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中緬邊界問題截然不同處置結果的背景與原因分析（上）

一、中緬邊界與中印邊界爭端的相似性

（一）都有涉及相當面積的三段邊界領土爭端

1.中緬邊界三段爭端

中緬兩國之間有著2000多公里長的邊界，但在中國強盛的藩屬體制時代,中緬之間並不存在一條近代意義上的國界線，邊界長期處於一種游移狀態，中緬之間正式劃分國界是在英國佔領緬甸以後。緬甸與中國存在爭議的領土分為北、中、南三段。

北段：指西藏察隅以南、尖高山以北、高黎貢山以西、印度阿薩姆以東地區，此段邊界歷史上從未正式劃定。清朝末期，中英兩國分別於1894年和1897年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和《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對尖高山以南的中緬邊界作了明文規定，但雙方在尖高山以北邊界劃分上分歧巨大，遂規定「北緯25度35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線」[2]。尖高山因此成為中緬邊界「北段未定界」的起點。

中段：勐卯三角地，也稱南畹三角地，指南畹河與瑞麗江匯合處的一塊地區，約220平方公里。1897年的《續議緬甸條約附款》規定勐卯三角地屬於中國，英國則以「永租」的名義取得對該地區的管轄權，每年向中國支付1000盧比租金。1948年緬甸獨立後從英國繼承了這一「永租」關係。中華民國政府拒絕接受緬甸政府繳納的「租金」，以示不予承認，但因忙於內戰無暇收回該地。

南段：通過1894年、1897年兩次邊界條約，清政府與英國劃定了尖高山以南的滇緬邊界。1897至1899年，中英兩國先後三次派員實地勘劃中緬邊界，但由於條約約文、附圖的矛盾與錯誤，到1900年4月實地勘界結束，鎮邊廳阿佤山區一段的邊界也沒能達成協議，導致從南帕河與南定河匯流處起至南馬河流入南卡江處一段成為中緬邊界的「南段未定界」。1941年英國製造「1941年線」，將中緬邊界線向中國方向東移幾十公里。

2.中印邊界三段爭端

中印邊界全長約2000公里，歷史上從未正式劃定。爭議地區分東、中、西三段，爭議面積約125，000平方公里。

東段：即中國所稱「藏南」地區（印度在此非法成立了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西起中國、印度、不丹三國的交界處，東至中國、印度、緬甸三國的交界處，爭議面積9萬多平方公里。

西段：指中國新疆南部和西藏東部與印度接壤的邊界地區。印度對新疆阿克賽欽地區的大部分和西藏的巴里加斯地區提出領土要求，總面積達335萬平方公里。阿克賽欽地區位於喀喇昆崙山和昆崙山之間，巴里加斯地區位於西藏阿里噶爾縣西北，獅泉河河谷地區。上述兩地歷史上歷來屬於中國。

中段：從西藏阿里地區與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和印度的交界處起，到中國、印度、尼泊爾三國交界處為止，爭議地區分為四塊，總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包括巨哇、曲惹地區；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區；桑、蔥莎、波林三多地區；烏熱、然沖、拉不底地區。中印中段邊界與東段和西段一樣，兩國之間未訂立任何條約和協議，從來沒有劃定過。但依循歷史沿革的管理範圍，雙方形成了一條傳統習慣線。

（二）都是英國殖民侵略的遺留問題

中緬、中印邊界問題都是英帝國主義侵略擴張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1849年，英國完全侵佔印度。1885年緬甸淪為英國殖民地。清政府默認了英國對緬甸的統治，簽訂《中英緬藏條款》，規定「緬甸循例向中國十年一貢；中英派員會同勘定中緬邊界，邊界通商另立專章」[3]。中緬邊界問題由此產生。中印邊界問題也是源自英國的殖民統治，英國製造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和「約翰遜線」，獨立後印度政府的「西藏緩衝區」設想和「邊疆前進政策」也都繼承自英印殖民當局地緣政治戰略。

