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觀天下講壇」：中國人對歷史的基本共識，就這麼難達成？

【秦朝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啟大一統時代的重要意義，兩千多年來背負了種種讚譽與罵名；而在大國崛起之時，電視劇《大秦帝國·崛起》在許多人眼中有了別樣的意義。

3月25日，觀察者網「觀天下講壇」特別邀請《大秦帝國》小說作者孫皓暉先生與上海春秋髮展戰略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對談，縱論「大秦帝國與今日之中國」。本文為孫皓暉的演講實錄。】

大家都知道《大秦帝國》發布這幾年來，它的主要內容及基本理念在社會上已經傳播得相當廣泛，大家是熟悉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主要體現在三個基本方面。

第一，它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把我們統一文明的創建這個歷史階段單獨劃分出來，做了一個全方位的呈現。在以某一個時代作為描寫對象的中國歷史小說中，呈現這段歷史的應該說還沒有。

第二，在《大秦帝國》裡面全方位呈現和開掘了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優秀核心價值觀體系。大家讀《大秦帝國》，之所以熱愛它，也是因為熱愛它所傳遞的那個時代的陽光精神，那個時代的大真精神，那個時代紛爭不息的變化精神等等。

第三，《大秦帝國》作為一部歷史小說，既通過史料又通過文學形象，比較全方位地呈現了中國文明在第一次大轉折時期所提供的歷史經驗和歷史教訓。

如果我們說中國文明要從大禹治水開始說起的話，那麼我們從原始社會進入到國家時代是一個轉折。從分治文明走向統一文明，創造了統一文明又是一個轉折。到今天就是第三個轉折，要從農耕時代創建工業時代新的中國文明體系。所以在中間這個轉折，也就是秦帝國所完成的文明轉折和文明創建中，所反映的歷史經驗和它所提供的歷史教訓，是我們這個時代尤其應該注意的。

正因為《大秦帝國》本身它是一個精神本位的作品，所以人們討論《大秦帝國》，總是免不了很多歷史的基本問題。我覺得從十多年以來展開的討論來說，以上海觀察者網文揚老師發表的三篇文章為標誌，討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關於《大秦帝國》的爭論實質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文揚老師的文章以及觀察者網其他對《大秦帝國》的評論文章，都把對《大秦帝國》的爭論更加實質化，把混淆的東西已經理清楚了，以往僅僅把它當作小說來評論，或者對歷史實體的評論與對小說的評論混淆在一起的現象沒了。

這些文章很清楚地指出，攻擊《大秦帝國》的人並不僅僅是針對這部文學作品，實際上在攻擊這個給我們中國創建了統一文明的時代，攻擊它的專治性，攻擊它的暴政等等。

把對文學作品的評論和對歷史實體的評論做了相對清楚的區分，而且又能聯繫在一起去看待，我覺得這是上海觀察者網在《大秦帝國》有關爭論裡面起到的一個最大的作用。這個作用的實際意義就是使人們把文學作為一種平台，通過在這個文學平台上爭論，達到對社會實踐更深刻的認識，從而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形成某種構想。我覺得這對於社會思潮的形成或者歷史目標的實現，都是非常有好處的。

其次，我覺得文揚老師的文章對於《大秦帝國》的爭論有一個實質性的揭示，就是對於長期以來中國人對非秦或者評秦言論的兩大主流之一做了清晰的界定。

一個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傳統的攻擊秦的這一套概念、基本的語言體系。這可以說是從董仲舒，從西漢的言論開始到現在的史學家普遍使用的語言體系，就是暴政暴秦等等這套言論；或者說以古典語言所表現的絕對人道主義和絕對王道主義去評秦。

另外一個就是鴉片戰爭以來形成的，新的西方人文理論傳入中國以後，用西方新的政治理論評價中國文明史，攻擊秦，對秦做新的評判。其中以專制論和野蠻民族統一消滅先進文明這兩種理念為主，當然也還有其他的，當然還有民主、人權等等。但是表現最直接的理論譜繫上，一個基本點就是攻擊秦的專制性。

我覺得文揚老師對秦的專製做了一個非常好的本質性的說明。秦帝國的建立實際上是一場反專制的革命，因為它對多頭專制是一種反動，和其是對立的。我們過往的反專制，認為一君體制就是專制，這個是簡單化的。文揚老師深刻地做了一個歸納說明，是非常有意義的。

實踐也是檢驗「歷史真理」的唯一標準

再者，文揚老師以及後面這些接近文揚老師立場的文章，代表一種新的方法論。我們長期以來在評價中國歷史任何事件和人物時，總是依據歷史上既定的評價去評價，比如說二十四史中司馬遷的評價，比如說長期以來儒家大師孔子、孟子對大量歷史人物的評價，依據這些為主。尤其是研究中國思想史領域的人，在史學界這個特點表現的更加鮮明。

而文揚老師文章中所表現的鮮明的方法論特點就是立足於歷史實踐。我們應該說在當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否定這個命題的人很少；從研究歷史的角度看，應該說歷史實踐是檢驗歷史上真理性的唯一標準。

