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憤怒殺辱母者，量刑關鍵不能少了警察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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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警察扮演的角色及其實際不作為，形成了相互催化的死循環：高利貸者可惡，於歡殺人，警察瀆職，司法無為。

文寇步金

山東聊城發生的一起暴力催逼高利債導致殺人事件，最後死的是逼債的，殺人者是欠債人蘇銀霞的兒子於歡。2月17日，聊城中級法院一審以於歡故意傷害罪成立，判處無期徒刑。南方周末3月23日報道了此事，因為一個關鍵情節，激發群憤沸騰。

這個情節就是暴力催債團主事的升級了羞辱手段，當著於歡的面，掏出生殖器磨蹭蘇銀霞的臉面，給予母子人倫以公然的重擊。此後，警方接警進入被催債團關閉的蘇銀霞工廠接待室，旋即離開，臨走前拋下一句話：要賬可以，不要動手打人。

對於這個出警模式及其後果，一審判決的認定相當克制，「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急迫性」。這個解釋，是否定辯護律師防衛過當的理由，然而個中關鍵，不在防衛與否，而在於警方過錯。

法院認定派出所出警的情況下，被侵害危險性較小，事實上警察出警又離開，擴大了於歡的恐懼感，擴散了被侵害危險：對施暴者來說，叫警察也沒用，無非是輕描淡寫的說一句沒用的，所以他們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對於歡來說，警察離開加重了孤立無望。

殺人動作就發生在警察離開於歡蘇銀霞被非法羈押的會議室幾分鐘。這個後果，證實了警察沒有消除危險就離開是一種導致殺人事件的催化劑。也間接否定了判決書中對「危險性」的描述。即使法院克製表達，但「危險性較小」也還是危險性，而且這個危險沒有被警察消除。

法律不該強人所難，判斷標準應該是普通人在那種情況下是不是也會有類似反應，如果有，法律就不能強人所難，就該理解他的舉動。陷入高利貸陷阱被鎖定，固然是可惡可悲，但設想一下，但凡一個人的母親遭受如此污辱，擊殺施暴者是不是就該被理解？

基層派出所在處置糾紛時，因為各種原因，會傾向於少捲入的做事風格，養成了一些習以為常的出警習慣。比如，不見動手就不會捉人。暴力催債團將於歡母子困在自家工廠，限制人身自由。要警察願意，也可以認為是不存在「衝突」，這從警察撂下的那句話可見奧妙。

有關本案中的「衝突」問題，對於警察出警後在事實上不認為存在的「衝突」，與判決中認定於歡「不能正確處理衝突」，構成了一個顯著的矛盾，司法流程沒有解決這個矛盾。儘管判決書中用「危險性較小」來打圓場，但以此排除警方過錯，依舊暴露了一審的缺陷。

辯護律師以防衛過當作辯，但即使是防衛過當致人死亡，或許也可以有無期判決。防衛過當的策略，可以凸顯受害人過錯，但對於警方過錯沒有涉及，這對於量刑本身的考量不具備實質影響。一審法庭否認防衛過當，著重在於歡與受害人互動，挑選了最容易的量刑邏輯。

本案中另外三名被於歡所傷的催債人，兩人已經提請了附帶民事訴訟。11名催債人涉嫌非法監禁等罪名姑且不論，現在還繼續糾纏追擊，這也算是此案判決中叫人遺憾的部分。高利貸者可惡，有罪不問；警察瀆職，有意放過，於歡殺人案一審實在是缺陷多多。

南方周末這個報道上網之後，激發了讀者強烈反響，一邊倒地同情並理解於歡的激憤殺人，同時認為這個判決是對更多人的羞辱。從社會反響上看，是暴力逼債團的人倫羞辱引爆了輿論關注；但從司法判決看，警察瀆職引發的殺人事件，不被追責問罪更容易激起公憤。

民間高利貸引發的暴力肆虐，早已是底層中國的現象級國情，上線吞噬下線，下家死磕上家。本案中，警察扮演的角色及其實際不作為，構成這種現象的一部分，並與這個現象形成了相互催化的死循環：高利貸者可惡，於歡殺人，警察瀆職，司法無為。

總而言之，本案屬於激憤殺人，無期的量刑過重。受害人嚴重過錯，在救助警察無效的情況下，救濟途徑已窮盡，臨時起意殺人。警察離去是事件發酵的關鍵點。司法實踐中這類因為對方嚴重過錯導致的殺人案件，一般量刑在十年，也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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