第一步。走到第二步，就會遲疑。

春節前，老公終於過來探望。女兒很興奮，穿上她最愛的恐龍服去小區門口迎接爸爸。每天晚上，都要纏著爸爸一起睡覺，半夜不停地蹬腿，踢被子。我們深受干擾，可是帶著補償的心理，縱容著她。

元宵那天，是分別，他要回北京上班了。女兒問，「爸爸什麼時候再回來？」

「有空就回來。」

「什麼時候有空？」

「現在還不知道。」

聽到父女倆這樣的對話，我在心裡懷疑，目前的生活狀態是不是真的比在北京吸霾更好？他臨走前也認真問我，「你和阿姨兩個人能不能搞定兩個孩子？」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其實，我也慌張。

「房子續租合同別簽太久了。說不定，哪天你又改變主意，想回去了。」

「經過這兩個月，你覺得這種生活狀態可以嗎？」

「在廣州，當然對兩個孩子是最好的。可是，我平常見不到你，也見不到孩子。」

他回去那天，朋友圈裡是一片歡呼雀躍的「北京藍」。可是，我知道，很快霧霾又要來了。我清晰地記得，去年四月，我挺著大肚子採訪張強醫生，寫那篇《醫生出走了》。我和他坐在車裡，在去順義的路上，沿途是一片灰濛濛的霧霾，如入仙境。當時，空氣污染指數將近400，我們在戶外談了幾個小時。我一直忐忑，「採訪的時候，能不能戴口罩？」

「繼續留下，還是回去？」這樣的問題，我平常也沒有多少時間去思考。每天，都疲於應付眼前的生活，得過且過。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要狼狽地照顧孩子們。天一黑，兒子就哭著找媽媽。晚上八點多，女兒又需要我給她讀書，講故事。哭聲此起彼伏，我像消防隊員一樣，東奔西跑地滅火。夜裡十點，等女兒睡下了，我又開始了兩個小時喂一次奶的夜晚。兒子一哭，我就停下寫作，抱起來餵奶。我都記不得那一夜，餵了他多少次。凌晨四點半寫完初稿，剛迷糊糊地睡著，女兒又尿床了。把女兒哄完，已是清晨五點半，兒子開始醒來了。

我天天盼望兒子快點長大，憧憬著他可以跑著，唱著，女兒和兒子都有堅強的身體抵抗霧霾。是的，他們必須要學會抵抗霧霾，畢竟還要回去北京。那是我們的戶口所在地，女兒只能在那裡上小學。中國的戶籍和教育、醫療捆綁在一起，我們活得像樹一樣。

到那時候，我們的逃霾故事也要結束了。無論北京的空氣有多糟，我們都要回去當一株綠蘿。

— —完— —

題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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