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甲午戰爭直隸總督衙門裡的秘辛

文 | 姜鳴

▍憑空飛來的「驅張」事件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之時，張佩綸已退出政壇十年。先是流放張家口，光緒十四年賜環後，娶了李鴻章的女兒菊耦，住在天津直隸總督衙門後院，不太過問政事。他非常明白，自己從前是最著名的「清流」，得罪過官場中許多有頭有臉的人物，又在福州打了敗仗，如今貼上「淮戚」的標籤，就很難重回政治舞台了。

天津直隸總督衙門大門，大約攝於1901年

這年七月初一日（8.1），中日兩國宣戰。雙方陸軍在朝鮮排兵布陣，準備決戰。兩國海軍奉命多次巡弋朝鮮洋面，戰場氣氛日益緊張。

八月十一日，朝廷忽然發布上諭：「御史端良奏請將革員驅令回籍，以免貽誤事機等語。革員張佩綸獲咎甚重，乃於發遣釋回後，又在李鴻章署中干預公事，屢招物議，實屬不安本分。著李鴻章即行驅令回籍，毋許逗留。」這樣，早已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的張佩綸，重新被拉到閃亮的聚光燈下，引起朝野內外的關注。

張佩綸

端良的奏摺是這樣寫的：

查革員張佩綸，曩年在馬尾僨事之後，荷蒙天恩不加重誅，僅予發遣。及至釋回，該革員投在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門下，為司文案、營務等處筆札。李鴻章以女妻之。近聞復令在電報館總理事務，張佩綸自恃其才，往往將電奏電報文字隨意改寫，道府提鎮文武各官，為系督臣至親，群相側目，莫敢有言。竊維士貴品行而後學問，李鴻章統屬北洋之大，何患無才，而必用一品行有虧之人日在左右，不特為諸將掣肘，抑且為外國所笑，奴才心實恥之。可否請旨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將該革員張佩綸驅令回籍，俾免受其蒙蔽，以致貽誤事機。

驅張事件令張佩綸無辜躺槍受罰，他自然要為自己辯護。他給幾位知心師友寫信，傾訴在督府的見聞行蹤，以證明沒有干預公事。這些信件新近首次公布，連同他的日記，披露了李鴻章及其核心幕僚在戰爭前期的謀划動向，對於甲午戰爭研究是十分寶貴的新鮮史料。

▍張佩綸不是李鴻章的幕僚

端良指張佩綸為李鴻章司文案、又在電報館總理事務，這些指控顯然是假的。張佩綸受彈劾後，八月二十二日給堂侄張人駿寫信，詳述自己的冤枉：

今年朝鮮土匪（指東學黨起義）乃袁世凱張皇入告，李鴻章正校閱海軍，歸而秘甚，不告我知。後幕僚中微泄，已在李歸後數日（李四月廿三回天津，和我約談在廿五六日）。……我猝問李云：「聞朝鮮有土匪，袁道請兵，確實嗎？」答曰：「確」。余云：「先不告訴日本，命一大將率重兵前往，至少亦須七八千人，備以海軍全隊，出兵要做好與日本開打準備，不是僅僅打土匪。老師須將題目認清。」李鴻章邊走邊說：「迂哉，日本方與我和好，哪有此事？」恐我再言，即疾趨至籤押房。從此我再不開口論此事。

張佩綸在信中還很詳細地描繪：

直至五月廿五，李鴻章頗有窘意，問我有何策？我說：「公要上奏，說明籌餉募兵的理由，日本是大患，不宜輕視。「李鴻章說：「我已給朝廷拍過電報了，何必還要正式上奏？」我說：「應當上奏「。彼此爭論許久。至籤押房，李鴻章召盛宣懷及幕僚于式枚籌議，仍不決。又遣人召我，我不願去籤押房談，他們派五撥人來催促，我只能勉強前去。李鴻章給我看軍機處廷寄上諭。我指出說：「內有『迅速具奏』的話，怎說不必奏呢？」於是議乃定。李鴻章又要我執筆起草，我說：「我既非海關道，亦非幕府，斷不敢作奏」。于式枚說：「請盛宣懷寫吧。」李鴻章罵道：「你看他這伸頭縮頭模樣，能做奏么？放著兩翰林，如何叫一捐班不通之人主稿？」我對於式枚說：「這是軍務，兄不宜辭。」即散去。稿子還未寫畢，北京又來兩電催奏，於是李鴻章認為我料內外事如觀火，急欲我參畫，軟磨兩日。此時他正密與盛宣懷議和，知其之意，和戰尚未定也，故我始終堅辭。

