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用足球解讀歐盟歷史和現狀

文 | 王勤伯

1957年3月25日，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西德6國簽署《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即《羅馬條約》，這一天被視作歐共體/歐盟的正式起點。今年3月25日，歐盟各國領導人齊聚羅馬，慶祝《羅馬條約》60周年。

之前一天3月24日是歐洲足球史上第一巨星、「現代足球之父」克魯伊夫逝世1周年，多國媒體刊文紀念。

1950年代至今，現代歐洲和現代足球的發展幾乎同步。筆者想做一個趣味嘗試：用足球解讀歐盟的歷史和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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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歐盟者把民族國家視為天經地義的傳統，這是對歷史缺乏了解。義大利、德國、波蘭歷史上經歷過多種存在形式，民族國家是近代產物，歐共體/歐盟則是二戰後的現代歐洲。

歐洲對世界輸出了「民族國家」概念，卻難在短期內輸出聯盟概念。好比足球技戰術打法，後衛、中場、前鋒各自站好位置的踢法是老式足球；70年代荷蘭足球為代表的「全攻全守」（total football）模糊位置分工、強調全員參與，也被稱為「現代足球」。歐洲足球領先世界其他地區，先進的技戰術理念是要點。

歐盟和民族國家紛亂林立哪一種選擇更好？只需要對比1880年代俾斯麥德國崛起後的60年和1957年《羅馬條約》後至今的60年——前一個60年民族狂熱、民粹興起、世界大戰、種族屠殺，後一個60年和平進步、社會福利、開放包容。

歐盟和「全攻全守」足球一樣，無法避免批評的存在。21世紀初，不少懷舊者批評現代足球消滅了位置特性突出的球員，讓技術粗糙的馬拉松運動員出任邊鋒，批評區域防守導致後衛不像老一輩懂得盯人，或批評戰術保守致比賽沉悶難看。

時代不能提供答案，時間卻能做到。現在我們知道，梅西或C.羅出道時都曾是傑出邊鋒；防守出色且攻擊力強的新一代後衛在湧現，如皮克和拉莫斯；國際足聯修改規則保護進攻球員，豪門球隊追求進攻踢法作為商業營銷手段，提升了比賽的觀賞性。

歐盟也一樣，存在形式始終處於自我調整之中，並非僵死不變。2017年3月25日的羅馬慶典也為歐盟未來做出新的鋪墊，核心內容是給成員國更多決策自由。

這就像名帥安切洛蒂的轉變。安在1990年代曾是薩基主義信徒，嚴格要求球員執行技戰術，把佐拉這樣的天才球員從本隊逼走。但從21世紀初執教AC米蘭開始，安切洛蒂變成仁慈寬容的代名詞，球星都喜歡為他效力，他還公開承認當年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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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足球強調球員「多面手」角色。這和歐洲人天生的多語種多元文化性類似。

歐洲國家面積普遍不大，數量眾多的人口日常使用雙語、三語。1950年代初提議法德煤鋼聯營的法國政治家羅貝爾·舒曼和讓·莫內並稱 「歐盟之父」。舒曼出生在盧森堡，母語是盧森堡語，德語是第一外語，法語直到他上學後才開始學習。他的法語一直帶有日耳曼口音，但這不妨礙他出任法國總理和外長。

現代歐洲和現代足球有一個共同被遺忘之處：其思想源頭都來自中歐。

一戰結束後，奧地利人理查德·尼古拉斯·馮·康登霍維-凱勒奇伯爵（後文簡稱凱勒奇）創立了國際泛歐聯盟。凱勒奇的思想或可總結為「吸取奧匈帝國的教訓，保存包容、多元、自由的中歐-哈布斯堡精神，構建歐洲共同家園。」

英國脫歐對歐盟帶來巨大震蕩，但筆者認為英國離開最終將有利於歐洲一體化。英國對歐洲大陸的懷疑和陳見太強，對歐盟絆腳石作用大於基石。凱勒奇泛歐構想里不包括英國，他把英語國家視作一個共同體。在足球領域，英超是歐盟人員自由流動最大受益者，未來英超若限制歐盟外援，德法意西聯賽有望星味更濃，在經濟實力上縮小和英超的現有差距。

