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宗教信仰

本文於2016年7月10日發表於「騰訊·大家」專欄。

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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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主義的時代，科學家（尤其是自然科學家）常常被視為理性與真理的化身。因此一般人在討論「神是否存在」、「應不應該信仰宗教」這樣的問題時，也熱衷於引用各種（或真或假的）關於科學家宗教信仰狀況的說法，為本方立場張目。

這個任務對反宗教人士而言相對簡單——畢竟迄今所有調查都發現，科學家群體中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遠遠低於普通公眾。比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9年對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下簡稱AAAS）超過2500名科學家會員的訪談顯示，41%受訪者完全不相信上帝或其它任何神格力量的存在，另有7%對此採取不可知論的態度。這與美國普通民眾的宗教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後者的這兩個比例分別只有4%和1%，其餘83%相信上帝存在，12%信奉其它宗教。

有趣的是，由於「無神論（atheism）」一詞在美國政治中長期遭到污名化，因此儘管受訪科學家有41%實際上持無神論立場、7%實際上持不可知論立場，但在問到具體教派歸屬時，只有17%自稱「無神論者（atheist）」，而有11%自稱「不可知論者（agnostic）」、20%自稱「無特別歸屬」。這既提醒我們，科學家（和我們所有人一樣）是受到社會文化環境影響的肉體凡胎，也再次說明了引用一項調查數據時必須對相關的方法和背景有所了解，否則便容易遭到誤導。

無論如何，科學家與公眾在宗教信仰上的巨大差異，對科學主義時代的宗教人士而言絕非利好。倘若後者試圖在科學主義的話語框架下為宗教辯護，那麼除了編造「愛因斯坦信仰上帝」之類的謠言外，可資利用的工具寥寥無幾，1969年的「卡內基委員會全美高等教育調查：教員研究（Carnegie Commission National Survey of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Study）」幾乎是唯一的數據憑藉。這份調查訪談了六萬多名美國學者，發現受訪數學家與統計學家中有60%自稱「宗教人」，而這個比例在物理科學家與生命科學家中均為55%，在社會科學家中則只有45%；更有甚者，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宗教信仰比例也存在顯著差異，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及人類學家中自稱「宗教人」的比例依次為51%、50%、49%、33%與29%（Stark & Finke 2000: 53）。

儘管在卡內基委員會的調查樣本中，即便「宗教人」比例最高的群體（數學家與統計學家），較之普通公眾的相應比例仍舊望塵莫及，但這份調查體現的學科差異，卻為宗教人士提供了一種極其符合科學主義話語模式的說辭。畢竟在一般人看來，數學與自然科學的「科學性」遠遠高於社會科學，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科學性」又遠遠高於心理學和人類學。因此人們很自然地從這份調查中得出結論：越是「科學性」高的學科，「宗教人」的比例就越高——接下來的推論，也就不言自明了。

拋開科學主義思維的對錯不提，卡內基委員會的調查結果究竟能否證明不同科學學科與宗教信仰比例之間存在相關性？宗教社會學家厄克蘭德（Elaine Howard Ecklund）於2005至2008年間主持的「學院科學家之中的宗教（Religion Among Academic Scientists，以下簡稱RAAS）」項目（Ecklund & Scheitle 2007; Ecklund et al. 2008; Ecklund 2010），經過對美國21所頂級高校1646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學者的訪談，發現卡內基委員會當年的樣本由於缺乏歷時比較，而存在嚴重的誤導性。

根據RAAS的調查結果，美國當代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宗教信仰狀況整體上相差無幾，並且物理學家與生物學家的無神論比例顯著地高於其它被調查的學科，只是被化學家拖了自然科學的後腿（見下表，據Ecklund & Scheitle 2007: 296計算）。這與皮尤研究中心對AAAS會員的調查結果（化學家信仰上帝的比例高出其它學科11個百分點左右）十分吻合，但卻和卡內基委員會1969年調查所暗示的由「科學性」導致的學科差異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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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這兩次調查結論的衝突？厄克蘭德等人分析RAAS樣本後發現，不同學科學者在宗教信仰上的統計差異，並非源於學科本身的特性，而是來自這些學者某些特定的人口學背景，尤其一點：是否成長在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