到了六月十三日，朝鮮局勢日益惡化。慶王奕劻向光緒帝建言，請簡派老成練達之大臣會商。光緒帝命翁同龢、李鴻藻與軍機大臣、總署大臣會同詳議處理朝事之策。此距「甲申易樞」，翁、李被逐出軍機處已有十年。十七日，李鴻藻派專人前往天津，向張佩綸了解戰事情況，張佩綸二十一日寫信告訴他：「一切未詳悉、未預謀。」又敘述總督衙門內部決策的細節，說自己是「廢籍閑人，而又合肥至戚，亦宜引嫌。反覆思維，不如一默，希知我者諒其苦衷也。」

比對以上史料，尤其是張佩綸給恩師李鴻藻的回信，可以確認，他在直隸督府中未擔任幕僚、未職掌文字，李鴻章若有詢問，他亦有建言，他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

天津直隸總督府

▍李鴻章身邊的小圈子

在中國舊小說里，最吸引人的軍事家是諸葛亮。諸葛亮開頭的身份是軍師，後來成了戰事的直接指揮者。他端坐營帳，淡定從容地發布一道道指令，得令的軍頭們紛紛披掛上陣，所有的運籌來源於他能掐會算的最強大腦。這是古代指揮作戰的樣式范兒。到了近代，戰爭規模越來越大，裝備越來越先進，行動中的協調配合越來越複雜，靠單個人謀劃的方式已經難以適應作戰需求。19世紀初葉，德國開始軍事改革，從薩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到老毛奇，新型的總參謀部成為戰爭的指揮者、諮詢者、命令制定者和傳達者。而不具備軍事天賦的皇帝和文臣，越來越放手依靠受過嚴格訓練的的專業參謀人員來遂行作戰謀劃和指揮。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仿效西方，建立內閣體制，設立陸軍省和海軍省，負責軍政管理。同時又設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作為軍事指揮機構。軍令部長相當于海軍參謀總長。五月初，為準備介入朝鮮和對華作戰，日本設立戰時指揮機構「大本營」，由天皇直接統帥。幕僚長為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和陸軍參謀本部的參謀總長小松宮彰大將，成員包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中將，海軍軍令部長中牟田倉之助海軍中將和海軍大臣樺山資紀海軍中將，此外還有兵站總監部統監、運輸通信部長官、野戰監督部長官、野戰衛生部長官等等人士。六月初八日，日本統一海軍指揮權，取消按區域劃分艦隊方法，將全國海軍重新劃分為常備和警備兩個艦隊。軍隊進入戰時狀態，隨時準備抓住機遇，與中國一搏國運。

而此時中國，決策者是光緒帝及協助其處理政務軍務的軍機大臣。慈禧太后已經歸政，重大決策時皇帝會向她彙報請示。至十月初五日，又另設督辦軍務處，派恭親王奕訢督辦，慶親王奕劻幫辦，節制各路統兵大員，有點類似日本的大本營。只是軍機處、督辦軍務處行走的都是兼差文臣，並無軍事知識，亦無參謀助手進行預案的評估分析，遇事全靠當場討論，或是各人周邊往來密切的門生密友出些主意。外交和國際動向歸總理衙門主管，決策流程亦是如此。此外任何御史言官，皆可風聞上奏，評說戰事，甚至隨時建言，更迭軍事首長。