凱勒奇的思想影響過讓·莫內。當時加入或支持泛歐聯盟的名人還有阿登納、肖恩·麥克布賴德、保羅·瓦勒里、托馬斯·曼、茨威格、里爾克、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凱恩斯。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是一部文藝青年成長史，也是一份歐洲人身份宣言。現代歐洲人身份是一個新概念，和交通、通訊技術大發展密切相關，歐洲小國更加變得如同彈丸之地。但這個身份絕非憑空生造，語言不會說謊，語言早在過去2、3個世紀里為歐洲一體化做出鋪墊。歐洲各國語言的現代化過程實際就是西歐化過程，中東歐諸國語言現代化無一不是參照和吸納拉丁語、法語、德語來改造本族語言，就連非印歐語言匈牙利語也不例外。

現代足球也發源於多瑙河流域。中歐人擁有敏感的時空意識。現代足球層疊交錯的技戰術體系很像中歐小說的結構，敘事中隱藏著和聲和復奏。球員在技戰術體系里不是平放的，不是地圖上的民族國家，球員必須在運動中創造或收縮空間，足球戰術是時間差問題。

1950年代匈牙利足球是真正的現代足球鼻祖。匈牙利傳奇教練古特曼一人就對匈牙利、義大利、巴西、葡萄牙4國製造了深刻影響。荷蘭足球1970年前後的輝煌和奧地利人哈佩爾、羅馬尼亞籍匈牙利人科瓦奇先後在荷蘭聯賽執教有直接關係。科瓦奇是第一個讓「全攻全守」概念成書者，阿賈克斯球員參與主帥技戰術決策的民主傳統也是科瓦奇開創的。

科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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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球場的觀眾座位區域劃分，就像一個歐洲國家的社會階層構成。

球場包廂里是上流社會，邊線兩側看台屬於中產階層，底線和球門背後的看台通常一側留給客隊球迷，另一側屬於球隊死忠(Ultras)。

極端球迷很多是低收入者、失業者、有犯罪前科者。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和俱樂部達成默契。比賽時，他們是最熱情的支持者，球隊去客場比賽他們也組團去助威。作為回報，俱樂部對極端球迷各種出格行為睜隻眼閉隻眼，任憑球門後的看台淪為其自留地。極端球迷組織頭目自己賣球票、開發紀念品，看台上可湧入超過座位一倍的觀眾，大麻和各類危險品泛濫。

極端球迷多數政治意識形態極右，也有極左案例，如曾出現意甲賽場的利沃諾俱樂部。利沃諾是意共創始人葛蘭西的老家，全城超過85%的居民是共產黨員。利沃諾極端球迷看台一定能找到鐮刀斧頭標誌。

利沃諾極端球迷看台

如果沒有場外打架鬥毆殺人放火，多數時候整個社會對極端球迷缺少關注，甚至認為他們的激情參與是球場文化的一部分。自9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球市發生了改變：付費電視轉播球賽讓很多中產球迷選擇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發上，惡性循環開始：球場逐漸空蕩，極端球迷漸漸成為主角，暴力事件增多，更多溫和球迷選擇放棄去球場。

最後，極端球迷開始對俱樂部各種要挾，甚至左右決策，宣布某球員不配做隊長，隨意辱罵某球員沒有全力效忠本隊。2012年4月，熱那亞主場0：4落後錫耶納，熱那亞極端球迷投擲燃燒物中斷比賽，要球員們脫下球衣交給他們，熱那亞球員照辦，公開接受奇恥大辱。

熱那亞球員在極端球迷威脅下當場脫下球衣

這一點很像80-90年代以來的西歐諸國政治。一些人因生活安逸對政治感到無所謂，另一些人則厭倦了左派右派你方唱罷我登場互相拆台卻很少解決問題，投票率下降，極端勢力的聲音卻越來越大。

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荷蘭。2016年4月，關於歐盟-烏克蘭聯繫國協議的全民公決中，反對票高達61.1%，荷蘭國內極右領導人維爾德斯將其解讀為「荷蘭民眾對布魯塞爾和海牙的政治精英投出的反對票」，反歐盟的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奇也高興地說，「這是民主的巨大勝利」。

然而，「反歐」解讀有意忽略了一點：公決投票率只有32.2%，勉強超過法定有效比例30%.