儘管科學家們在進入科研領域後，其「科學工作者」身份會逐漸成為一種「主導性的身份認同（master identity）」，並有效地抹平性別、種族等常見人口學因素造成的宗教信仰差異（比如在美國普通公眾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高於男性，但在科學家群體中，不同性別在宗教信仰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卻難以完全抵消小時候受到的宗教影響。那些在進入科研領域後仍舊信仰（或者重新皈依）宗教的科學家們，絕大多數都有著相當宗教化的童年經歷。

將RAAS樣本與卡內基委員會調查樣本對比同樣顯示，家庭宗教背景的影響一直是導致科學家宗教信仰的最主要因素。1969年任職於美國頂級高校的科學家中，有89.9%在16歲前是猶太-基督教徒，受訪時這一比例降到48.8%，信仰保持率為53.8%；2005年任職於美國頂級高校的科學家中，有79.7%在16歲前是猶太-基督教徒，受訪時這一比例降到41.8%，信仰保持率為52.4%，同1969年相差無幾（見下表，據Ecklund et al. 2008: 1814-1815計算）。

此外，儘管在1969年時，社會科學家的猶太-基督教信仰保持率（49.4%）低於自然科學家（58.5%），但這個狀況到2005年卻顛倒了過來（社會科學家54.1%、自然科學家50.5%），說明不同學科的宗教信仰比例差異並非來自學科本身，而是源於學科與特定時代背景及社會文化環境的互動。比如一種可能的解釋是，1969年正值美國校園左翼運動的高潮，而社會科學家可能比自然科學家更傾向於介入社會運動，因此在價值觀上受到更多來自左翼的影響，內化了更為激進的去宗教化態度；一旦美國政治進入了「常態化」階段，社會科學界在去宗教化方面領先自然科學界的身位被後者逐漸趕超，便也沒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了。

不但如此，將RAAS樣本與卡內基委員會樣本進行歷時對比，還有助於消除不同宗教之間的一些偏見。比如1969年任職於頂級高校的受訪科學家中，有55.9%來自於新教家庭，但只有10.4%來自天主教家庭；而根據蓋洛普（Gallop）民調，當時美國公眾有64%是新教徒、27%是天主教徒（這個比例在之前幾十年中只有小幅變化，比如1948年二者比例分別為69%與22%）。換句話說，根據這個樣本，天主教家庭的「科學家成材率」遠遠低於新教家庭。在當時的美國，這個調查結果被很多人用來作為「天主教本身比新教反智、不重視兒童的科學教育」的證據。

然而在2005年的RAAS樣本中，頂級高校科學家出身新教家庭的比例降到了39.2%，與以往一樣略低於同期蓋洛普民調的新教人口比例（49%）；反之，出身天主教家庭的比例卻上升到了22.1%，基本與同期的天主教人口比例（23%）持平。回頭來看，我們就會發現，1969年樣本中天主教家庭的劣勢，極有可能無關乎天主教與新教本身對智識與教育的態度，而來自於那個時代美國主流社會對天主教徒尚存的歧視〖參考今天推送的另外一篇文章《美國政黨體系流變（三）向左走，向右走》〗；隨著歧視的消除，天主教家庭相對於新教家庭的教育表現自然也就穩步上升。

總之，通過與RAAS樣本的對比，可以發現卡內基委員會1969年的調查並不支持「（在科學主義話語中）『科學性』越高的學科『宗教人』比例越高」這個結論。

另一方面，不論卡內基委員會、RAAS還是其它調查，都得出了共同的結論：科學家中非宗教信徒的比例遠高於普通公眾，並且從事科學研究具有相當強的去宗教化效應（儘管這一效應並不足以完全抵消童年宗教背景的影響）。近年的心理學研究紛紛顯示，分析型與反思型的認知模式總體上會削弱宗教信仰、促進無神論態度（Pennycook et al. 2012; Shenhav et al. 2012; Norenzayan & Gervais 2013），而科研工作對分析與反思能力的培養，或許正是科學這種去宗教化效應的關鍵。