軍機處、督辦軍機處和總理衙門，每天將各種諭旨和有關指揮的要求建議，用電報發給駐紮天津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既是文官，也是軍事首長。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他創建淮軍；前些年他又創建北洋海軍，一直負責北方地區國土安全和朝鮮事務。但到七十來歲高齡，他再來做陸海軍司令官，早已力不從心。他雖然很早就購買洋槍洋炮和軍艦，派人出國留學軍事，但軍事現代化僅僅停留在武器層面，沒有仿效西方國家，建立專業的指揮機構，這是洋務運動中的一個敗筆。以其手下最具現代化特徵的北洋海軍來說，光緒十四年（1888）專門制定了《北洋海軍章程》，詳細規定各艘軍艦的人員編製和官兵薪酬收入，但海軍提督丁汝昌的指揮班底，僅有提標中軍參將兼理糧餉事宜一員，提標大副都司、二副守備各一員，提標總察全軍輪機事務參將一員，提標總察全軍軍械事務游擊、守備各一員。所謂「提標」，即提督直屬隊，但這幾位軍官之下並無相應職能部門，沒有日軍早已建立和西方更早通行的參謀作業，無法將其看作艦隊司令部。真遇打仗，實際指揮權就落到旗艦管帶劉步蟾的手中。

按湘淮軍傳統，李鴻章手執兵權，用手下的幾個親信來指揮協調整體軍事行動。頭號親信是盛宣懷。盛是李鴻章同年盛康之子，很早進入李鴻章手下，李亦視其如子弟。此時身兼津海關道、輪船招商局督辦、中國電報局總辦，後來還兼任總理後路轉運事宜。由於他與李鴻章走得近，手中又握有電報局和招商局，得以轉發各類來往電報，調撥民用船隻運送軍隊，雖然身無軍職，卻扮演著「參謀總長」的部分角色。

李鴻章

此外，外交李鴻章用羅豐祿，前敵營務處用周馥，文秘用于式枚，加上長子李經方，依靠這彪人馬，構成直隸總督的指揮核心，去應對前方瞬息萬變的戰事。雖然他們手下還有營務處，但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軍事機構。本質上，中方作戰指揮尚停留在中世紀，而他們面對的，卻是蒸汽時代規模最大的跨國戰爭。

▍誰策划了陷害張佩綸的突然襲擊

驅張事件發生後，張佩綸告訴京中好友王懿榮：「端疏出於賄參，其意止要鄙人不在合肥（指李鴻章）左右而已。其一觸即發，自是要人為之」。所謂「賄參」，即花錢買人蔘奏，這是晚清官場中經常發生的黑箱運作，其內幕大多難以查清。所以張佩綸反覆推測，究竟是眾怨李鴻章，自己無端受到牽連呢，還是自身舊怨積久而發？他請王懿榮「為我探明底里」。

不久漸漸看清，陷害張佩綸的，其實竟是李鴻章身邊最親近的盛宣懷和李經方。

盛宣懷

從新近披露的張佩綸書信中，透露出他對入朝作戰的不同觀點和用兵建議，頗得李鴻章讚許，還邀他參與贊畫。張佩綸聽聞李、盛又在謀劃議和，遂堅辭不就。李鴻章要他輔佐前敵指揮衛汝貴，亦被拒絕。張佩綸推薦宋慶、曹克忠主持軍事，李鴻章也未採納。但這些討論和謀劃，引起盛宣懷的不悅。張佩綸說：「盛宣懷來找我三次，欲竊取我的觀點迎合合肥，可厭之至。」「盛為我所不齒，且李鴻章當我面兩次罵他，其賄參固宜。」

張佩綸不願參與軍務，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這次禮部尚書李鴻藻借朝鮮戰事重進核心圈，但排名落在翁同龢之後。張佩綸覺得，自己在政治上與李鴻藻的默契，要超過李鴻章。自己建言，李鴻藻必納。今後此李提建議若為彼李支持，翁同龢和軍機大臣孫毓汶就會猜想是張佩綸的主意；反之，在與北京的溝通協調中，李鴻章也會懷疑他暗通李鴻藻，生出種種窒礙，自處甚難。張佩綸甚至認為：端良所奏，人人皆知其淺陋不近情理，其實不需自辨。但政府中有人擔心他就此復出，才先手落井下石。這層思考，他的老友、兩江總督張之洞也想到了。他致電提醒張佩綸：「因高陽會議朝事，有復用之機會，忌者下此毒手。」政治謀略中要盤點的方方面面，實在太過複雜。

