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肇始：為什麼是葡萄牙人？

這恐怕並不是偶然，當羅傑·克勞利（Roger Crowly）撰寫自己新書《征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時，並沒有在開頭單刀直入寫葡萄牙，而是宕開一筆，將自己的注意力閑庭信步地放在了彼時萬里之遙的地球另一端。在正文第一頁，作者寫道：「1414年9月20日，中國土地上出現的第一頭長頸鹿正在接近北京的皇宮。……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怪異也最壯觀的遠航之一帶回的稀罕戰利品。15世紀初的三十年里，建立不久的明朝的永樂皇帝派遣了一系列龐大的艦隊，跨越西方的大洋，以彰顯天朝國威。……星槎的遠航是非暴力手段，目標是向印度和東非的沿海國家彰顯中國的強大實力。」

這種對比並不奇怪。無論是從大航海歷史，甚至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任何想要涉及地理大發現的書籍，都不可能忽略中國鄭和下西洋，也都繞不開那個被反覆提出的經典問題：為什麼是西方人，而不是時間更早，技術更成熟的中國人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地理大發現？說中國人的技術更先進這一點也不誇張，克勞利就在書中指出，西方大航海的先鋒，葡萄牙人使用的船隻和鄭和使用的寶船（「星槎」）比起來是如此可憐兮兮，甚至一艘星槎就可以裝下達·伽馬整隻艦隊——連人帶船都算在內。

這種懸殊的對比更像是當時中葡兩國國力的對比，永樂年間的明朝正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的幾次高峰之一，而當鄭和將長頸鹿以及其他各種西洋珍寶源源不斷地送回北京的那年，葡萄牙才剛剛攻陷休達，第一次發現世界上居然還有如此富裕的地方：「他們洗劫了據說有兩萬四千名商人經營的商鋪，橫衝直撞地闖入富商那鋪著華麗地毯的豪宅，奔入擁有美麗穹頂和鋪設地磚的地下蓄水池。」這些窮瘋了的搶劫者闖入這座非洲的商業城市，發現「與休達的房屋相比，我們的可憐房子簡直像豬圈」。出現在歐亞大陸兩端，同樣瀕臨大洋的兩個國家，竟然是如此不同：一個是富裕繁榮的天朝，而另一個只是貧窮的邊緣國家，甚至就算是在地中海國家中，葡萄牙也顯得特別窮困和落後。按克勞利的說法，葡萄牙的海岸是「怪石嶙峋的海岬，俯瞰著大西洋」，在這裡「伊比利亞半島邊緣的居民從海岸線舉目遠眺，注視那虛空。天氣惡劣時，卷浪長永，以令人膽寒的猛烈氣勢錘擊峭壁」。由於身處地中海的邊緣，文藝復興的外圍，這個小國只能艷羨地看著威尼斯、熱那亞這些城市坐擁敵國的財富，而自己卻無能為力。

而這正是克勞利想表達的觀點之一，也就是他想回答的全書開頭的那個最大問題：為什麼中國人的下西洋只能逐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而葡萄牙人卻向太陽西沉的未知黑色大洋，前仆後繼地出發，幾十年如一日從不停息？答案就是這種貧窮和富裕的極端對比。克勞利認為，正是這種極度的貧困，使得葡萄牙擁有充分的願望和動力去探索新世界，反正他們都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而與此同時，萬物富足的中國則把遠航看成是代價高昂的登月行動，雖然振奮人心，但是只要沒有競爭或者其他動力的推動，就立馬會束之高閣。

正是貧困，迫使葡萄牙這個被富裕地中海貿易和文藝復興拋棄的大西洋孤兒「憤而出走」，通過浩瀚的大洋，找到了好望角。這個貧窮的西歐小國，第一次闖入了亞洲，找到了香料發源地和傳說的黃金之國，破天荒地將歐亞大陸的兩端從海路上連接在了一起，深刻而持久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走向。「這是一部範圍廣泛的史詩，涉及航海、貿易，以及技術、金錢與十字軍聖戰、政治外交與間諜活動、海戰與海難、忍耐、蠻勇和極端暴力。」正如克勞利所說，這是震撼人心的三十年，是值得人類再三審視的一段傳奇歷史，而這也正是這本書的主題。

在《征服者》中，克勞利依賴書信與目擊者證詞來敘述蕞爾小國葡萄牙飛速而驚心動魄的崛起，展現了葡萄牙帝國全副的光輝燦爛和兇狠殘酷，將雄心勃勃而狂熱奮進的阿維斯王朝的人物們描摹得栩栩如生。「幸運的」曼努埃爾一世國王、「完美君王」若昂二世、四處劫掠的總督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海油探險家瓦斯科·達伽馬，這些人物將他們個人的野心和帝國的目標結合在一起，為了追尋全球的財富而冒險。而在葡萄牙崛起的故事，還有一個重要的核心，那就是出於宗教的野心，它努力要消滅伊斯蘭文化，在印度洋建立一個基督教帝國。為了尋找神話中的基督教君主祭司王約翰。正是在這些動機的刺激下，葡萄牙探險家深入非洲腹地，還殘酷無情地攻列印度的港口城市，力圖壟斷貿易，最終成就一個帝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