§3

不過，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之間的宗教信仰差異不顯著，並不意味著科學之外的其它學科同樣如此。事實上，在當代西方學術界，宗教信仰比例最低的群體既不是自然科學家，也不是社會科學家；去宗教化最為決絕者，非哲學家莫屬。

2009年，研究者設計了一份針對專業哲學學者的問卷（PhilPapers Survey），一方面主動聯繫任職於英語世界及歐洲大陸99所頂級哲學系的教授，共收集到931份樣本作為目標組，另一方面將問卷掛在哲學論文網站上開放回答，共收集到2295份樣本作為對照組，兩組答案差異並不顯著。

根據目標組的結果，哲學家中接受或傾向於接受無神論（atheism）的比例高達72.8%，其中堅定的無神論者佔61.9%，傾向但並不堅定者佔11.0%；接受或傾向於接受主神論（theism，即傳統上的一元至高神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者只有14.6%，其中堅定的主神論者佔10.6%，傾向但並不堅定者佔4.0%；此外，接受或傾向不可知論者（agnosticism）佔5.5%——如果把無神論與不可知論均視為「無宗教信仰」的話，則其總數達到78.3%（Bourget & Chalmers 2014: 494）。

換句話說，哲學家群體的無神論比例和「無宗教信仰」比例，不但與普通公眾判若霄壤，也遠遠甩開卡內基委員會、AAAS會員、RAAS等各種調查樣本中科學家群體的相應比例（見下圖；哲學家、科學家及公眾數據分別來自Bourget & Chalmers 2014: 483, 494; Ecklund & Scheitle 2007: 296及皮尤調查中心2006年報告，對比僅供參考）。

有趣的是，這個調查還發現，儘管受訪的哲學家絕大多數是無神論者，但在專攻宗教哲學的受訪哲學家中，情況卻正好相反。如果把「不專攻宗教哲學的哲學家」與「專攻宗教哲學的哲學家」分開統計，那麼前者的無神論比例將會高達86.8%，而後者的無神論比例則驟降到20.9%（Bourget & Chalmers 2014: 483）。在這個問題上，「內行」與「外行」的分歧達到驚人的65.9%，遠遠高於排名第二的問題「命題真值是否隨語境改變」（專攻認識論的哲學家有61.4%認為不隨語境改變，不專攻認識論的哲學家只有32.8%持同樣看法，差距僅為28.6%）。

怎麼解釋宗教哲學家和非宗教哲學家的巨大分歧呢？我們可以提出兩種基本的假說。

一是「專家知識假說（Expert Knowledge Hypothesis）」：學術研究隔行如隔山，這個領域的專家，到了那個領域可能就是完全的外行；在任何一個特定的領域內，我們都必須首先聽取相應領域專家的意見——畢竟越是專門的研究者，對這個領域就越了解和精通，其判斷也就越有權威。倘若一群理論物理學家，和一群流體力學家，就「量子力學究竟是對是錯」發生了爭論，我們一定會首先聽從這群理論物理學家的意見；類似地，倘若一群語言哲學家或政治哲學家，和一群宗教哲學家，就「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發生了爭論，我們難道不也應該首先聽從這群宗教哲學家的意見嗎？換句話說，既然宗教哲學家們絕大多數都是有神論者，那麼無論專攻其它領域的哲學家有多少是無神論者，我們都更有理由把注押在有神論這邊。