李經方曾做過駐日公使，屬於知日派。根據張佩綸記錄，李經方六月二十三日晚由南方到天津，隨後多次拜訪張佩綸，勸他幫助李鴻章，為張拒絕。樊增祥此前密告張之洞，說張李郎舅關係很不對付，「小合肥欲手刃之」。在張佩綸日記書信中，雖找不到他們直接爭論的跡象，但李鴻章小圈子中這兩個核心人物與張佩綸相互成見之深，當無疑問。

另有一種觀點，由於前方缺乏統帥，李經方躍躍欲試，以為可立軍功，完全沒想過戰爭的殘酷後果，和自己缺乏指揮作戰的能力，而為張佩綸所阻。這個說法見於野史筆記，但在七月二十七日北洋電報總局督辦佘昌宇致盛宣懷的密信中，亦可證實小圈子謀劃的痕迹：

平壤岌岌可危，該處乃三韓最要之地，倘被倭占，東三省已失門戶，非特朝鮮大勢已去，東三省豈能按枕耶？……鄙意此本傅相（按即李鴻章）重任，而萬無親征之理。劉銘傳又託病不出，現在淮軍有將無帥，斷難用兵，非李經方代相前往不可。但此舉傅相不便陳奏，李經方又難自請，必須廷臣封章入告。望兄設法暗中託人陳奏，如能奉旨賞給三品卿銜，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朝鮮事務，實於大局有益。

對於驅張內幕，圈外人亦有懷疑。九月二十九日，御史安維峻上奏，把鋒芒直指盛、李：

此次軍務，張佩綸意在主戰，與該督爭論，大相齟齬，至恥為其婿。盛宣懷既迎合該督之意，陰為和議計，又恐平日弊端為張佩綸訐發，乃用反間之計，函托御史瑞良將張佩綸參劾。而盛宣懷親筆寄瑞良之信，英人以二百金從該御史家丁手中購去，李鴻章復以四百金購自英人，詰以何故誣陷其婿？盛宣懷初不承認，及該督出其所購手書示之，則答言「是我親筆，但此事系伯行少大人吩咐，不敢不從。」所云「少大人」，即該督之子李經方，伯行其字也。該督語塞。

安維峻是甲午戰爭期間風芒極健的言官，批評李鴻章毫不留情，此時卻為張佩綸講話。他的彈劾後來不見動靜，但未嘗不含有一定的真實性。前方戰事如此急迫，中方戰時指揮能力如此落後，李鴻章的核心團隊還在窩裡斗，焉能望其統籌全局、獲得勝利？

那個端良，確實不是好鳥。他本人不久陷入另一醜聞。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底，御史溥松上奏，稱京城內外匪徒滋事劫案層出，請飭嚴禁務獲究辦，詔令步軍統領等衙門嚴拏送部究辦。端良旋即上奏，稱案內趙春宜、張春祥等系屬商人，並無不法情事。次年二月十八日奉旨，經查明張春祥等確系商人並非匪類，溥松所參各節毫無實據。惟端良於奉旨交查之件未經明發，何以先作剖辯，顯系受人囑託。溥松、端良均著革職以示懲儆。由此可見，他就是經常受賄受託，做些惡意彈劾或中介拉和勾當的政壇混混。

▍伶仃落寂的蘭駢館

自打結婚後，張佩綸住在直隸總督公署後院的蘭駢館裡。蘭駢館之得名，他曾作《蘭駢館記》解釋，大致是說，菊耦閨房中，養著百盆蘭花。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有一花盛放，清香悠遠。當初菊耦出生時，也有蘭花開放，這次是什麼徵兆呢？原來是我乘輕舟來天津謁見傅相。待到結婚，就將居所命作「蘭駢館」，蘊含著伉儷情深的意思。《易經》中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我二人希望也是這樣。

