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意識形態的最後崩盤：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

斯大林時期

文化專制的頂點

斯大林時期，蘇共領導人對意識形態的控制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與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政治經濟模式相適應，蘇聯思想文化體制也以高度集中為基本特徵。

另外作為作為書報檢查機關，國家新聞保密局是最重要的新聞檢查機構。列寧時期，最開始由教育人民委員部承擔書報檢查的職能；到1917年12月，司法人民委員部強化了書報檢查工作；1918年6月，隸屬於軍事人民委員部作戰部的戰時書報檢查局開始實施對書刊出版的軍事檢查；919年，教育人民委員部成立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出版局開始履行書報檢查職能。為改變政出多門的狀況，1922年6月，在教育人民委員部新成立了圖書文獻和出版事業管理總局，屬人民委員會系統管轄，承擔了對所有印刷品進行書報檢查的職能。

總體上說，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對各種要出版的作品進行預審，確定出版方面應遵循的規則和實施細則，編製出版清單和禁止作品的出版等。1929年1月18日下發的《關於准許出版新雜誌》的決議中，規定所有主要雜誌只有得到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批准，才能出版。

後來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關於出版總局》的決議中，又設立了由黨的機關向出版總局派遣「特派員」和政治編輯的建制。「在地方報紙中，可以將特派員委任為報紙兼職編輯」。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

蘇聯黨所實行的書報檢查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多層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書報檢查制度。這種檢查制度要經過5個層級的過濾機制：第一個層級是自我檢查，即由作者根據歷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肅運動形成的意識形態標準，在寫作之前和寫作過程中實行自我的內省檢查；第二個層級是在編輯文稿過程中實施的思想政治審查；第三個層級是由編輯部或出版社送上級專門檢查機關，即出版總局進行事前檢查和事後檢查；第四個層級是經由國家機關的懲治性檢查；第五個層級是由黨的領導進行最後的意識形態審查。

隨著書報檢查制度的發展，它最終變成了對社會、對黨內的書報信息的封鎖，甚至轉變為封人口舌、不準講話，鉗制黨內正常民主生活，成為密不透風的文化專制主義。

另外1927年之後，蘇聯對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報刊都編訂了目錄，嚴加控制。平均每年沒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學和宗教類最多，甚至達到40%，政治和歷史類平均達23%。

二戰結束後，斯大林的文化專制政策開始延伸到文藝界，對文藝界的批判首先開始於1946年8月對《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發難。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諷刺幽默作家左琴柯和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由於上述兩雜誌為他們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自然也成了攻擊的目標。左琴柯被謾罵為文學上的「無賴和渣滓」，指斥他「專門寫作空洞的、無內容的庸俗的東西」。阿赫瑪托娃則被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痛罵為「一去不復返的」「古老貴族文化」的「殘渣」，將她論定為「與我國人民背道而馳的空洞的無思想的詩歌的典型代表」。最後勒令《列寧格勒》雜誌停刊，《星》編輯部改組。

在開啟文藝批判的同時，在哲學、生物遺傳學、語言學、法學和政治經濟學等領域，也展開了一系列批判。在生物遺傳學領域的批判，矛頭指向了蘇聯的摩爾根遺傳學派，支持李森科的偽科學學派。

1946年1月李森科發表《自然選擇與種內競爭》一文，公然否定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原理。蘇聯摩爾根學派的學者對此文宣揚的觀點強烈不滿，在一些刊物和大學講堂上展開了對李森科的批判。此外，還召開內部專門會議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觀點。李森科對此十分惱火，立即上告斯大林。於是，領袖親自干預，布置召開了1948年全蘇農業科學院八月會議。

斯大林親自圈閱審定了李森科在八月會議上所作的《論生物學現狀》的報告，助長了李森科的氣焰，使他在會上更加有恃無恐地向摩爾根學派發動猛攻。不僅如此，會後他還對這一學派採取了四大行政措施：給摩爾根遺傳學派戴上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帽子，將該派學者公然稱之為「人民敵人」；禁止各學校講授摩爾根遺傳學；封閉摩爾根學派的實驗室；解除摩爾根學派學者擔任的一切行政職務。這樣，在斯大林親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偽科學學派的一統天下，出現了由它稱霸蘇聯生物學界的局面。

