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反蔣大佬們有何動向？被蘇聯扶持的「新疆王」反應最激烈

西安事變發生後，那些老牌反蔣派頭目們的動向成為國內勢力觀察風向的焦點。12月15日，冀東偽政權管轄區內的媒體就擬了「馮玉祥李宗仁等企圖奪取南京政權」這麼一個聳動的標題來對西安事變進行報道。報道中說國民政府內部的「馮玉祥等親蘇容共派，及西南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蔣分子，早已開始圖取之南京政策」，並認為「其結果，於中日關係前途，必大有影響」，弄得華北一時人心惶惶。

其實事態沒有冀東方面宣傳的那麼嚴重，此時的馮玉祥居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之職，按理說委員長被扣押，副委員長應出面負責統領全局，但從事變發生到事變和平解決，馮玉祥都未發揮統領者的職權，副委員長不過有職無權。那麼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此時又有何動態呢？李宗仁回憶錄中幾乎沒有提及西安事變，而白崇禧到台灣後雖對西安事變有評述，但無非是說張學良、楊虎城受「共黨之煽動，劫持蔣委員長」後又「經蔣委員長之人格感召，全國輿論之壓迫，向國民政府請罪」之類陳詞濫調，沒什麼價值。倒是擔任過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後來撰文稱，事變發生後，李、白皆主張政治解決。

事發後，李宗仁即接到了劉仲容從西安發來的密電，說「此間兵諫事，想已見張、楊二公通電，今後實際救國大計，正待共商。亟盼副座（白崇禧）能乘機來此，共策進行」。 劉仲容是李宗仁於11月派往西安的，他在電文中的意思也很明確，即希望李宗仁能夠派白崇禧到西安，旗幟鮮明地站在張、楊這邊。程思遠說李、白在接到電文後並未立即行動，而是認為應暫取靜觀其變的態度。13日，孔祥熙也以行政院副院長的名義，致電試探李、白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李、白以「寒」電復孔祥熙：「漢卿痛心鄉邦，激於義憤，發為行動，情有可原，盼審時度勢，遵循政治途徑解決，並團結全國力量，一致抗日。」對何應欽組織的「討逆軍」，李宗仁也持反對態度。

西安事變發生時，程思遠並不在國內，他的回憶內容應也是事後聽聞，但從事實上看，李宗仁、白崇禧也的確沒有如傳言中那樣，要乘亂奪取南京政權。從歷史上看，李、白是老牌反蔣派，6個月前還與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差點釀成一場內戰，所以他們主觀上對張學良報有同情是正常的。但同情不代表支持，6個月前兩廣事變能夠和平解決，很大的因素也是桂系與中央軍實力懸殊，真打起來勝算不大。此時李宗仁若旗幟鮮明地站在張學良一邊，等於孤注一擲的豪賭，他斷不至於冒如此大險。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唱和平論調，靜觀其變都是桂系的最佳選擇。

地方軍閥中反蔣最激烈者恐怕要屬新疆的盛世才了。20世紀30年代，蘇聯出兵干預新疆內戰，扶持盛世才成為「新疆王」，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完全脫離了國民政府的控制，態度也一貫是反蔣的。到1935年，新疆學校中關於國民黨黨義的課程一律被取消，有關三民主義的書籍一律禁止發售，各圖書館中收藏的相關書籍被銷毀或封存。盛世才還拒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而懸掛象徵盛家政權的「六星旗」，行政也自行其是地發展所謂的「蘇新關係」。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新疆，「一股反日反蔣思想比較激烈的人，更是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大家都認為盛世才必定會通電響應張、楊。

盛世才的確很興奮，他一方面命令迪化以及其他各地區的《新疆日報》除了立即報道西安事變的消息外，還要連夜趕寫社論，對張、楊表示支持，並準備發排。另一方面，他為了檢測部署，在督署西大樓召集駐省少校級以上軍官及各機關正副首長討論對策。據說盛世才當場出試卷要部下答題，內容核心即是張、楊的做法是否屬於以下犯上。收卷後，盛世才發現不贊同張、楊的大都是軍人，於是當場說：「你們不要以為部下扣長官都是以下犯上，這是舊觀念，不對。我以後如果反革命，你們也可以這樣對待我。」言下之意，即指蔣介石是「反革命」，他支持張、楊的做法。

然而令盛世才萬萬沒想到的是，他的後台老板蘇聯這次與他唱了反調。當他得知蘇聯方面對西安事變持否定態度並指斥張、楊行為不當時，立即讓《新疆日報》社的社長萬獻廷把排字房已經排好的支持張、楊的社論全部撤掉，對西安事變也不再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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