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被儒家掩蓋的一個天才「布衣宰相」

李拯

自安史之亂以來，李泌是歷經肅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唐肅宗從長安逃到靈武，剛剛繼承皇位就把他兒時的好友李泌招到身邊，而李泌不居官職、不著官服，竟以山人的身份輔佐皇帝。唐肅宗與他入則同榻、出則同輦，留下了「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的佳話。他為唐肅宗謀劃的戰略藍圖，堪比諸葛亮的《隆中對》，唐肅宗卻因為急於求成而未能採用，結果為唐朝中晚期的長期禍患埋下了種子。

唐肅宗克複，遍賞功臣，唯獨李泌堅持退隱，自有一種功成名就而身退的飄逸與洒脫。唐代宗繼位，復招李泌入朝，但為朝中大臣所忌，李泌再次歸隱田園。直到唐德宗一朝，李泌在旋起旋落之後，正式被任命為朝廷宰相，從一介布衣道士一躍而當國柄、執國政，展示出傑出的政治才能。他北和回紇、南連雲南、西結大食，在地緣政治上對吐蕃形成包圍，從而為國力衰退的唐朝贏得了迴旋空間；他揖睦皇室、和諧君臣、澄清吏治、改革稅賦、疏通漕運，上至天子家事，下及匹夫憂樂，無不治理得井井有條，為政治混亂的唐朝帶來了中興氣象。

少年英才崢嶸早露

李泌在兒時就表現出卓爾不群的才華。年未弱冠，名即大震，那時就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並召之入宮，由此奠定了他與唐朝三代皇帝的淵源。從兒時鑄就的起點出發，將延伸出李泌輔翼三代皇帝的傳奇佳話。

唐玄宗召童子李泌入宮之時正在與當朝宰相燕國公張說對弈，就請張說來考考這位聲名遠播的少年奇才，看看他是否名副其實。張說以文學著稱於世，出的題目也相當見水平，他請李泌以「方圓動靜」作賦，並先為李泌做了一個示範，「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方圓動靜」，兩兩對稱，既需要準確解釋每個字的含義，又需要展現出方與圓、動與靜內在的辯證關係，在闡釋義理的基礎上，還要求做到語言工整、文辭優美，而這些都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對一個孩子而言，其難度可想而知。張說以棋盤與棋子作為比喻，正好應和了與皇帝對弈的情景，加上深厚的學養支撐，可以說是取象棋局之內、喻意棋局之外，已經是極其高明，這顯然給李泌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泌毫不遲疑，立即答道：「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一言之下，張說立即祝賀皇帝得到「奇童」，而唐玄宗也喜形於色，連連誇讚「是子精神，要大於身」。李泌的回答無論是義理之深、境界之高，還是用字之准、文辭之美，都遠出於張說之上。李泌沒有以目之所及的具體事物作為依託，而是直接以儒家思想中的「行義」和「用智」作為比喻，既破方圓之意，兼解儒家之思；而後面的「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則在一動一靜之間描摹出動靜相宜、進退得當的人生境界。「騁材」是要發揮才能、實現抱負，是為「動」，但是「得意」之後卻不能志得意滿、驕傲自負，而應該追求無為境界，是為「靜」。

一個孩童能有這樣深刻的思想、豁達的境界，並能以如此優美的文辭表達胸中所思，此非天才而何？這段傳奇佳話也被寫進了中國古代兒童的啟蒙讀物《三字經》，正所謂，「泌七歲，能賦棋。彼穎悟，人稱奇，爾幼學，當效之」。而少年李泌說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恰如自己傳奇一生的一個隱喻，他將在自己漫長的一生中幾進幾退，騁材以輔佐皇帝，得意而退居山林，動靜相宜，剛柔相濟，終能在險象環生的政治鬥爭中全身而退。

少年李泌也引起了一代名相張九齡的青睞，「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那時，張九齡又與大臣嚴挺之、蕭誠私交甚篤。嚴挺之向以秉性剛直而聞名於世，非常討厭蕭誠的諂媚，於是勸張九齡與蕭誠絕交，張九齡卻說嚴挺之鋒芒畢露，但是蕭誠卻「軟美可喜」，於是一時興起，命左右召蕭誠前來晤面。沒想到，這時李泌恰好傾聽在側，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意思是您憑藉正道直行而當上宰相，怎麼反而喜歡「軟美」的人呢？張九齡根本就沒想到這位小朋友竟然能開口勸諫，以凜然正氣規訓當朝宰相，由此感到了一種超越年齡的靈犀相通，不僅「改容謝之」，並且稱呼李泌為「小友」，足見心中讚賞憐愛之意。這段佳話表明當時李泌已然壯志在胸，無論他日後怎樣追求神仙不死之術，致君於堯舜的世俗夢想已經銘刻在一個少年的心中。

天寶年間，李泌常游於嵩山、華山、終南山之間，「慕神仙不死術」，後來出山，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而早已年邁的唐玄宗仍然記得那個天資聰慧的少年，讓他在翰林供職，同時供奉東宮。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後來成為唐肅宗的太子李亨與李泌結下了超越君臣的親密關係，從而開啟了李泌與三代君王的曠世奇緣。