1.英國在中緬邊界地區的侵略

（1）英國軍事蠶食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地區。

1894年和1897年的中英邊界條約規定了尖高山以南的中緬邊界，對尖高山以北邊界的劃分因分歧巨大，雙方本決定留待將來再議，但英帝國主義不斷在爭議地區蠶食鯨吞。1911年1月英國佔領片馬，製造了「片馬事件」。英國的侵略行徑遭到當地傈僳族、景頗族人民的激烈反抗。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英國政府停止了與中國政府的交涉，單方面採取軍事行動實現其邊界要求，1927年先後武力侵佔中國的古浪和崗房等地區。片馬、古浪和崗房地區（簡稱「片馬崗地區」）面積約為153平方公里。此後英國雖然不得不承認片馬、崗房、古浪屬於中國，但仍保持對片馬崗地區的佔領。1914年英國在坎底設置葡萄府；1926年趁中國北伐戰爭，出兵強佔恩梅開江和薩爾溫江之間的江心坡地區。到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英國實際上將高黎貢山變為中緬北段未定界地區的實際控制線。緬甸獨立後把上述地區劃入克欽邦，延續英緬政府時期的各項行政設施和管轄。

（2）英國武力炮製「1941年線」，侵佔阿佤山大片地區。

在中緬「南段未定界」，英國侵略者於1927年非法進入雲南滄源地區秘密勘探礦藏。1933年英國開始修築通向礦區的公路，1934年1月派兵侵佔班洪、班老和永邦三個佤族部落共管的爐房銀礦，激起佤族人民的憤怒。班洪王與班老王邀集周圍部落，組成三支武裝抗擊英軍，最終擊退入侵者，收復了失地。但英國並不死心，借中國抗日戰爭急需陸路對外通道之際，以封鎖滇緬公路相要挾，於1941年6月18日，與中國以政府換文的方式劃定阿佤山區邊界，將72%的阿佤山地區，包括部分班洪和全部的班老地區劃給英屬緬甸，史稱「1941年線」。所謂的「1941年線」將中緬邊界線向中國方向東移了幾十公里。但是由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英雙方都沒來得及實地勘測和樹立界樁。緬甸聯邦獨立後將班老、班洪地區劃入撣邦。1952年中國軍隊為追擊敗退到緬甸的國民黨軍已經越過「1941年線」，並在當地駐紮下來。同時，緬軍也在南北兩段未定邊界上向前推進，搶先佔據有爭議的地方[4]。

（3）英國名義上「永租」，實則「永占」中國猛卯三角地。

1894年《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約》簽訂之前，英國借口勘察兩國邊界，未經中國同意就修建了從八莫到勐卯三角地的公路。1897年2月，英國殖民者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其中第二條規定：「??南碗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瀕南莫江支河及蠻秀嶺之壘周尖高山，從此尖高山遵嶺東北至瑞麗江，此段地英國認為中國之地，惟是地乃中國永租與英國管轄，其他之權咸歸英國，中國不用過問，其生年租價若干，嗣後再議。」此後，英國便以「永租」名義強行佔領了中國的猛卯三角地。

2.英國在中印邊界地區的侵略

（1）私劃所謂「麥克馬洪線」，覬覦中國藏南地區。

中印東段邊界爭議產生的原因是所謂的「麥克馬洪線」（麥線）問題，這是中印邊界爭端的核心問題。中印邊界原本是一條傳統習慣線。1913年11月，英國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開了中、英、藏三方代表參加的「西姆拉會議」，會議期間，英國代表亨利·麥克馬洪背著中國政府，私自劃定「麥克馬洪線」作為所謂的「印藏分界線」，威脅利誘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於1914年3月24日簽訂所謂的《西拉姆條約》，並以秘密換文的方式，將「麥克馬洪線」插入到換文地圖中，此線將藏南地區9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對此歷屆中國政府從未予以承認。英國也做賊心虛，秘密換文後一直不敢公布，也不敢改變地圖的歷來劃法，印度官方地圖直到1937年才以「麥線」顯示所謂的「邊界」，但仍註明「邊界未經標定」。在印度獨立之前和獨立之初，中印邊境地區按傳統習慣線劃分的格局從來沒有打破。