菊耦

光緒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李鴻章親筆書寫「蘭駢館」素榜，懸於屋中。張佩綸對此又有新解：「適得秋江史所藏《蘭亭》，乃定武肥本，有阮元道光甲辰年跋。李鴻章有神龍本，乃王秋坪所藏者，翁方綱嘉慶辛丑書《神龍蘭亭考》於後。兩美必合，皆稧帖之佳者。而南阮北翁聚於一笥，亦佳話也。」這樣解釋「蘭駢館」——收藏兩部《蘭亭帖》，成雙的寶物，也是很貼切的。

時下根據上諭，張佩綸將被逐出督府，蘭駢館裡氣氛凝重。中秋之夜，雷雨交加，自然沒有月色，張佩綸心情憂鬱，閉門不見一客。次日他向李鴻章說妥，十七日攜妻遷居，先住到城中派水草堂。

八月十七日早晨，張佩綸向岳父辭行。李鴻章說要上折為他辨析，張佩綸表示前方軍務方殷，傅相聖眷稍減，上奏決非所宜。李鴻章默然。張佩綸長揖，「謂公請專意軍事，勿為小人之言所誤。」今後「非奉旨不再來署，師生翁婿從此為別，竟未敢定再見之期。」這個告別，何等凄涼。

同日，清軍在朝鮮陸路戰場遭受敗績的電報傳到天津，萬餘人馬據守的平壤被日軍攻陷，統帥葉志超棄城狂逃至安州。十八日（9.17）早晨，這消息又傳到朝廷討論軍情的會議上。李鴻藻憤怒地嚷道，李鴻章非嚴予處分不可，非拔花翎褫黃馬褂不可！翁同龢支持李鴻藻，遂向光緒帝建言：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以致日久無功，或請拔去三眼花翎，褫奪黃馬褂以示薄懲；或交部嚴加議處，恭候欽定。光緒帝選擇拔翎褫褂。黃馬褂原是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的服飾，後亦用於賞賜於對太平軍作戰有功者。三眼花翎是用三枝孔雀羽毛做成的官帽裝飾，相當歐洲宮廷最高等級勳章。有清一代，獲賞三眼花翎者，除少數王室成員外，滿大臣中僅傅恆、福康安等四人；漢大臣唯有有李鴻章（後來還賞過徐桐），這是本年正月初一為慶賀慈禧太后六旬大壽特頒的恩典。現在拔翎褫褂，是巨大的責備和羞辱。這道上諭下午一點半發下，諸臣各自出宮歇息，而恰在此時，京津兩地官員們尚不知悉，千里之外的黃海大東溝海域，中日兩國海軍主力的決戰已經硝煙瀰漫、炮聲隆隆。

八月十九日下午，李鴻章二公子李經述去看望張佩綸夫婦，告知平壤失守、黃海戰敗和李鴻章被拔翎褫褂的噩耗，菊耦決定立即回府探視。父女見面，李鴻章卻惦念剛被驅逐的女婿，說蕢齋素來剛直，我勸不過他，你要他給京中李鴻藻和其他朋友寫信啊。菊耦說，高陽如有權力，不致書也必無事。其他朋友多為詞人墨客，如此急難之際，致書徒傷品行。張佩綸後來評價說：「閨人見理甚明，年未三十遭此難處之事，合肥悶恨萬分，竟能委曲開慰，素患難行乎患難，良為可敬。」菊耦心細，還注意到從前李鴻章常到蘭駢館一起吃飯，如今只能獨自在籤押房自食（李的夫人已在兩年前去世）。「近來食少事煩，已形衰憊，經此變態，更是食不下咽，此生生要老翁性命而已。」國事堪危，家事不寧，李鴻章處在這種困頓無措的局面之中，情何以堪。