維爾德斯用種族主義辱罵煽動排外和民族主義，很像極端球迷的作風，後者認為只有他們才是俱樂部的維護者，只有他們才是忠誠的代表。

從政早期並不如此極端的維爾德斯或許認為赤裸裸的言語暴力是選戰中最有力的武器，2016年全民公決結果和2017年大選前的各種民調結果似乎在支持他，預示他有望成為荷蘭議會第一大黨領導人。

然而，維爾德斯嚴重低估了荷蘭民眾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這是北歐不同於美國的地方。2017年3月的荷蘭大選，最大的黑馬是投票率——達到創紀錄的82%！

大選結果公布後克拉維爾親吻妻子

很多「沉默的人」「懶得參加民調」「懶得投票」的人像突然從地底下冒出來，他們明白有義務用手中一票去捍衛公民社會、捍衛現代歐洲的價值觀。維爾德斯的自由黨僅獲20議席，遠不如根據去年公投結果和大選前的民調結果做出的火爆預期，距離第一大黨自民黨33席差距不小，在議會中註定被孤立。

「沉默的人」「冷漠的人」把票投給了誰？歐洲媒體普遍認為荷蘭大選「真正勝利者」是「綠色左派」，支持率從2.3%快速增長到9%，議席從4個增加到14個。30歲的領導人「挺歐派」克拉維爾被譽為「荷蘭特魯多」，他的父親是摩洛哥人，母親是荷蘭-印尼混血。

荷蘭綠色左派領導人克拉維爾

不去現場看球和不投票的後果都是主動放棄公共生活空間，幫助極端勢力抬頭，但創造有利看球的客觀環境、對極端勢力有制度約束也很重要。

英超之所以成為球場經營典範，和英國政府的兩大舉措有關，一是在80年代系列慘案後重拳整治足球流氓，二是鼓勵俱樂部興建方便球迷攜家帶口去看球的現代化多功能球場。

上座率可以和英超比肩的是德甲，德國法律規定足球俱樂部必須有超過半數股份控制在球迷協會手中，數量龐大的普通球迷始終作為主體參與到俱樂部生活中，這幾乎從根本上扼殺了少數極端球迷要挾俱樂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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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和政治一樣，在停滯時期呼喚革新者出現，同時突發因素也可能對結果產生意外影響。

阿根廷著名足球評論員、前國腳拉托雷曾在一篇盛讚瓜迪奧拉的文章中說，要評價瓜迪奧拉的巴薩，首先需要看看2008年以前的世界足壇大勢。2006年義大利隊贏得世界冠軍是一個代表性例子，足球在前瓜迪奧拉時代是停滯的。

瓜迪奧拉的巴薩甚至讓人們對足球這種運動的看法煥然一新。原來，一大群身材瘦弱的小個子可以在一起踢出精彩絕倫的足球，並斬獲榮譽無數。

今日歐洲更多面臨的是極端伊斯蘭和極端右翼的衝擊，還是「前瓜迪奧拉」時代的沉悶停滯？法國政治是最好說明。左派社會黨一心劫富濟貧，右派共和黨走不出政商勾結的泥沼，對解決實際問題幫助不大的左右之爭讓人們感到厭倦和疑惑，民調顯示18-24歲的年輕人近50%不打算去投票。

共和黨候選人菲永原本有希望贏得2017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歷史上從未有過候選人未進入大選第二輪的先例。然而菲永完美地繼承了希拉克、薩科齊的腐敗傳統，只是他的各種醜聞在選戰開始階段就已爆發，支持率大跌。