凌雲縱橫的戰略想像力

「漁陽鼙鼓動地來」，從大唐疆域東北方向發起的「安史之亂」打破了波瀾不驚的政治格局，李泌與太子李亨結下的深情厚誼將在戰亂中經受考驗，也將在唐朝光復中大放異彩。從這時起，李泌展示出縱橫捭闔的戰略構想能力。

唐玄宗在潼關失守之後倉皇西逃，太子李亨這時與其父分道揚鑣，逃到了位居西北的軍事重鎮靈武，並開始了重整山河、再圖興復的事業。

李亨剛剛即位為唐肅宗，就派人秘密到南嶽衡山尋找李泌，而李泌也一直心懷「先生不出，如天下蒼生何」的使命感，註定不會在天下大亂之時袖手旁觀，於是不待唐肅宗召喚，即自覺奔赴靈武。君臣之間，其相得如此，而默契亦如此。

當此之時，安祿山以范陽為根據地，揮兵西進，已經連克洛陽、長安兩京，沿途郡縣皆望風而降，兵鋒甚盛，勢焰更熾。但與此同時，天下勤王之師四下大集，紛紛以儘力於王室、剷平叛亂為己任。郭子儀出兵朔方，李光弼堅守太原，從西北方向對安祿山形成包圍之勢。從大形勢判斷，朝廷與安祿山各有優劣，安祿山佔據兩京，導致唐朝宗廟隳滅、社稷毀棄，這對於意氣風發的唐肅宗來說是不可忍受的政治恥辱，也恰恰給安祿山帶來了政治上的主動權；但是從軍事形勢來看，安祿山懸軍深入，從范陽到長安，戰線拉得太長，天下勤王之師逐漸對其形成合圍之勢，朝廷可以說佔據了軍事上和道義上的優勢。這正是李泌風塵僕僕趕到靈武時面對的天下大勢，也是他為唐肅宗規劃戰略構想的初始條件。

李泌為唐肅宗謀劃的平反方略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打持久戰，不能急於求成，「陛下無欲速」，目的是為了蕩平安祿山、史思明的范陽老巢，從根本上消滅賊寇的有生力量。而基本策略就是先取范陽，再定長安，對長安保持攻而不取的態勢，故意保持范陽與長安的暢通，攻而不取，使其「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然後再發動戰略進攻，范陽既定，則長安、洛陽自可不戰而得。

李泌的戰略構想最具想像力也是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對長安這個帝國的政治象徵採用攻而不取的策略，以一座城池為誘餌困守賊寇。這一點既是安祿山始料未及的，也正是唐肅宗難以做到的。在安祿山看來，長安是唐朝的政治象徵，唐肅宗怎麼可能舍眼前之長安而就千里之范陽？而唐肅宗一旦集中力量攻佔長安，那麼千里之外的范陽老巢就能得以保全，安祿山就總能獲得東山再起的機會。但如果朝廷按照李泌設想不急於攻佔長安，那麼安祿山的如意算盤就會落空，但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隱忍的政治藝術，畢竟光復京師，始終是皇帝最為迫切的願望，尤其是對剛剛即位的唐肅宗而言，更需要通過光復京師來確立自己的威信。

於是，等到兵馬大集，皇帝果然「欲速得長安」，並對李泌說：「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而李泌也準確預言到了急於求成的危險後果，「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皇帝不聽，並以巨大的傷亡代價迅速光復了長安，但是皇帝還沒有坐下來品嘗勝利的滋味，坐守范陽的史思明就再度起兵造反，再陷河朔，復亂中原，而正是平定史思明的過程奠定了中晚唐的藩鎮割據制度，引發了無休無止的兵連禍結。史思明再次憑藉范陽老巢而發動叛亂，正是應驗了李泌「賊再強，我再困」的預言。

如果唐肅宗能夠採納李泌的構想，不急取長安，先覆敵巢穴，又怎麼會留下長遠的禍患？

在唐德宗時期，李泌終於獲得了宰相地位。

而這一次，李泌不再像初次輔佐唐肅宗那樣放任自流，他對皇帝強硬施壓：「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李泌已經是獨任朝政的宰相，代天理物，以天下為己任，斷不能因為皇帝的私人恩怨而讓國家坐失合縱連橫的機會。最終，他以回紇「稱臣，為陛下子」的許諾化解了皇帝的積怨，而為唐朝贏得了地緣政治的戰略主動。

進則天下，退則山林

李泌雖然以神仙不死術為畢生追求，但是他的處世之道又堪稱儒家「內聖外王」的典範。他不僅善於謀國，而且工於謀身，既能以宏大的戰略構想謀劃國家命運，又能以進退得當的處世藝術明哲保身，進則安天下，退則安此身。

李泌從一開始就知道奔赴靈武如同飛蛾撲火一般，是把自己送往權力鬥爭的漩渦。他十分清楚施展報國之志的前提是自己能夠從殘酷的政治鬥爭中生存下來，而他作為一介布衣，剛剛才道士下山，就立刻成為唐肅宗形影不離的身邊人，也必然會引來其他掌權人物的猜忌。這其中就包括權傾朝野的宦官李輔國和唐肅宗的患難妻子張良娣。

