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關於復仇的規定

東漢初:「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屍殮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後漢書·桓潭傳》)在這裡明顯看出，當時復仇的行為出現得太多，就提出了「申明舊令」。「舊令」即舊的法令。也就是說，東漢前就有了有關禁止復仇的法令。

東漢時，尚書張敏提出「春秋之義，予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開故也」(《後議書·張敏傳》)。根據張敏所說，法令不對復仇者減罪，便是指在法律上應將復仇與殺人同等看待，而實際上復仇依然存在。

文帝下詔書:「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仇者，皆族之。」(《三國志·魏文帝紀》)

明帝時又制定了魏律，其序言中說:「賊斗殺，以劾（向官府告發）而亡（逃亡），許(允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今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晉書·刑法志》)

北周保定三年(公元563年)，有「初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者論」的規定。

《唐律·賊盜》規定:「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殺者，勿論。」首先，依照《唐律疏議》注釋，所謂家者，就是指「當家宅院之內。」在封建社會，家是建立在財產私有制基礎之上，維繫等級宗法制度和封建倫理道德的社會細胞，固此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唐律把諸夜無故入家者規定為犯罪並處以笞刑，這樣就禁止了私刑的適用。其次，唐律對正當防衛的成立條件作了具體的規定。防衛的起因是不法侵害而且刻不容緩。即諸夜無故入家者，諸夜無故入家，構成對家人的人身和家庭財產的嚴重威脅，故為不法侵害。

《唐律疏議》在解釋「外人來奸，主人舊已知委，夜入而殺，亦得勿論以否」時指出:「律開聽殺之文，本防侵犯之輩。設令舊知奸穢，終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難辯，縱令知犯，亦為罪人。若其殺即加罪，便恐長其侵暴，登時許殺，理用無疑。」也就是說，主人雖已知外人來奸的原委，但由於夜入人家，為防不測的暴力侵害，仍可實行正當防衛。正當防衛的對象是不法侵害者，而且不法侵害人須達到法定的刑事責任年齡，具備一定的刑事責任能力。

《唐律疏議》指出:「知其迷誤，或因醉亂，及老，少，疾，患，並及婦女，不能侵犯」者，不得實行正當防衛，否則，就要受到刑罰處罰。例如，唐律規定:「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斗殺傷二等。」正當防衛必須適時。對此，唐律規定得十分明確:登時殺者勿論。所謂登時，根據《唐律疏議》的解釋，就是指「登於入時」。如果不是登於入時，而是「已就拘執」，則不允許再對其格殺傷害。否則，也應受刑罰處罰。

《唐律疏議》注謂:「已就拘執，謂夜入人家，已被擒獲，拘留執縛，無能相拒，本罪雖重，不合殺傷。主人若有殺傷，各依鬥法科罪，至死者加役流。」說明唐律不允許實行事後報復，至唐朝私刑已被完全禁絕緝捕和救助的義務。

例如，《唐律疏議》指出:「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為能助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諸被人毆擊折傷以上，若盜及強姦，雖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當然，如果確系力所不能也不在處罰之列。這其中的積極意義仍值得我們借鑒。

唐律承先啟後，影響深遠，直到封建社會的最後一部法典，即《大清律》，相互間陳陳相因，具有十分清晰的沿革關係和內在聯繫。

《尚書·康誥》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周禮·地官·調人》雲:「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勿令仇，仇之則死。」殺人而義具有正當防衛的意蘊，但防衛的起因則是被殺者的不孝不友。

漢人鄭玄注謂:「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罵而殺人者，如是為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仇也，使之不同國而已。」也就是說殺人而義者不僅刑所不禁，而且不允許被害人的親屬報仇，報仇則死。反之，如果為義而報仇，即侵害人為不孝不友者。那麼，在履行一定的訴訟程序後，亦視為無罪。

《周禮·秋官·朝士》說:「凡報仇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士是專職司法的士，士師。訴狀士之後，就認為報仇者合於禮法而不為刑取。

《禮記·曲禮》說:「父之仇，弗與共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魯國臧文仲亦有」大刑用甲兵」的說法。可見，春秋時期盛行的報仇，兼有允許私刑和刑兵不分的底蘊。

建武末年，鍾離意任堂邑縣令時，其縣民房廣因為父報仇殺人而入獄，其母又病死，房廣在獄中哭泣不食。鍾離意放房廣回家辦喪事，縣民們認為房廣喪事辦畢之後，肯定逃走，但房廣事畢後又回獄中。鍾離意感覺房廣有悔改之意、服刑之行，遂將此事上奏光武帝，請求減免處罰。光武帝便答應了鍾離意所奏，房廣「得以減死而論」。(《後漢書·鍾離意傳》)

北魏顯祖時，有個叫孫男玉的女子為丈夫報仇殺人，被判死罪，後又蒙詔赦。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魏書·烈女傳》)這說明了復仇雖有規定可殺，但也減免。

南梁時，張景仁因八歲時其父被人所殺，他立志報仇，後來斬仇家之首而祭父，並自首官府。太守蔡天起將詳情上奏，簡文帝下令赦其罪，並免他一家租稅，旌表其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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