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清代江南人民為何要控制人口增長？

文|李伯重

從宋代起，江浙人民就開始摸索節育方法，而到了明清（特別是清代前中期），這些方法在江南地區得到相當廣泛的運用，導致了人口的慢增長。江南人民為什麼採取這些措施來控制人口增長？

換言之，他們進行人口控制的主要動機是什麼？從史料中可以看到：各個個人（或家庭）選擇採用某種措施的直接動機，往往有很大差異。不僅如此，甚至採取同一種措施，不同的人也常常出於完全不同的主觀原因。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採用這些措施時，並未自覺其降低人口增長率的作用。

例如溺女嬰，有的是因為家庭貧窮，無力養活；有的是出於迷信；有的是害怕女兒長大出嫁時要為她辦豐厚的嫁妝；等等。

獨身的動機則更為複雜，有的固然是因為家貧無力嫁娶（特別是多子女的家庭），但有的卻是由於社會輿論的鼓勵與強制（如守節），或者是出於宗教原因（如出家）、反抗包辦婚姻（抗婚），等等。

不過，我們認為：儘管在採用以上措施中某一種或某幾種、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控制人口增長時，各個個人（或家庭）的具體動機千差萬別，但總的來說，經濟的因素仍是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進行人口控制的最重要、最深層的原因。而這種經濟原因最直接的表現，則是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準。

事實是否果真如此？這裡，我們通過清代前中期江南學者的言論，來看一看當時的人們是否已經認識到為了保持生活水準不致下降，必須控制人口增長。

▍（一）江南學者對於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的認識

中國傳統人口思想的主流是鼓勵增加人口。一直到了17世紀初期，才開始有少數學者提出應當控制人口增長。爾後，關於人口控制的思想逐漸發展，在18世紀後半期和19世紀前半期成為重要的人口思想流派。

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持有這種見解的重要學者，都是江南人士。雖然他們談的是全國性的人口問題，但是不能否認的是，他們關於人口控制的見解與他們的出身環境，彼此之間肯定有一定關係。否則，為什麼這種思想主要流行於江南學者之中，而不是其他地區（例如華北、華中或者西南）的學者之中呢？因此我們認為江南學者對於人口問題的新見解，應當說是當時江南大多數人民普遍認識的集中表現。

董其昌

洪亮吉

汪氏則認為人口每20－30年增加1倍，自清朝建立210年以來就增加了128倍（即按幾何級數遞增）；但是耕地擴大和糧食等生活資料的增加卻慢得多，而且到19世紀中期資源更已開發殆盡，故「天地之力窮矣」。

洪、汪二人都堅信人口增長速度大大高於生活和生產資料的增加速度，而人口增長的結果，洪氏認為只會是每人平均擁有的田地、房屋等生活和生產資料愈來愈少，因而收入越來越低；物價上漲，工資下降，勞力越來越不值錢；失業增加，社會動蕩。

汪氏則認為是人民貧困，人口質量降低，社會動亂不安，國勢積弱。而在這些結果中，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就是因生活水準下降而導致貧困化。要避免生活水準下降，就必須控制人口增長，乃是必然的結論。這一點，以洪、汪二人的激烈言論為標誌，我們可以認為清代前中期江南大多數人是已經認識到了的。

▍（二）江南普通人民對於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的認識

雖然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們是否願意為了保持生活水準不致下降而採取某種人口控制措施呢？李中清對於清代皇室人口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清代中國人不僅願意這樣做，而且也已經這樣做了。

這一時期的江南人民已經清楚地知道要避免生活水準下降，必須控制人口增長。而從前面文章的分析可知他們確實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人口增長。這兩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是無可置疑的。

換言之，江南人民使用這些方法控制人口增長，乃是為了避免因人口劇增而變得貧困。清初海寧陳確之母所言，就代表了當時江南貧民對此的普遍看法。她說：「吾平生無負心之事，惟於二十四歲產一女，溺之，至今為憾。惟時貧困既甚，顧室中無一有，……遂恨絕，謂吾父母生我，長大尚如此受苦，是奚翅漚沫者，育之何為！徒自害害彼耳。堅欲溺之，血暈不能起，使祖房婢彩繍溺之，置之淺水中，一夜不死。我怒甚，強起拒門自溺之。蓋回首閉目而後溺之，弗能視也。嗟乎，吾豈忍乎哉！」。

此外，前面指出清代前中期江南兒童在人口總數中比重很低，這也表明了江南人民確實已把人口控制付諸行動。

李中清的研究還給我們一個啟發：在控制人口以保持生活水準不致下降方面，經濟境況較好的人們（如宗室成員），比起經濟境況較差的人們（如遼寧旗人農民）來，前者的願望更為強烈，所能採用的手段也更為充分。

我們認為這種情況也存在於富裕程度不同的地區的人們之間。劉翠溶的研究結果也已表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長江中下游各地中是最低的。而眾所周知，江南的生活水準在全國各地中卻是最高的。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可以證明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確實比其他地區人民，更加願意採取各種手段控制人口增長，以保持他們的生活水準不降低。

資料圖：清末貧民

最後，在結束本江南人口史研究系列文章之時，我想從更廣的意義上談一談所引發的問題。

在過去的清史研究中，存在著一種我稱為「近代至上論」的傾向，即認為主要是起源於西方的近代思想、觀念、組織和技術等都至高無上；沒有它們，就沒有發展，沒有進步。清代前中期的中國，由於確實沒有產生或引進這些近代思想、觀念、組織和技術，所以必然是社會僵化，經濟停滯。

近年來海內外史學的發展，已推翻了舊有的「清代社會經濟停滯」論。但是在許多重大問題的研究中，這種「近代至上論」的影響仍然存在。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對過去的中國人口行為的偏見。根據這種偏見，在近代生育觀念和近代醫藥知識出現和普及以前，中國人口行為的特徵是放任增長，在人口控制方面無所作為，結果自然是人口劇增或「人口爆炸」。

然而，正如本文討論所示，即使是在近代生育觀念和近代醫藥知識引進以前很久的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民已經在運用種種方法控制人口增長，使得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保持了一種至少是同步前進的和諧關係，從而避免了經濟增長的成果被過快增長的人口所吞噬。

這種非常「近代」的觀念和相應的措施，確實保證了江南經濟在清代前中期的兩個世紀中有可觀的發展，並且能夠提供必要的積累，成為中國新生產方式的主要搖籃。如果以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為判別某一事物或現象是否屬於「近代」的標準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在公認的那些近代思想、觀念、組織和技術等被引進之前很久，中國（至少是某些地區）人民的若干所為就已經相當地「近代化」了。典型的例子是：如果在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人口能夠以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長速度（即年增長率為3‰左右）增加的話，我們今天也不必為人口過剩的問題而苦惱了。

因此，若是為「近代至上」的偏見所蒙蔽，否認過去確實存在的事實，把古人都看得愚不可及，那倒是有失公允的。

【作者簡介】

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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