李輔國一路追隨唐肅宗到靈武，又最先勸肅宗即位以系人心，可以說是唐肅宗登上皇帝寶座的佐命元勛，因此受到重用，成為肅宗一朝的新貴。而張良娣也是在唐肅宗患難期間不離不棄、給以慰藉，到靈武駐紮後又親自為戰士縫衣，由是受寵，肅宗登基後遂立為皇后，「親寵無比」。李輔國看到張良娣有寵，自然傾心結交，於是，靈武朝廷肇建，兩位新貴就結為攻守同盟，「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橈權」。對來路不正而又忽得寵信的李泌，他們自然會視為潛在競爭者，因此充滿猜忌與敵意。

而李泌對此洞若觀火，早有防備，他從一開始就以守弱、退避、讓步求得自保，避免觸及李輔國、張良娣等朝廷權貴的既得利益。唐肅宗對李泌特加寵信，視之為委以心膂的心腹、言聽計從的智囊，「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並要正式任命李泌為右相。這時，李泌進退得當的處世之道就開始顯現出來，他深知，一朝身居將相，更會引起李輔國、張良娣等人的嫉妒，不如以退為進、守弱為強。於是，李泌堅決請皇帝收回成命，「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說是貴於宰相，實際上是要繼續以賓友或幕僚的非正式身份輔佐皇帝。這是要讓李輔國、張良娣等人看到，李泌對朝廷名位沒有覬覦之心，他們大可對李泌放心。

李泌也履行自己的諾言，在長安光復之後，他就立刻向唐肅宗提出了辭呈。而唐肅宗自然執意挽留，李泌於是向肅宗表明了他不能留下的五個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所謂「五不可」，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自己功蓋天下而又來路不正，必然會遭到朝中大臣嫉妒，因此進不如退、留不如去、在不如不在。唐肅宗不得已，乃聽歸衡山，還為隱居的李泌「給三品料」。

李泌就這樣瀟然隱退，留給人們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他不遠千里奔赴行在，又嘔心瀝血竭忠盡智輔佐皇帝，在攘平叛亂時還要時刻提防明槍暗箭。即便付出了這樣的艱辛努力，在獲得成功的那一天，李泌也沒有因為成功來之不易而產生半點留戀。功成名遂身退，說起來容易，但是要克服心中的貪念，又談何容易？李泌就能做到來去自如、進退由心，成功之日即是隱退之時。

接下來，李泌的人生就在朝廷與江湖之間來回搖擺，而他也當進則進、宜退則退，就像江上的漂木一樣與水沉浮、與時消息。李俶即位為唐代宗之後，立即將李泌從衡山召到朝廷，「自給、舍以上及方鎮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還要拜李泌為相，李泌再次懇辭。而李俶堅決要求李泌「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為俗人」，李泌泣訴，李俶卻說：「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又不是僻居衡山，何必這麼多講究？而李泌也順從了皇帝的意志，這再次表明李泌參道的至高境界，所謂「上善若水」，就要像水那樣無可無不可，豈能為清規戒律所限？

而李泌的進退得當與瀟洒處世，也恰恰來自這種「無可無不可」的自如境界。唐代宗李豫（初名李俶）器重李泌引起了當朝宰相元載的嫉妒，於是，李泌再次隱退，被皇帝寄養在江西。後來元載倒台，時隔八年，李泌再次被唐代宗召入宮中，卻又遭到新任宰相常袞的嫉妒，被貶為澧州刺史。直到唐德宗即位，李泌才回到朝廷，並由於輔佐三代的威望終於坐穩了宰相的位置。

這樣屢進屢退、幾去幾留，李泌從無怨言，人生來去自由，此心平靜如水。進生禍端，何如退求萬全？退保此身，何必進受侮辱？由此而言，進即是退，退即是進，不合時機的進，恰恰是退入萬丈深淵；而恰到好處的退，則正如一日千里。這其中的辯證法成就了李泌的政治成功，也造就了李泌的瀟洒境界。

李泌的傳奇一生迎合了後世對「布衣宰相」的浪漫猜想，後人在他的故事中又加入道教光怪陸離的想像，使得李泌充滿了神秘甚至是魔幻的色彩。

李泌思必周詳、慮則長遠，他生前並沒有急於解決藩鎮割據的問題。朝廷雖然平定安史之亂，但是那些在戰爭中崛起的將領，開始佔地為王、自成體系，消滅一個安祿山卻成就了無數個安祿山。藩鎮割據造成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而李泌採取與藩鎮和平共處的姑息政策並著手恢復唐朝初年的府兵制，以從根本上增強朝廷的軍事實力。這樣的休養生息增強國力，等到唐憲宗繼承皇位，朝廷將再次發動大規模的削藩，以裴度為代表的士大夫將履行修齊治平的責任。只是當所有的努力都已付出，人們才恍然大悟：藩鎮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養寇自重」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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