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政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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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病

蕭公權

此文寫於1947年7月13日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原載漢口《華中日報》同時刊載於長沙《國民日報》及濟南《山東新報》「星期論文」

中國正害著嚴重複雜的政治病。一切社會的不安，人民的苦痛，都是這個病的征侯和結果。最觸目易見的一個病態是貧富甘苦的極度不均。富者不只是「田連阡陌」，甚至存款充於外國。貧者不只是「地無立錐」，甚至一日三餐難有把握。然而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失調症，而是一個複雜的政治腐化症。貧富不均本是私產制度下一個難於避免的自然現象。假如政治比較清明，沒有特殊的勢力壟斷社會富源，貲財還大體上是勤勞的報酬，「公道」還可以補償不平等的缺陷。雖然夠不上家給人足的理想，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人民還可以各憑才智，自求多福。社會不但可以安定，也可以由個人競爭中得到進步。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健康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才能夠有人權、民主、憲政、法治。現在的中國保持著私產制度，卻不能保持資本社會的健康狀態。特殊利益侵入了政治，特殊勢力利用為眾人辦事的政治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去為私家謀利益，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Fair Play）的精神幾乎絲毫沒有。巧取豪奪者往往得到最高的享受，安分勤力者往往受到意外的剝削。不但是一般的農民和公教人員勤勞清苦，就是許多守法循正的工商界人士也在「官僚資本」「豪門資本」威脅之下而有難於生存之感。反之，與權勢通聲氣者卻能分沾余潤。社會當中產生了一個有質無形的特殊權勢集團。在這個集團以外的人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鑽營入伙，相助為暴。二是俯首服從，靜待危亡。三是大聲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條路的人中不免包括一些急進份子。對於現狀的憤怒，使得他們言行激烈，甚至「鋌而走險」，想用暴力去打破現狀。這就是一般人所謂「左傾」。我們不要誤會，以為左傾都是盲從或冥想的結果，有時候它是出於個人切身的體驗。筆者曾與一個左傾青年談話，發現了他所以左傾的下意識根由。在敘述身世之中，他說出了他家道陵夷的經過，在抗戰期中他父親由數十年努力經營而成就的實業被豪門侵奪去了，於是老年人氣得一病幾死，他的家境便由中富而入於小貧。

特權集團獨佔性的富裕破壞了社會公道，增加了平民的貧困，引起了秩序的不安。他們短期內受到利益，恐怕終久難免受到社會崩潰的禍害。這個情形有點像由於飲食過度而引起的胃擴大病，由胃病而引起的全身營養不良病，由自身中毒而引起的瘡疥病。這也像由局部細胞組織反常發展而引起的惡性癌病。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病態。照歷來的表示說，政府不是沒有求治的抱負。十多年來政府不乏有關抗戰建國行憲裕民的決策和方案。然而按其實際，決策方案儘管是堂皇美麗，而一出高級政府的大門便輾轉折扣，幾乎成為廢紙，甚至其中有一部分變為貪官污吏舞弊營私的新法門，抗戰期間的經濟管制以及複員期間的接收工作便是明顯的實例。政府的用意和法令的內容並不一定是壞的，但是推行政令的條件不夠，就會使美意良法變質而成為苛政稗法。要想推行建設計劃，必須有健全的行政機構和公忠的大小官吏，要想有奉公守法的官吏，必須有嚴明平正的賞罰，這是為政的起碼條件。起碼的條件不去滿足，卻高談建設，高唱法治，不啻是欺人自欺。——試問若干年來，懲辦了幾個貪官？幾個蠹吏？幾個奸商？縱然有之，難免多屬「竊鉤者誅」之類。

政府的用意是否完全良好，也有疑問。政府雖然不會有意去定禍國殃民的決策，然而默察近年的若干措施，似乎很有一些偏重於利國（為政府打算）而不注重利民（為小百姓打算）。若干財政的措施尤其有這樣的嫌疑。「國家至上」的口號適用於抗戰期間，複員以後便應當有一「人民第一」的新認識。重國輕民的最大流弊是養成官吏漠視民間疾苦的心理，促成政府嗇下豐上的政策。

政令不能下達，好比是癱瘓病。漠視民生，好比是麻木病。口講民生主義，而在治事臨民的時候，把「民享」的真諦拋在腦後，這好比神經衰弱的健忘病。中國政治體的百病叢生不自今日始。在清末君主專制腐敗至極的時候，中國曾得著「東亞病夫」的惡名。幸而在病勢垂危之際，出了一位卓絕的醫學博士孫中山先生，對症下藥，加以救治。他用革命的外科手術割除了專制的污毒，用建國的三民主義去培養國家的元氣。這一套內外兼療、本末並治的醫道是很高明的。不幸孫先生的外科手術收了效果，而內科療養卻沒有發生顯著的作用。在民國十四年孫先生去世的時候，軍閥勢力阻撓了民權民生主義的實行。十五年的北伐可以說是割除軍閥污毒的外科手術。不料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下，不僅內科療養未能邁進，反而發生了特權集團的新污毒。這顯然又需要外科手術。

中國的病症，到了今天，已經接近膏肓了，然而總算沒有達到不可救藥的絕境。現在是治療的最後機會了。首先要用迅速的斷然的外科手術，把盤據在政府中、社會中的毒癌濫瘡一齊割去。即使親如管蔡，也要學周公的大義滅親。即使貴如嗣君，也要學商子的刑無等級。槍斃一個搶米的亂民，就要法辦幾個囤米的奸商。逮捕十個擾亂治安的暴徒，就要懲治百個貪贓枉法的惡吏。厲民之官，僨軍之將，激成民變金潮的負責人都要受到國法的公正制裁。筆者相信，早晨動了這個去腐的手術，下午就可以收到回生的功效。中國的社會由此開始恢復公道，全國的人心可以立刻振起，政府的威信可以馬上樹立。這比任何宣言文告、會議商談的功效可以高出百倍。其次，要輔之以內科的療養，要誠心地、踏實地推行民生主義。即使打了折扣實行也會生效的。惟有誠心接受「民為邦本」的古訓，踏實施行「政以為民」的新猷，才能爭取民眾。用「民生至上」去替代「國家至上」，作為施政的最高原則，才符合孫先生建國主義的真精神。內科的效用雖然比較遲緩，三五年中也必有可觀的成績。

一般人也焦慮著當前的財政經濟問題。這個問題也不是最後癥結。經濟雖是政治的基礎，政治卻是經濟的關鍵。污濁混亂的政治狀態不先改革，任何經濟改革或建設不是利歸私門便是擾及大眾。即使收效於一時，也難維功於長久。我們要醫治中國的經濟病，必須先醫治中國的政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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