（2）私劃所謂「約翰遜線」，覬覦中國阿克賽欽和巴里加斯地區。

19世紀，中國新疆地區逐漸成為英俄角逐中亞的前哨陣地，英國侵略者為了尋找一條侵略中國新疆腹地的捷徑，於1865年派遣英屬印度測量局官員W·H約翰遜潛入南疆地區，從其侵佔的拉達克地區進入阿克賽欽，最後到達新疆的和田。約翰遜通過所謂的「勘察」，繪製了一條所謂的「約翰遜線」（簡稱「約線」），此線將中印邊界從喀喇昆崙山推進到昆崙山，將中國阿克賽欽和巴里加斯地區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英屬印度版圖，企圖將上述地區變成英屬印度克什米爾的一部分。阿克賽欽地區隸屬中國新疆，總面積約43萬平方公里，其中中印爭議地區約3萬平方公里，巴里加斯地區位於傳統習慣線中國西藏一側，包括基古納魯河、烏木隆、碟木綽克(典角)、果洛4塊地方，面積約1900平方公里。但英國政府並未知會當時的清政府。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在阿克賽欽地區修建了新藏公路，印度政府得知後，於1958年10月18日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正式向中國提出對阿克賽欽的領土聲索，中印西段邊界爭端由此產生。但是，阿克賽欽地區始終處在中國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而巴里加斯的部分地區被印度侵佔[5]。

（3）不斷武力蠶食中印邊界中段的藏民村莊和牧場。

中印邊界中段中國邊界以南地區，原屬尼泊爾管轄。英國以武力割占尼泊爾與克什米爾之間的大片地區後，英屬印度才在這一地區與中國西藏接壤。得寸進尺的英印殖民當局把喜馬拉雅山山脊視為此段中印邊界的「理想界線」。一些山口西面或南面的藏族村莊和藏族牧民的傳統牧場，被不斷向前推進的英國殖民者蠶食，單方面劃歸英屬印度。中段邊界爭議地區中的桑、蔥莎地區較早為英國侵佔。印度獨立後派兵進駐上述地區，又陸續蠶食烏熱、然沖、香札、拉不底、波林三多、巨哇、曲惹等地。

（三）中緬、中印雙邊關係屬性的相似性

1.緬甸和印度都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首批正式承認新中國並與之建交的國家

（1）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正式承認新中國的國家。

中緬睦鄰友好關係有著深厚的基礎，兩國山水相連，人民自古和睦相處。兩國近代在反抗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相互同情和支持，共同修築長達1000多公里的滇緬公路，是二戰期間至關重要的國際援華物資戰略通道；中國10萬遠征軍將士曾赴緬抗日，可以說中緬友誼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新中國成立後，中緬兩國關係揭開新的一頁。緬甸於1949年12月16日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希望建立外交關係及互派使節。緬甸成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並於1950年6月8日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2）印度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正式建交的國家。

中國和印度是亞洲兩個最大的文明古國，友好交往源遠流長，兩國有文字記載的交往始於公元前2世紀。中國高僧法顯和玄奘曾到印度求經，印度高僧達摩曾來華傳教，帶動了兩國之間的文化思想交流。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處於反抗英國殖民統治艱苦時期的印度國大黨，在自身條件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儘可能地給予中國人民幫助。尼赫魯在1936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抨擊「不抵抗」政策，表達對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他還曾發起募捐，動員印度民眾捐錢捐物支持中國抗戰。前來支持中國人民抗戰的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大夫曾任八路軍醫院外科主治醫生、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一任院長，1942年12月因病逝世於河北唐縣。印度1947年獨立，1949年12月30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4月1日與新中國建交，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1954年，尼赫魯總理應邀訪華，成為新中國接待的第一位外國首腦。當年北京的機關學校全部放假，幾十萬市民從機場到賓館夾道歡迎尼赫魯，盛況空前。隨後周恩來回訪印度，中印關係一度進入了「Hindi-ChiniBhai-Bhai」（中印人民親如兄弟）的蜜月時期。「1954年雙方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解決了英國遺留的印度在西藏的特權問題。此後兩年，在內地至藏公路修通前，中央駐藏軍政人員供給大半由印度進入」[6]。

2.中、印、緬三國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中緬、中印雙邊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基本處於同一友好水平，三國在國際反殖、反帝鬥爭中並肩協作。緬、印兩國都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拒絕加入並譴責以圍堵新中國為主要目標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在1955年印尼萬隆的「亞非會議」上，緬、印兩國都曾為新中國與亞洲有關國家結交朋友做出了各自努力。

中、印、緬三國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3年底，中國同印度就兩國在西藏地區的關係問題進行談判。12月31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首次提出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原則。1954年，周恩來又先後訪問印度和緬甸，並分別與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時任緬甸總理吳努發表「聯合聲明」，雙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中印、中緬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中、印、緬三國一起將五項原則的精神帶到亞非會議上，深刻影響了「萬隆精神」十項原則的形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在措詞上作了修改，「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即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後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在促進世界和平與國際友好合作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贊同，成為規範國際關係的重要基本原則。

