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發布「扣蔣」消息，急不可耐通電中共，中共內部產生分歧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時半左右，身在西安的蔣介石正欲披衣起床，忽聞行轅門外槍聲響起，繼而「連發不止」，憑直覺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即越牆而出。與此同時，進攻華清池的東北軍亦開始搜尋蔣介石的蹤跡……在這個拂曉，蔣介石衛隊陣亡20餘人，包括蔣孝先、邵元沖亦在混戰中遇難。至上午9時左右，蔣介石本人也落入東北軍手中。幾乎在事變發生的同時，張學良也迫不及待對外公布蔣介石已被扣留西安之消息，西安事變猶如平地驚雷，震撼中國，掀起驚濤駭浪。

關於西安事變「扣蔣」的過程，很多人都知道一個細節，那就是當東北軍沖入蔣介石卧室時，屋內空無一人。但張學良卻在此時就向中共駐東北軍中的黨代表劉鼎發出電文：「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極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圖為蔣介石到達西安時張、楊前往迎接。前左起:蔣介石、楊虎城、邵力子、張學良。

或許是對兵變的把握十拿九穩，也可能是張學良內心過於焦急，致使他提前發布了「扣蔣」的消息，而該電落款上的「文寅」二字也長期誤導了後人認為事變發生在半夜，電文是凌晨5時左右的事（實際「扣蔣」應為上午9時許）。既然張學良如此急不可耐地將消息發給中共，那麼中共中央又是在什麼時候得知這一消息的呢？答案是難以推斷。可以得知的是，當劉鼎接到張學良電報後，同樣於凌晨5時許電報中共中央，告知「西北全部武裝暴動，意圖俘虜賣國頭子，舉起抗日義旗」，劉鼎的電文與張學良的差別在於只提及「意圖俘虜」而沒有明確說「扣蔣」已成功。直到12日晚上，中共中央仍然不能確定情況，還在電文中問張學良：「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

儘管對「扣蔣」是否成功存疑，但中共在中午之前接到劉鼎與張學良的電報後，依然立即做出反應——當天中午12時將張學良的來電照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與此同時，向身在上海的談判代表潘漢年發出指示：「不可將陳立夫、張沖、鄧文儀諸君之具有合作抗日誠意與蔣介石之無誠意混為一談。」不難看出，此時中共方面的策略與之前一樣，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力量，縮小打擊面。他們希望在蔣介石遭扣押後，南京政府出現分化局面。對於在西安的將領，中共也主張區別對待，強調「須誠懇公開地建議於陳（陳誠）等，不可以民族國家之利益遷就蔣氏一人，應以一個大政黨的代表勇敢堅決地簽訂政治軍事的協定」。當然，這兩封電報也透露出另一個信息，即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具體情況的確不怎麼了解。

晚上9時，中共中央再次與張學良通電，除了詢問蔣是否已被扣留，還對西安方面提出建議，軍事方面「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將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由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務」，對蔣則「必須將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內，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緊急時當做斷然處置」。同時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協商大計。或許是因對西安情況缺乏了解，中共中央正式發電告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張學良確已將蔣介石扣留在西安」的消息時，已是次日凌晨。

13日一早，中共中央在保安的領導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首次討論對西安事變的對策。會上，毛澤東肯定了「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歷史事業，是應該擁護的」。毛澤東認為儘管蔣最近的立場並非投降或親日，但「在剿共一點上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立場對他的部下是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這樣的矛盾葬送了」。關於對蔣介石的處置，毛認為既然事變已發生，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並提議應該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不過在是否開府西安的問題上，中共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周恩來即認為「在政治上不應採取與南京政府對立」的形式，先考慮在西安召開抗日救亡大會，將來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現則更為有利。張聞天則明確提出不要組織和南京政府對立的政府及政權形式，應當在「改組南京政府」的前提下盡量爭取南京政府。張國燾的主張比毛澤東還強硬，他認為內亂已不可避免，故而要「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會議最終也沒有形成一個統一意見。之所以會這樣，有內外兩個因素。內因是事變剛發生，中共對西安方面的了解不足，也無法預料到全國各勢力對此會採取什麼態度，若貿然行事，即使促成西北政府舉起抗日大旗，也很難保證這面旗幟能長期飄揚。外因則是共產國際的影響，正如博古所言，共產國際之前就已有「全國抗日一定要爭取蔣介石部隊的大部甚至全部」的指示，中共中央不太可能變更這一策略。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