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以召開全國經濟學討論會的形式展開的。開始會上呈現出了少見的活躍氣氛。不少學者就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問題、價值規律在蘇聯起作用的性質和存在商品貨幣關係的原因以及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生產的動力等問題，發表了創見。

斯大林對討論會的結論《關於1951年11月討論會涉及的經濟問題的意見》和此後三個文件匯成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變成了為蘇聯政治經濟學的金科玉律。

斯大林只承認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定範圍內的作用，只承認物質利益原則對勞動者積極性的有限影響，而沒有對它們在經濟政策中的作用給予應有的重視。正因為這樣，他拒絕了討論會上一些經濟學家對價值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作用範圍的高度評價，拒絕了他們主張積極利用商品貨幣槓桿的革新要求。

戰後這一連串的批判運動，都是由斯大林親自發動的，戰後意識形態鬥爭的規模並不亞於上世紀30年代，其殘酷性雖不能與「大清洗」時期大規模逮捕、鎮壓的情況相比，但其批判的範圍和逮捕的人數也並不算少。正是這個緣故，人們往往拿1948年與1937年相比較，認為是一前一後「兩個群眾性的恐怖浪潮，由於席捲全社會而在人們心裡留下了沉重的回憶」。

所不同的是，戰後時期蘇聯模式的意識形態已經發展到了極致，一方面顯示其鼎盛，顯示其控制之森嚴，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達到了極點：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學認識，甚至為偽科學張目，扼殺新興科學的發展。這預示著蘇聯模式的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和衰落。

總之斯大林時期，在思想文化各領域、各部門甚至各學科層層設有全權負責的領導人，權力最後集中在斯大林之手。蘇共根據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取消文化藝術團體和派別，官方直接自建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成為黨和國家層層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屬機構，促使其走上統一化、行政化和國家化的道路。

另外判斷意識形態的標準完全是按照斯大林的理論。斯大林成為真理化身、思想源泉和理論權威。蘇聯思想文化領域按斯大林要求發起一波又一波批判運動，裁決一場又一場學術紛爭，使斯大林理論觀點在思想文化領域具有絕對權威或壟斷地位，從而導致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滋長，也阻礙了蘇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

另外把學術領域的爭論等同於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斯大林往往直接干預學術論爭，習慣於以政治鬥爭或階級的眼光來看待學術論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打擊或肯定某種學派，以最高權威的身份評判學術論爭，妨礙學術民主和批評自由，挫傷有學術造詣的思想家和理論家，造成思想理論界的沉悶空氣。

赫魯曉夫時期

徘徊在解凍與控制之間

相對於斯大林時期文化控制和高壓政策，赫魯曉夫時期則被稱為「解凍」時期。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政治、社會開始發生大的轉折和變化。自1953年6月10日《真理報》發表《共產黨是蘇聯人民的領導力量》一文直接批判「個人崇拜」以後，蘇聯思想文化界開始活躍起來。1953年7月16日，《文學報》發表了社論，提倡文學作品的真實性。

1954年5月，愛倫堡發表中篇小說《解凍》的第一部。用文學的方式隱喻斯大林時代的結束，蘇聯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褒貶不一、就這篇小說發表了各種評論和意見，在蘇聯社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解凍》的發表，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1954年12月15日—26日召開的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召開，蘇共中央至大會的賀辭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現實，「發現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積極干預生活」，同時對「粉飾現實」和「歪曲、誹謗現實」兩種傾向進行了批評。在1956年2月14—25日召開的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在總報告中不滿意蘇聯文藝的發展現狀，批評文藝「落後於生活，落後於蘇維埃現實」。在蘇共20大召開前後，蘇聯文藝界總體上就是強調「現實」，已經在事實上改變了斯大林時期拘泥於教條和領袖觀點的做法與路線。

蘇共20大召開一年以後，蘇聯的意識形態路線又產生了新的變化。1957年5月14日蘇聯作協理事會第三次全會召開，大會主報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蘇聯文學發展的幾個問題》提出「個人崇拜對文學發展的消極影響，特別是戰後年代，是無可懷疑的」，但同時又強調，不應誇大個人崇拜的有害影響。