二、截然不同的爭端處置方式和結果

（一）中緬邊界爭端和平解決

1.和平談判簽訂邊界條約

本著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友好協商與互諒互讓的精神，經過長期談判，中緬雙方於1960年1月簽訂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和《中緬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6月，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成立，僅用三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對邊界的勘查、劃定和邊界條約的起草工作。10月1日，周恩來與緬甸總理吳努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

2.中緬邊界解決方案

條約規定中緬三段爭議領土的解決方案如下：（1）北段邊界：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為界（等於中國承認舊地圖上劃在中國境內，但並不實際控制的江心坡地區屬於緬甸），緬甸將片馬、古浪、崗房地區歸還中國（今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2）中段地區：鑒於中緬兩國的平等友好關係，廢除緬甸對猛卯三角地的「永租」關係，而中國考慮到緬甸交通的實際需要，將該地主權移交給緬甸；（3）南段邊界：基本保持「1941年線」，但作為對猛卯三角地的交換，同時為了照顧歷史關係和部落的完整，把「1941年線」劃給緬甸的班老、班洪部落轄區歸還中國。而且，為了便於雙方各自的行政管理，照顧當地居民的部落關係和生產生活上的需要，對「1941年線」的其他部分做出一些公平合理的調整，雙方商定調整六個騎線村寨的歸屬：將緬甸管轄的永和和龍乃兩個寨子劃歸中國；將中國管轄的羊柏、班孔、班弄和班歪四個寨子劃歸緬甸，使這些騎線村寨不再被邊界線所分割。此外，中國政府根據反對外國特權和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的一貫政策，放棄1941年中英換文中規定的中國參與經營緬甸爐房礦產企業的權利。勘界後的中緬邊界線總長2184公里，其中西藏段長187公里米，雲南段長1997公里，在邊界線上豎立了400餘塊界碑。

（二）中印邊界爆發戰爭

1.印度在中印邊界爭議地區的「前進政策」

印度在中印邊界爭議地區採取所謂「前進政策」，設置哨所，蠶食領土。在東段，印度利用朝鮮戰爭時期中國無暇西顧之機不斷向北推進，1951年2月，印度軍隊佔領達旺，到1953年印軍完成了對藏南地區的實際控制，並於1954年在該地區成立所謂「東北邊境特區」。印度當年出版的官方地圖將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和西段「約翰遜線」都標為已定界。在中段，趁中國邊防部隊尚未到達之際，印度政府派軍隊侵佔了中國的波林三多、烏熱、然沖、拉不底等地區。到1958年，印度已經侵佔了中段2000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在西段，印度於1958年向中國政府提交備忘錄，正式提出對阿克賽欽地區的領土要求。

2.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

1959年，中印於8月和10月發生東線的朗久事件和西線的空喀山口衝突，中印邊界局勢緊張升級。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發表公開講話，命令印度軍隊「清除」邊境上的中國軍隊，印軍先後在中印邊界的東西兩段發動炮擊，10月20日中國實施反擊，發動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戰事分兩個階段，前後進行了大約一個月。中國參戰部隊約3萬人，以傷亡2400餘人的代價殲滅印軍近萬人。在西段地區打掉了印軍的入侵據點，在東段地區把印軍趕回了傳統習慣線。在完成痛擊印軍的既定戰役目標後，1962年11月21日，中國突然宣布單方面停火，並將繳獲的印軍物資和俘虜的印度戰俘歸還印方，隨後中國軍隊撤出了在藏南攻克的地區，一直退到衝突發生前的實際控制線後20公里處。但在中國撤軍之後，印軍旋即重新佔據了絕大部分藏南地區[7]。而在西線的阿克賽欽地區，印度在嚴陣以待的中國軍隊面前未敢再次染指。

三影響中緬、中印邊界爭端不同處置路徑的背景和原因

從前文所述可以看出中緬、中印邊界問題在邊界屬性、爭端起源和國家關係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結果卻截然不同。中緬邊界秉承互諒互讓原則迅速得以解決，成為新中國妥善解決領土邊界問題的範例，而中印邊界爭端走向戰爭，至今未得到解決，給兩國關係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以下因素可以解釋中印、中緬邊界爭端為何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

