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南京討伐變主和，何應欽背了十多年的「黑鍋」

西安事變使西安這座古城瞬時成為國內外的焦點，然而，在這場政治風暴中，南京是除西安之外的另一個風口浪尖。長期以來一直有種說法廣為流傳，即西安事變中，身在南京的何應欽對張、楊態度強硬，主張討伐，是因其想借張、楊之手殺掉蔣介石，然後自己取而代之。事實究竟如何，不妨回溯一下西安事變那一天的南京發生了什麼。

至少在12日晚之前，南京政府就已得知兵變消息，並做出強烈反應。當晚，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在緊急召集臨時聯席會議，通過了兩項強硬的決議，即「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和「指揮調動軍隊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何應欽成為暫時的統籌者。

認為何應欽想借刀殺人的主要依據是他 「明令討伐」的主張，可是在西安事變爆發之初，強硬與主戰卻是南京政府的共識，遠不止何應欽一人。據學者左雙文統計，「當時在南京的國民黨要人中，主張討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驊、葉楚傖、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應欽、吳稚暉、陳公博、陳果夫、陳立夫、張道藩、馬超俊、熊式輝、程潛等，可能的有孫科、林森等。陣容可謂龐大」。其中戴季陶、陳果夫、陳立夫、朱培德都與蔣介石私交甚密，但他們認為「明令討伐」是原則問題。正如戴季陶所解釋：「（張學良、楊虎城）劫持統帥，則必以蔣公之生死為政治上之要挾。中央既不能屈從其狂悖，陷國家於淪胥；尤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於不顧。故中央對策應持以堅定。」另據徐永昌日記載，會上張溥泉認為對西安不可過於急烈，以防危及蔣的安全，立即就被陳立夫「指為漢奸」。

「蔣公之安全」需讓步於「國家綱紀」，這是南京政府的基本定調。從南京方面的角度來看，這種強硬的確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部隊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例如受張學良密令奪取洛陽的東北軍炮兵旅旅長黃永安事發前就向洛陽警備司令祝紹周告密，後又秘密投靠；在潼關負責抵禦中央軍的第十七路軍馮欽哉部與中央軍秘密接洽，陣前倒戈，中央軍因而得以進佔陝西華陰。16日，中央軍在「討逆軍」司令何應欽的指揮下由潼關大舉向西安推進，南京政府軍的飛機也開始對潼關至西安線上的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進行輪番轟炸，張、楊處於腹背受敵之境地。

端納和宋美齡

張學良甚為焦慮，一方面對紅軍主張組織抗日聯軍的提議不置可否，另一方面，他始終沒有放棄和解的可能而聯繫宋美齡出面。早在14日，做過蔣介石顧問也當過張學良顧問的英國人端納就飛往西安，帶來宋美齡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宋在信中告誡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另據博古在事變解決後的報告，宋美齡還給蔣介石捎了一句話：「變中有變，戲中有戲，寧可抗日而死，不可讓人暗傷。」

端納到西安後告訴張學良，他會明確勸蔣介石對過去的主張讓步，讓其與張、楊協商，求得一個有利於國家前途之方法。在周恩來於18日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電文中顯示，張學良說雙方開始接觸後，「蔣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以圖求得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非降非合，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此時無論是張學良還是中共都看到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可能性。

12日晚南京政府還是一片討伐之聲，為何短短几日內就出現由主戰轉為主和的局面？主要是13日那天，宋美齡自上海趕赴南京，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進而形成了主戰與主和的對壘。不少當事人回憶，在爭辯中，戴季陶與宋美齡的衝突尤其激烈，戴季陶「那時對於張、楊，大有『與漢賊不兩立』之勢。到了十六日開中央政治會議之時，更大聲疾呼，主張聲罪致討，說到大義凜然之時，不惜大拍桌子，以補其聲淚俱下之不足」。孔祥熙附擁宋美齡主張和平解決，遭戴季陶痛罵。還有人回憶會上因與宋美齡起衝突，戴季陶「拂袖而去」。但不管怎麼說，因為宋美齡出面，主張和平解決的聲音逐漸高漲。

何應欽

要避免中國陷入大規模內戰，和平解決無疑是最佳選擇，這沒錯。但在此過程中，宋美齡一方的對外宣傳卻把南京的「討伐」主張劃入一種陰謀論中，矛頭直指何應欽。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主和派佔了上風，不少人受到這一陰謀論影響，口徑也開始與宋美齡統一，甚至衍生出不少夾帶私怨的揣測。例如桂系出身，後又與李、白分道揚鑣的黃紹，後來回憶就稱「何應欽主張討伐，同意擔任『討逆軍總司令』是別有用心的。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何應欽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結，想脫離蔣介石獨樹一幟」。實在扯得夠遠。

既然12日當晚主戰的人如此之多，為何矛頭偏偏對準何應欽一人？關鍵就在於「指揮調動軍隊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這一決議。但如果仔細分析，即使西安方面殺蔣，南京又「討伐」成功，何應欽就真的就能取而代之嗎？答案是否定的。從黨統的資歷而論，何在黨內遠不能與汪精衛等人相提並論；從軍事實力上來說，他又難望李宗仁、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之項背；「即便在黃埔系中，陳誠、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所能駕馭。」無論從哪方面，何應欽都不具備取而代之的條件，他本人不可能連這點自知之明也沒有。此外，蔣介石恢復自由後所著的《西安半月記》中，對何應欽不僅沒有指責，反而是肯定的，很大原因是在雙方接觸後，何一直遵從蔣之命令。總而言之，從各方面看，借刀殺人的陰謀論都經不起推敲，倒霉的「何婆婆」卻為此背了數十年的黑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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