到了1958年，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大體上又回到了1957年以前的發展軌道。這個時期強調繼續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開始出現人道主義思潮。1958年2月8日，在知識分子的招待會上，赫魯曉夫希望作家、藝術家「在創作上更為勇敢，更注意對生活、對人生的觀察!」「下更大決心來面向現代生活」，「抓現代的重大問題」。1960年3月，《共產黨人》第10期發表編輯部文章《對人的社會主義關懷》，強調「人道主義、人性是社會主義國家活動的主導原則之一」。這一年，蘇共還出版了由蘇科學院通訊院士波諾馬廖夫主編的《蘇聯共產黨歷史》，取代了斯大林時期的《聯共(布)黨史教程》，成為蘇共黨史新的理論教材。

1962年，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發表以後，在蘇聯文壇掀起了一股「集中營文學」的浪潮。面對無數新的作品，對蘇聯歷史的揭露與諷刺更加露骨、深刻，赫魯曉夫執政集團重新開始實行緊縮政策，意識形態領域又出現控制的跡象。

1962年以來，格羅斯曼1960年寫就的戰爭題材小說《生存與命運》一直不能發表。1962年7月23日，在同格羅斯曼進行談話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指出，小說政治上是敵對性的，可能帶來的危害比《日瓦格醫生》還要大得多，「要出版的話，可能也得等2、300年」。1963年6月，蘇共中央就「黨的思想工作和當前任務」召開全會，赫魯曉夫在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反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和平共處」。他認為「誰要是想置身於黨的政策之外，否認意識形態中的黨性，那就等於組成一個非黨人士的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對我們黨。反對我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我們的現實。」

總體來講赫魯曉夫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始終在解凍與控制之間搖擺。即使是在赫魯曉夫深入、全面揭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解凍」成為時期，蘇共相關意識形態機構也沒有放鬆警惕，而是同樣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對各種他們認為對蘇聯黨和國家有害的作品和人物進行行政上的控制，很多優秀的作品被無情地封殺。

當然與斯大林時期相比，在意識形態領域，赫魯曉夫時期工作方式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變，徹底拋棄了斯大林時期的殘酷鎮壓、甚至從肉體上消滅的極端做法，但碰到了難題，尤其是需要減緩「解凍」的步伐、扭轉方向的時候，赫魯曉夫同樣對知識分子進行打壓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還保留了斯大林時期的某些色彩。

勃列日涅夫時期

日益膨脹的意識形態機構

隨著經濟的發展，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顯露。為了加強思想控制，防止人們在思想領域出現異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意識形態機構空前膨脹，意識形態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具體的工作部門。

1

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

按照1966年5月蘇共中央書記處批准的蘇共中央組織結構，蘇共中央宣傳部下設13個局：俄羅斯聯邦局、加盟共和國局、黨務宣傳局、群眾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報刊局、廣播電視局、出版局、雜誌局、出版物和印刷品發行局、體育文化和運動局、講師團、專家諮詢組、辦公廳。這13個職能局的工作範疇，基本涵蓋了蘇聯意識形態工作的各個領域。

在某種程度上，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機構，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工作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承擔著領導作用。其所確定的工作路線、方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蘇共中央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決策與動向。

與其他意識形態機構領導人很少變動不同，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中央宣傳部的負責人經常更換，相對頻繁地變動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領導人，說明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蘇共領導人極不滿意宣傳鼓動部的工作。而對於同時代的知識分子而言，大多數宣傳部的部長們沒有給他們留下好的印象。

2

蘇共中央文化部

蘇共中央文化部最初由四個局組成：創作文藝局、藝術局、電影局和辦公廳。從四個組成部門的名稱可以看出，蘇共中央文化部的職能主要就是負責執行黨的文藝路線，和創作知識分子打交道，同知識分子的各種「離經叛道」作鬥爭。與中央宣傳部部長頻繁更換不同，蘇共中央文化部的部長人選一直比較穩定。與蘇共中央宣傳部的相關工作出現某種程度的波動不同，蘇共中央文化部在整個勃列日涅夫時期波瀾不驚，一定程度上成了保守的代名詞。

3

克格勃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成立於1967年7月17日，是根據當時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建議，由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成立的。

克格勃第五局雖然不直接主管意識形態工作，但蘇聯意識形態各項工作的開展與工作的具體內容大多與這個機構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繫，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克格勃第五局在意識形態工作中的地位逐漸凸現，而且異常特殊，不僅為蘇聯黨和國家及其他意識形態機構提供大量信息與情報，還包括擬定處理意見，負責一些重大事件的處理。