（一）印度霸權式的地緣戰略和擴張性的領土政策

1.尼赫魯的「大國」夢和欲變西藏為中印之間「緩衝國」的幻想

印度無論從人口還是面積上都是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尼赫魯在其《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宣稱：「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8]，「印度將發展成為印度洋、東南亞，直至中東地區的經濟政治活動中心」[9]。「大國情結」與印度民族主義一樣對尼赫魯政府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態度有著巨大影響。在印度決策者的認知系統中,如果接受中國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的主張，那就等於屈從中國的壓力，損害印度的大國形象??基於這種認知，拒絕中國有關邊界談判的建議就是一種必然的邏輯結果[10]。

印度繼承自英印政府的地緣野心是中印邊界爭端的根源，其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是中印關係惡化乃至影響邊界問題解決的重要原因。在地緣安全戰略方面，印度沿襲了英印殖民政府的思維，將尼泊爾、錫金、不丹等南亞鄰國看作印度安全體系的組成部分，同時希望西藏能夠成為中印之間的「緩衝國」。1951年中國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印度「緩衝國」的幻想徹底破滅，中國政府在西藏的駐軍使中國從「潛在的威脅」變成「眼前的威脅」，於是印度政府開始採取兩面政策，表面上奉行對華友好政策，暗地裡支持慫恿「藏獨」。對此周恩來指出：「印度一部分上層人士希望西藏落後的制度不變，保持西藏『緩衝國』的想法，在西藏反動集團中起了很大作用。西藏反動分子紛紛到噶倫堡去，他們同蔣介石、美國、英國的特務來往活動，沒有印度的許可是搞不成的。」[11]1959年3月，西藏上層集團發動全面武裝叛亂，4月達賴出逃印度，印度不但給予庇護，還撥出達蘭薩拉給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留駐，同時指責中國政府違背了西藏自治的承諾。在中國政府看來，印度干涉中國內政、試圖分裂西藏是「美印蘇反華同盟」弱化中國的首要手段[12]，必須採取有力的反擊。印度在「西藏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削弱了雙方的互信，損害了兩國原有的睦鄰友好關係，並最終導致兩國的敵對與邊界戰爭。中國發動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為了教訓印度慫恿和庇護「藏獨」的行徑以及震懾達賴集團。過去中國學界在這一點上的關注和論述不夠，但印度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已經注意和強調這一點。

2.印度拒絕談判和妥協、一味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擴張性領土政策

印度不但否定領土爭端的存在，還多次拒絕中國提出的建設性解決方案，一味謀求領土利益的最大化。印度政府拒絕談判妥協，拒絕凍結現狀，拒絕脫離接觸，也拒絕「以東換西」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事後受命研究總結印度失敗原因的內部報告指出：「尼赫魯政府決定通過另外一個方式解決此問題，即是單方面研究並決定印中邊境的合適的分界並拒絕和北京談判。除非北京不可思議地接受印度單方面隨意地對中國邊界施加影響並侵佔其領土的行為，尼赫魯必然導致衝突。」[13]英國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曾如此評價印度的邊界政策：印度「尋求獨自決定印度與中國的邊界應當坐落在哪裡，然後將它選定的邊界線強加給北京，拒絕就此進行談判。除非北京屈服於印度對阿克賽欽和麥克馬洪線以北地區的領土要求，否則衝突是不可避免的。」[14]

尼赫魯政府拒絕承認中印邊界存在爭議的事實，認為在1954年的《中印西藏協議》中就已經解決了兩國之間的所有問題。1959年3月，尼赫魯致信周恩來，要求將有爭議的125萬平方公里領土全部劃歸印度[15]。

印度推行所謂「前進政策」。從1961年開始的印度「前進政策」，不但向中印邊境增調軍隊，甚至到中國邊防軍的後方設置據點。中國一直警告如果印度不停止它的擴張行動，中國軍隊將被迫反擊。1959年中國平息西藏叛亂之後，印度開始大量增加軍費，購買外國飛機、坦克、導彈等先進武器裝備，積極擴軍備戰。同年8月和10月，印軍挑起東線的朗久事件和西線的空喀山口衝突。

印度拒絕中國提出的凍結現狀的危機管控方案。中國不承認麥克馬洪線，但承認實際控制線。1959年中印邊界局勢緊張升級之際，周恩來正式向印度提出雙方從邊界實際控制線各後撤20公里，建立非軍事區以避免衝突的建議，這就是1959年11月7日雙方控制線的來歷。這條控制線，在中印邊界東段就是麥克馬洪線；在西段，是中印傳統邊界線。1960年，周恩來總理親赴印度商談邊界問題，再次提出雙方邊界守軍從各自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的建議，在遭到印度拒絕的情況下，中國仍然單方面執行了這項提議。