我們看一個人具有正面意義，還是負面意義，要看他做過的事在歷史上留下的是正面的影響還是負面的影響。只要以歷史時間為標誌，任何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可以說得清楚。既往我們說不清楚，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觀念發生了問題，我們對歷史不是以歷史實踐為依據，而是以某個聖人的言論為依據，這就不是以實踐檢驗，而是以言論作為檢驗真理標準。

我們改革開放思想大突破就是打破囚籠，開始思想解放，以實踐檢驗真理標準，而不是以某種經典言論作為檢驗標準。今後的文明史研究、歷史研究中，這是我們發現新架構、新體系、新價值觀念的必經之路。

任何歷史創新都來自於曾經的歷史實踐的創新發明或者開掘，如果不重視歷史實踐一味翻古人寫的個人著作。歷史上的經典作為治學大師們留下的著作，當然也是有認識的價值，但是出於每個人的立場，可能其中自然免不了某種偏頗。諸子百家人人都有自己的缺陷，都有需要修正和彌補的地方。用任何一家的觀念去衡量波瀾壯闊的歷史實踐未免都有差錯。我們一定要立足於廣闊的歷史實踐、歷史效果，依據這樣的立場看待歷史。很多無謂的爭論會得到很自然的解決。

我們的歷史上怎麼都是「問題人物」

中國國民的歷史共識點很少。我們努力多年申請，召開了一個對話中國的論壇，去年夏天終於在西安「一帶一路」論壇裡面做了一個分論壇。在會上展現了近些年我們關於中國文明的基本思想，比如說近代史以來中華民族對文明史的梳理有哪些基本的結論，這些結論能否站得住腳，為什麼要有文明史研究中國，「對話中國文明」對我們確立民族的話語權會帶來什麼好處等等。這些理念在會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西方學者也得到了大體的共識。但是因為是第一次，因為無法進行更充分的準備，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各說各的。

就在這個會議上，我們有兩個倡議，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倡議就是希望中國以國家層面的權力去保護和明確具有歷史標識性的中國歷史人物，明確幾個歷史坐標，把這個歷史坐標在國家層面確立下來，不要處於紛紜爭論的狀態。

比如黃帝陵的問題、炎帝出生地或者紀念地的問題。如果說黃帝的祭祀地大體清楚了，那麼炎帝還在各個省之間爭論。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都是一個民族，本來在這問題上就應該是國家為主導，明確基本坐標，不能再允許各省這樣爭論。

黃帝陵

炎黃之後，大禹治水，五帝裡面大禹是貢獻最大的，當然不是說唯一，而是說他在一個歷史坐標上創立了國家，是五帝禪讓制的最後一個人。秦始皇自然也是一個坐標。

而在近代史上，中國比如說兩次共和，歷史代表人物應該選誰，很清楚，不管怎麼爭論，無疑應該是孫中山和毛澤東。

我們倡議這些人的陵墓應該在國家層面保護下來，明確起來，不要再出現爭論了。如果國家在這方面永遠不做主導，對自己的文明標識性的歷史遺址永遠不做主導和確認，這種紛亂現象會愈演愈烈。

西方反對像凱撒大帝、羅馬帝國這樣的標誌性的政治領袖和時代的人是極少的，一個是意識形態不允許，二是長期形成的國民觀念中，國家主導的定性早已經做了，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而我們國家在史學評價上沒有一個好人，所有的人都是問題人物，所有的事件都是問題事件。我們號稱世界上研究歷史最清楚的國家，天天有記載，年年月月有記載，沒有一天發生的事是不清楚的，但是我們在基本問題上是模糊的，是沒有共識性的，這種混亂的局面必須改變。

我們中國在歷史認識上，作為個人來講，各種社會思潮包括與世界思潮的接觸都是很先進的。但是說社會整體意識，我們一旦走向定論性的，哪怕地區普遍性的認識都很難達到。對中國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認識，在中國都很難達成最基本的結論。

這些年來社會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一個最基本的標誌就是整個社會層面，民間新的歷史意識正在形成。而且人們正在對包括原典主義、傳統王道舊史觀念，對這些既往審視歷史的標準都進行了重新的反思，而且這個反思在近十幾年表現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接近真理的層面。因為很多東西讓我們得以對中國文明的整體架構進行新的揭示。

歷史上張冠李戴的用五大社會形態分析中國歷史，這種劃分方法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過去整個社會或者以沉默對待，或者以辨析對待，或者個別學者以專門的形式論述——比如全面研究封建這個概念是怎麼在中國出現的，怎麼弄錯的，怎麼不適應的，中國本身不存在這麼個「封建社會」。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上海作為民間思潮的前沿陣地、前沿地區，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年輕人的醞釀之地，我覺得一如既往起到了非常好的前沿作用。

（本次「觀天下講壇」《對話孫皓暉：大秦帝國與今日之中國》由觀察者網、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學院、上海春秋髮展戰略研究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聯合主辦，中信出版集團、中信大方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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