二是「選擇偏見假說（Selection Bias Hypothesis）」：並不是任何看似學術的研究領域都具有同樣的學術信譽；某些領域或者出於內在的「偽學術」性質，或者出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甚至學科內部的人事關係，而更容易招徠本來就有特定信念或動機的人，導致相應領域的「專家」樣本從一開始就存在偏差。比如星相學這個東西，不是星座迷的話極少有人會在這上頭浪費時間，結果就導致一堆「星相學專家」到處招搖撞騙。當然，宗教哲學本身未必是星相學這樣的偽學術，但是一來對宗教哲學是否感興趣，很可能取決於你有多大的宗教熱情，二來在當代西方（尤其美國）的宗教哲學界，基督教辯護士把持著絕大部分學術資源，更加導致對無神論者（以及其它宗教信徒）的排擠。事實上，近年來美國的宗教哲學界已經有人開始反思本領域黨同伐異、視野狹隘、神學味太濃而哲學性欠缺等問題（Draper & Nichols 2013）。鑒於該領域存在嚴重的選擇偏見，「內行」與「外行」在「專業問題」上的分歧，恰恰意味著「內行」立場（有神論）更有可能是錯的，而「外行」立場（無神論）更有可能是對的。

哪種假說更靠譜？宗教哲學家德克魯茲（Helen De Cruz）於2013年進行的一項待發表的對151名宗教哲學家的深度訪談顯示，在進入宗教哲學領域後，有更多人從有神論者變成了無神論者，而不是相反；在仍然保持宗教信仰的宗教哲學家中，絕大多數人對宗教信仰的熱情程度有所降低，對原本深信的教義產生懷疑。這個結果說明，和從事科學研究及其它哲學研究一樣，從事宗教哲學研究也具有去宗教化的作用；宗教哲學家群體的高比例有神論，並非來自對宗教哲學的「專家知識」，而是來自宗教哲學入門者的「選擇偏差」，此後這種偏差會隨著研究的深入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矯正。換言之，僅就哲學家內部的宗教信仰分布而言，無神論更有可能是對的，有神論更有可能是錯的。

§4

當然，任何統計數據都只是對相關性或可靠性的旁證，並不能直接由此推斷不同立場的正誤。有神論與無神論孰對孰錯，最終還是要落實到雙方的論證力度。而哲學家們之所以一邊倒地支持無神論，恰恰是因為後者在哲學交鋒中的節節勝利：

一方面，用以支持有神論（特別是主神論）的種種策略，無論是傳統上的各類「本體論論證（ontological arguments）」、「宇宙論論證（cosmological arguments）」、「目的論論證（teleological arguments）」、「道德論證（moral arguments）」，還是更晚近的「改革宗認識論（reformed epistemology）」、「反自然主義演化論證（evolutionary argument against naturalism）」等等，均已遭到詳盡的反駁，偶有支持者耗盡心力開發出改進的版本，都會被迅速指出換湯不換藥地潛藏著重大邏輯缺陷；

另一方面，儘管主神論（以及其它有神論）有辦法抵禦各類「經驗論證（empirical arguments）」以及「全能悖論（omnipotence paradox）」、「簡約性論證（argument from parsimony）」等常見的詰問，但在應對其它一些反駁，特別是與道德論述密切相關的「尤敘弗倫困境（Euthyphro dilemma）」、「罪惡問題（problem of evil）」〖點擊閱讀《上帝與罪惡問題》〗等詰難時，卻一向力不從心，無論如何騰挪招架，總是落在下風。以至於在當代絕大多數哲學家眼中，再去正兒八經地研究「上帝是否存在」之類問題純屬浪費時間，頂多參與一下相關公共辯論開啟民智即可。

這也便解釋了，為何儘管科學研究和哲學研究同樣重視對分析能力與反思能力的培養，但前者的去宗教化效應卻顯著地小於後者。誠然，科學在現代世界的世俗化上起到了無以替代的推動作用，也對目的論論證、反自然主義演化論證等特定的神學論述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但是像「上帝是否存在」這樣的神學問題本質上是哲學問題而非科學問題，科學上的經驗研究對有神論只能打擊到一定限度，此後的工作便需交由哲學上的邏輯推理與反思平衡來接力完成。許多科學家因此親近波普爾（Karl Popper）的「證偽理論」，認為神學主張雖不靠譜卻無法從經驗上證偽，只能採取不可知論的態度，隨它去吧；而接受過良好哲學訓練者則能更進一步，堅定地站在無神論的立場上。