在中印領土爭端中，「印方採取了『寸土必爭』的方針，多次拒絕中方提出的建設性提案」[16]，頑固謀求己方利益最大化，對中國遞來的橄欖枝不屑一顧。1960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訪印，向印方提出「以東換西」（即東段爭議地區換取西段爭議地區的「棄東保西」）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如果印方接受，中印局勢勢必得到緩和，為日後和談創造條件。但尼赫魯不接受中方的建議，認為「在邊界問題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問題」[17]，堅持索要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致使中國政府的這一巨大讓步沒能達到預想效果。印度將中國的和平誠意視為軟弱可欺，拒絕「以東換西」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無視中國的底線，錯失和平解決的良機，最終導致事情滑向最壞的方向。

印度政府還極力圖謀將中印邊界問題國際化。為了在國際社會上先聲奪人，印度將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照會、聲明、信函公之於眾。1960—1962年的「照會戰」將中印邊界問題國際化，把兩國間的談判內容公諸國際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首先，邊界爭端細節的公開助長了兩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寸土得失都會被上升到國家尊嚴層面的輿論氛圍下，兩國政府政策轉寰的餘地都大大受限，加大了雙邊談判的難度。其次，「在『照會戰』、『宣傳戰』中，中印雙方均將自己關於邊界問題的立場、態度公布得清清楚楚，一覽無遺，使得國際社會對邊界的走向和雙方的實際控制線了如指掌。事到如此，任何一方的妥協、讓步都意味著國家尊嚴的喪失、民族自尊心的傷害,這無疑將中印雙方逼到了非開戰不可的地步」[18]。

3.尼赫魯的自負、誤判和投機

尼赫魯自以為可以製造既成事實迫使中國接受。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後，印度一方面及早與中國建交，發展友好關係，同時又悄悄地向麥克馬洪線不斷推進，在外交交往中則不提邊界一事，以期讓中國接受既成事實。

1959年中印邊界爭端浮出水面之後三年間，恰逢中國國內因大躍進失敗和嚴重自然災害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海峽對岸台灣當局積極準備「反攻大陸」，國際上中蘇分歧加劇，「美國在中南半島升級對越南的戰爭」[19]。印度政府認為「中國正處在美蘇的雙重壓力之下，乘此時在邊界問題上逼中國做出相應的讓步和妥協是可能的」[20]，「1961年出兵葡萄牙屬地果阿的成功事例強化了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認知，即堅持推行『前進政策』，只要把中印邊界全線推進到自己認知的邊界並造成既成事實，中國就不得不接受邊界現狀」[21]。尼赫魯認定在中國內外交困之時，正是把喜馬拉雅山山脊變成其「理想邊界」的好機會，嚴重低估新中國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與能力，誤判中國不會對印度的「前進戰略」做出強硬反應。正如印度專家戰後分析的那樣：「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以及他的國防部長V·K克里什那·梅農（VKKrishnaMenon）自以為是地相信即使印度奉行『前進戰略』，中國也不敢進攻印度。前進戰略和對中國不會作為的判斷得到了當時的情報局長B·N穆利克（BNMullick）的堅決支持。不幸的印度前線的軍隊被命令掃蕩比自己強大的中國軍隊。但很快他們就認識到：如果尼赫魯宣布對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軍隊不會坐以待斃。」[22]

尼赫魯借召開萬隆會議和發起不結盟運動在第三世界樹立起較高的威望，自以為是不結盟運動的的領袖，國際同情和支持在印度一方，甚至某種程度上還自戀有恩於中國；自恃印度軍隊作為英軍的一部分參加過二戰，並取得過不俗戰績；仗恃印度作為兩大陣營的調解人與美蘇都有良好關係，而中國與美關係敵對，與蘇關係破裂。因此，斗膽挑釁，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尼赫魯以麥克阿瑟式的狂妄，低估了中國的決心和能力。尼赫魯以己度人，投機取巧，想借中國「內外交困」大撈一把，結果沒想到被對手毛澤東將痛擊印度當成「解困脫套」的一招棋，趁著美蘇纏鬥於古巴導彈危機而無暇顧及，結結實實地給了印度一個又狠又痛、印象深刻的教訓，並為其正在醞釀的中國內外政策重大調整提供了根據。戰爭失敗後兩年，年事已高、鬱鬱寡歡的尼赫魯就因病去世了，為自己的自負、誤判和投機付出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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