八月二十九日，李鴻章還是上奏為張佩綸辯護，說張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以直言敢諫蒙皇太后、皇帝特達之恩。馬江之役以船舊兵單為法人所乘，獲咎遣戍軍台，人猶諒之。釋戍後臣察其意氣已平，學養益粹，始將女兒嫁之。「人物貴賤賢愚，孰不愛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難求一快婿？若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愛女畀之品行有虧之人？此臣區區憐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於朝廷，下質於天下後世者。」又稱瑞良未諳外間事例，純構虛詞，張佩綸在臣處杜門謝客，外人罕見其面。各種干求奔競踵門投書者一概拒絕。至於其在署中，親戚往來無干禁例，臣以其心地極為忠誠，遇有疑難之事亦與之商榷，而張佩綸拘執姻嫌，畏首畏尾，不贊一詞。今年春夏之交以足疾就醫，病榻支離不相見者幾及一月。事機貽誤，咎獨在臣，與張佩綸絲毫無涉。這番解釋，與張佩綸書信中的說法完全吻合。李鴻章還說，時下張佩綸已經病痊回里，無待驅逐。惟其籍貫直隸，凡在直境無不可以寄居。可否仰懇天恩，准令照常居住。

奏上，光緒帝全然不給半點面子，再頒上諭：

張佩綸獲咎甚重，李鴻章何得再為剖辨？仍令回籍，不準在該督署中居住！

▍張佩綸對中日三次衝突的看法

雖然是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對於如何處置朝鮮事務和如何應對日本的挑釁，一直有自己的看法。

早在光緒八年六月初九日（1882.7.23），朝鮮發生「壬午之變」，漢城駐軍因俸米事件起事，暴動群眾沖入王宮，刺殺大臣，襲擊日本公使館。國王生父大院君李昰應被迎入王宮，掌握政權，王妃閔氏逃走，日本向朝鮮派出軍隊。當時李鴻章因母親去世回籍奔喪，清廷命張樹聲派吳長慶、丁汝昌率海陸軍前往朝鮮，平定事變。而朝鮮大臣李裕元、金宏集與日本公使花房義質簽訂《濟物浦條約》，允諾賠款五十萬日元，並派使謝罪。在賠款未付清前，允日軍千人留守使館。日本聲稱與中國有同樣的出兵權利。七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奉詔返回天津，在當晚會見了回籍葬兄，恰好也在天津的張佩綸。張佩綸此時是「清流」健將，對於壬午之變的最後處置極為不滿，認為「存朝鮮當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當自改仁川五十萬之約始。」他與李鴻章爭執，堅決要求朝鮮改約，或派軍艦與日本交涉，修改朝日條約。他的意見未被採納。

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12.4）在朝鮮慶祝新式郵政局成立的宴會上，親日派開化黨大臣與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共同策劃，刺殺親華派官員，發動「甲申政變」。然後偽稱清兵作亂，召日軍保護，佔領王宮，控制國王，組織親日政府，宣布廢除對華朝貢關係。十九日，袁世凱統率駐朝清兵開進王宮，逐走日軍，將國王迎至清軍營中。竹添放火燒毀日本使館，乘船倉促回國。幾天後，中日各派軍隊再赴朝鮮時，政變已經平息。

袁世凱

次年二月，日本政府派專使伊藤博文來華，與李鴻章及會辦北洋事宜大臣吳大澂談判，解決雙方爭端。經多次交鋒，依日方要求，於三月初一日形成《天津會議專條》草稿。其要點，一是中日雙方從朝鮮撤出駐兵；二是促朝鮮訓練自己的軍隊，中日均不派員擔任教官；三是將來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行知照對方，一俟目的達到，應立即撤回。

此時張佩綸流戍軍台，正路過天津。聽說議約之事，對第三條予以堅決反對。他回憶說：

時正遣戍過津，是日合肥餞別，吳大澂作陪。他們囑我看草約，我堅辭不閱，合肥云：「你去軍台就不是王臣了？不閱即是不忠！」我乃閱之。至此處力爭，以為不可。曰：「如此兩屬矣，朝鮮必不能無事。中國守信義，派兵必照會，倭則不然，且慮其蓄謀報復，我猝不及防，為害甚大，不如去之。」合肥悚然。吳大澂坐在洋磨盤式椅上說：「門生以為無害。」合肥說：「會辦不以為然。」我說：「不閱草約既為不忠，閱而不挑更為不智。此事早晚必見後果，公且姑記余說。」

