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英國男性科學家真的「娘娘腔」嗎？

牟慶璇 編譯

歷史學家習慣將19世紀前期稱作攝政時期（The Age of the Regency），將19世紀後期稱作維多利亞時期（Victorian）。在維多利亞時期，科學家被認為是英雄。科幻小說和科學教科書都將科學家塑造成充滿力量、權威的形象，自然的力量都可以為他們所用。在這些書籍中，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寫的《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和奧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的《科學先驅》（Pioneers of Science）較為有名。科學家受到公眾的尊敬，後期又湧現出許多做出偉大功績的人物，如漢弗萊·戴維（Humphry Davy）、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等。

男性科學家受到性別歧視

著名歷史學家安·胥堤爾（Ann Shteir）認為，19世紀時科學的職業化確保了男性的主導地位，同時排除了女性參與科學研究的可能。這種職業化是一種文化的進程，形成了維多利亞時期男性科學家的一種穩定和權威的固定形象。

漢弗里·戴維爵士（Sir Humphry Davy）曾就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Royal Society），他發明了著名的礦工安全燈。但是在1824年，《化學家》（The Chemist）雜誌的一位作家發文稱其為「當今世界最優雅的不務正業的人」。這位作家還稱科學界的一些其他有名人物為「服裝華麗的哲學家」（dandy philosophers），他們的最大抱負是「在上流社會的客廳裡面出風頭」。

為什麼男性科學家會受到這種性別歧視？從當時知識和文化在社會中的地位可探知一二。在當時，科學在學術界並不佔首要地位，在早年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中沒有受到廣泛關注，且這種重視程度還在不斷下降。推而廣之，科學家缺乏文化權威，被認為是隱居和沒落的人。

對男性科學家怯懦的指控也與當時對男子氣概的定義發生變化有關。攝政時期的男子氣概是傾向於崇尚富有、時尚的貴族風格，但是在維多利亞時期，男子氣概的定義漸漸變成更嚴肅、突出個人功績和特點的氣質。這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影響力日益增長。

男子氣概的定義發生變化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男性科學家希望自己可以具有貴族氣質。英國科學進步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BAAS）成立於1831年，在其成立後的前十年，會員中至少有六個不同部門的主席。能加入這個協會是貴族的象徵，在其年度會議時，都會舉行盛大的宴會和球類運動。

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公眾對男子氣概的定義從貴族風格轉向更明確的中產階級風格，男性科學家為了具有貴族氣質而做的努力，使得他們受到性別歧視。在1839年，泰晤士報（The Times）發表過這樣一篇對英國進步協會已故哲學家的悼文：

「你走了，去往自己的學術天堂；在那裡，希望你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人們的認可，而不是跟以前一樣，只是吃吃喝喝，向人們表演優雅的言談和動作。」

19世紀中期，新一代男性科學家，包括生物學家達爾文和進化論學者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不斷接受新的精英論的男子氣概理念。然而，他們也受到了關於怯懦的指控，只是原因與上一代科學家不同。

戴維爵士因其貴族般的生活方式和浮華的裝扮受到人們的嘲笑。像達爾文和赫胥黎這些新一代科學家，開始在私人實驗室開展科學研究，比如在自己的家裡，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協助他們。這樣隱私的舉動也使自己被公眾認為是怯懦的。赫胥黎甚至把家比作避難所，與外面整日辛苦勞作、互相競爭的男性相比，家是十分舒適的場所。

科學變得至關重要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些對男性科學家的陽剛之氣的質疑才逐漸消失。有史以來，英國政府第一次果斷地與科學家合作，資助科學研究。在戰爭過程中，科學的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公眾不得不承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是獲得勝利的關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男性科學家變得更加自信，他們尋求更大的認可和長期的政府資助。從此，以男性科學研究者為主要力量的自然科學和物理科學的位置也變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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