話說回來，當代從無神論轉向有神論的哲學家雖然罕見，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已故英國哲學家傅盧（Antony Flew）要算這方面比較有名的例子。曾經長期積极參与公共辯論、力挺無神論的他，卻在八十高齡宣布轉投理神論（deism，相信存在一位只參與創世但不干預其後世界運行的至高神）陣營，成為本世紀初英國哲學界的一樁公案。傅盧隨後出版的「心路歷程」《存在一個上帝》（Flew & Varghese 2007），因為充斥著入門級的邏輯謬誤和錯漏百出的個人細節（比如搞錯朋友的名字、編造和同僚的通信、忽略若干關鍵的會議經歷及討論等），而一度被懷疑為代筆甚至冒充之作。儘管後來傅盧出面擔保此書確系口授親傳，但其摯友也指出，傅盧恰好是在皈依理神論前不久，開始表現出阿爾茲海默症的跡象。

哲學作為一門高度依賴思維能力的學科，年老智衰是個中人物永恆的困擾。不少著名的哲學家晚年時會突然寫出一兩部質量慘不忍睹的著作，令人大發英雄遲暮美人白頭之嘆。比如傅盧曾經的論敵達米特（Michael Dummett）生前收官之作《哲學的性質與未來》（Dummett 2010）、已近耄耋之齡的美國哲學家內格爾（Thomas Nagel）近年的《心智與宇宙》（Nagel 2012）等等，出版後都令哲學界大呼失望，集體吐槽。傅盧在哲學史上的分量雖然不及達米特和內格爾，暮年境況卻頗有相似之處。

儘管有基督徒為宣傳起見，將皈依前的傅盧吹噓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被公認為是當代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無神論哲學家」，而且早年的他確實也在無神論的公共傳播上做出了不小貢獻，但其公眾影響力局限於英國一隅，遠遜於「新無神論四騎士」之一的哲學界晚輩丹內特（Daniel Dennett）；至於學術成就，傅盧更算不上無神論哲學家中的佼佼者，甚至就連與常年同他論戰的達米特、斯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以及美國的普蘭廷伽（Alvin Plantinga）等當代著名的基督教哲學家對比，傅盧都相形見絀。基督徒們對他的過譽，其實也從側面印證了，像傅盧這樣從無神論轉投有神論的哲學家有多麼奇貨可居。

與此相反，從有神論轉投無神論的當代哲學家中，倒是不乏各個哲學領域真正的領軍人物，比如羅爾斯（John Rawls）、斯馬特（J. J. C. Smart）、辛諾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等等。羅爾斯曾撰寫《論我的宗教》一文（Rawls 2010: 259-269），回顧其放棄宗教信仰的過程；此外，2007年有人編輯過一本題為《無神的哲學家們》（Antony 2007）的文集，輯錄辛諾特-阿姆斯特朗、丹內特、劉易斯（David Lewis）等著名哲學家所講述的各自成為無神論者的前因後果。該書從學術角度而言自然難稱獨到，但作為入門或休閑讀物，卻頗值得一觀。

參考文獻

- Antony, Louise M. (2007, ed.).Philosophers without Gods: Meditations on Atheism and the Secular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mmett, Michael (2010).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Philosoph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Ecklund, Elaine Howard (2010).Science Vs. Religion: What Scientists Really Thin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w, Antony, and Roy Abraham Varghese (2007).There Is a God: How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Atheist Changed His Mind.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 Nagle, Thomas (2012).Mind and Cosmos: Why the Materialist Neo-Darwinian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lmost Certainly Fal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enzayan, Ara, and Will M. Gervais (2013). "The Origins of Religious Disbelief",Trends in CognitiveSciences17(1): 20-25.

- Rawls, John (2010).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 Edited by Thomas Nag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ark, Rodney, and Roger Finke (2000).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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