由於談判已經多輪往返，為讓日軍撤退，李鴻章、吳大澂還是決定接受條款，經總理衙門報朝廷核准，初四日正式簽署。後來的事實證明，《天津會議專條》為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埋下了禍根。日本正是利用此約的共同出兵權干預朝鮮內政。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說：《天津條約》「包含將來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中國）向朝鮮派遣軍隊時，必須事先照會我國的條款。這在中國顯然受到一次嚴重打擊，並使其一向主張的屬邦論也因之大大減少了它的力量。」九年之後，光緒二十年五月初三日，當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照會日本，通知清軍應朝鮮邀請，出兵鎮壓東學黨，保護屬邦之時，日本回復稱根據《天津條約》，日本同時出兵。「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朝鮮為貴國屬邦」。

朝鮮一直是東北亞的火藥桶，甲午戰爭是近代中日兩國在朝鮮的第三次軍事交鋒。前兩次，中國雖占軍事優勢，日本卻在善後談判中奪得戰場上未曾得到的分數。外交棋盤上的每一步子都不能走錯，一次簡單的承諾，會形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對於天津條約，張佩綸一直耿耿於懷，但欲收覆水，其實就看實力。東學黨起義初起之時，張佩綸建議派主力入朝，即所謂「此打日本，非打土匪也。」只是到了甲午年間，中國原來尚存的一點點優勢，也隨著湘淮軍和海軍的蛻化變質蕩然無存。對比戰略眼光，張佩綸比李鴻章、吳大澂都要深遠得多。而淮軍和海軍的蛻變和戰事上的失敗，李鴻章確實難逃其咎。

▍張佩綸談李鴻章用人之敗

一年之後，慘烈的戰爭每況愈下，終致威海熸師、馬關議和、台灣割讓，曾經輝煌的北洋海軍煙消雲散了。

張佩綸一直觀察和分析戰敗的原因，寫了許多信件，其中有三封信值得特別關注。

一封是寫給岳父李鴻章的。時間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他特別提出了用人問題。

公雲「非變法，國不可保，遑計身家？」此則名論，然亦似是而非。北洋水陸各軍何嘗不參用西法者？乃當一羊質虎皮之倭奴，便已相率潰散，可知變法尤在變人，若仍用時相私人以為才，仍取泰西余唾以為法，徒使千聖百王所留之禮儀廉恥掃地無餘，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國仍不保。

另一封是寫給李鴻藻的。關於用人，他的鋒芒就很鮮明了：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晚節若此，愛莫能助，夫復何言。

（甲午）禍端萌自袁世凱，熾於盛宣懷，結於李經方。小李賣父誤國，天地不容，自己終身廢棄，盛亦累經彈劾，雖有大力庇之，終為財色冥殛。獨袁以罪魁禍首，而公論以為奇才，直不可解。

第三封是寫給王懿榮的。他說：

記得李鴻章與弟締姻時即欲代治公事，因我引嫌而止，近為深悔者止此一事。如果當日竟為辦事，言聽計從，以我之猛濟其寬，淮將海軍何至如此？日本即不寢謀，亦堪一戰，讒口嗷嗷，何由動聽，此為鄙人不老辣處，所以然者，一肚皮線訂書為害耳！

在後人眼裡，張佩綸是個紙上談兵的白面書生，殊不知他竟有睥睨天下的眼光和抱負，李鴻章對他也曾有巨大的期許。馬江之敗和人際傾軋，使他意興闌珊。假如他真為李鴻章「代治公事」，北洋的局面會好些嗎？甲午戰爭中國能夠取勝嗎？我也未必相信。他是轉折時代中的舊式文臣，並不懂現代化的國際政治和軍事。但在光緒九、十年間，他亦是設立總理衙門海防股和全國統一的海軍衙門的倡議者，他的見解，比同時代的官僚同行高明得多。因此，看一看他記錄下的甲午戰爭前期直隸總督衙門內院的種種秘辛，反省當年「用人無當窩裡斗」的教訓，對於總結甲午戰爭失敗原因，還是很有意義的。

本文原標題《甲午戰爭的另類視角》

【作者簡介】

姜鳴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近代軍事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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