克格勃在意識形態工作決策中地位獨特。雖然本質上是國家安全機關，不屬於意識形態機構，但克格勃第五局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地位非常獨特，它們提供的情報在實際決策中作用很大。克格勃嚴格按照蘇共中央的旨意行動，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工作，所獲取的情報、提出的建議往往起著決定性作用。

對於這個機構，不得不讓人聯想到中國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都是控制思想言論的特務機構，特務機構的加強反映了當時蘇聯當權者內心的一種思想恐懼。

戈爾巴喬夫時期

僵化意識形態徹底崩盤

1985年前蘇聯的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面對積弊難返的整個社會，戈爾巴喬夫從「改革」一開始，就提出「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口號。他宣揚兩者是「社會生活的準則」，甚至說是「改革的實質」，同時又強調它們是「改革的銳利武器」。畢竟在蘇維埃制度下確實存在著民主發揚得不夠、黨和政府的活動缺乏透明度的問題，同時幹部在不同程度上脫離群眾，未能受到有效的監督，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常常受到不應有的限制等等，這種狀態確實需要改變。戈爾巴喬夫認為「公開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不可分割的一個方面，也是整個社會生活的準則」。擴大公開性，就是把國家和社會中發生的一切告訴人民，使黨和蘇維埃的工作「置於人民的監督和注視之下」。

在戈爾巴喬夫的視野下，龐大的蘇聯帝國內部交織存在著這樣的現實：一方面人民充滿了對十月革命浪漫的回憶，另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義駭人聽聞的罪行嚇呆了；一方面廣大民眾在較短的時間裡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黨對自由的言論、思想和創作進行無情的鎮壓，書報檢查相當嚴格，媒體上只有宣傳而沒有真實的新聞。戈爾巴喬夫立意通過新聞改革，逐漸放開輿論，鼓勵報刊對官僚主義提出有力批評，幫助中央消除阻力，推進改革，也藉此發動廣大民眾積極投身於改革大業中。

於是在公開性思想的指導下，先後撤換了《真理報》、《共產黨人》、《經濟報》、《莫斯科新聞報》、《火花報》、《經濟問題》等數十家中央報刊的主編，換上了一批改革派人士，通過大規模換人，具有新思維的改革派迅速掌握了輿論大權。報紙開始為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鼓噪吶喊，各種腐敗、官僚主義行徑被揭露，「改革」、「公開性」、「民主化」成為社會的流行語。報紙的轉向在民眾那裡得到了極大的回應，很短時間內，自由報紙的銷量大增，在1986年秋季，共青團真理報增加了300萬份，蘇維埃俄羅斯報增加了100萬份，共產黨人增加了7萬份。那些對重要會議和議會辯論進行實況轉播的電視和電台節目，也在觀眾和聽眾中擁有很高的收視率。

民眾走出了政治冷漠狀態，政治熱情逐漸高漲。從上到下，社會各界對改革都表現出真誠的擁護，不斷地給戈爾巴喬夫以感動，也推動著他將意識形態改革繼續引向深入。

公開性改革，初步實現了戈爾巴喬夫「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的初衷。人民群眾的參與，為改革提供了道義支持和思想資源，使得改革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種情勢下，蘇共黨內任何僵化勢力對戈爾巴喬夫的個人權力提出挑戰都成為不可能。在社會的激勵下，戈爾巴喬夫將公開性改革逐步引向深入，提出意識形態多元化，「堅決放棄意識形態的壟斷主義」，實行新聞自由。

1988年廢除了報刊檢查制度後，批評禁區更是不存在了。輿論開放的趨勢最終總是要走向完全的輿論自由，這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公開性的發展，大量的歷史檔案被公開，許多蘇聯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得以昭雪。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開始出現否定蘇聯歷史和制度的風潮，理論界出現混亂，社會失控。面對如此多的問題，戈氏已經無能為力進行控制，最終在多黨制和八一九風暴的共同作用下，蘇聯的意識形態走到了終點。

從某種意義上講，蘇聯意識形態的崩盤要先於其國家的坍塌。這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悲歌。

最後，

悅讀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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