有人錯誤地把瑪麗娜·勒龐民調支持率上升簡單解讀為恐怖襲擊之後法國國內反移民、反伊斯蘭、反政治正確的極右情緒高漲。實際瑪麗娜·勒龐和熱愛囂張謾罵的維爾德斯有不小區別。國民陣線支持率上升，最重要的背景是不同原因導致傳統左右翼支持率下降留出真空，而瑪麗娜·勒龐對極右進行了完整的重新包裝，使其在選民面前顯得更體貼可口，擴大了受眾面積。

瑪麗娜·勒龐懂得把毒藥放進波爾多陳釀瓶子，她拋棄了父親讓-瑪麗·勒龐的傳統極右猙獰面孔，比父親政治正確了很多，致力讓國民陣線看上去不再立即引發憎惡，她說「目標是0移民」，而不是父親一樣「把外國人裝船運回非洲」。同時，瑪麗娜·勒龐又吸納了激進左翼的經濟方案，如提高最低工資、提高政府福利支出、提供消費補助。排外民族主義+高福利，除了希特勒的納粹黨，還有哪個黨派可以提供比這更可口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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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玩創新，反擊極右更需要創新。法國政治需要一個瓜迪奧拉。或者，如果不是瓜迪奧拉，至少也需要一個貝爾薩——阿根廷足球史上第一個消除梅諾蒂主義進攻足球和比拉爾多主義防守足球對立關係的人物。

歐洲人不都是傻子，或許這個人物已在恰當的時候出現——法國「前進運動」領導人、獨立候選人、39歲的前經濟部長馬克隆，「我們不能再以靦腆的態度去做歐洲人，否則就是不戰先輸」。

馬克隆是個實用主義者，強調「解決問題」，他多次引用鄧小平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他聲稱自己沒有派別，不左不中不右，「我只在乎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馬克隆的年齡遠低於其他幾位候選人，他卻像一股旋風從左中右吸走大量支持者，民調顯示他在首輪投票可能和勒龐不相上下，在次輪以較大優勢擊敗勒龐。

2010年的巴塞羅那最接近成為歷史上第一支蟬聯歐冠冠軍的球隊。然而，冰島火山噴發導致巴薩無法乘飛機去米蘭踢歐冠半決賽首回合客場比賽，只能坐大巴長途奔波，1：3落敗國際米蘭，為最終出局埋下禍根。

政治選舉中的「冰島火山」同樣存在，對呼聲極高的候選人也不例外。風險來自國外。俄羅斯干擾別國大選的網路戰手段已非常高明，普京清楚「反歐派」勒龐當選總統等於給歐盟心窩一刀。誰也不確定俄國人是否會在選舉第二輪之前突然針對馬克隆放料。

3月24日勒龐受邀訪問俄羅斯

「前瓜迪奧拉」時代，歐洲足球已有斯帕萊蒂、阿拉貢內斯等改革先驅出現。馬克隆之前，歐洲亦有試圖跨越左右之爭的力量出現。

義大利前總理倫齊是瓜迪奧拉的朋友。倫齊在去年公投失敗後辭職，但他的跨界舉措同樣留下重要啟示。倫齊是中左民主黨領導人，上任後用一系列在過去會被視作右派的舉措便利中小企業僱傭員工，減輕解僱成本。2016年義大利勞動人口比2014年初足足增加56.3萬人。

2011年瓜迪奧拉造訪仍是佛羅倫薩市長的倫齊

這是為何倫齊對義大利修憲公投曾有巨大信心，他以為自己已經克服老派政治世仇關係。然而老派政治還是贏了，左翼指責倫齊叛變，最大的反對黨五星運動只想他公投失敗後下台。修憲公投堪稱倫齊一帆風順政治生涯之滑鐵盧。

五星運動黨領導人格里洛頻繁被誤解為極端民族主義右翼，和他反歐有關，也和他口無遮攔、在黨內專橫獨斷有關。實際格里洛從政最先是想參選中左民主黨領導人，被拒後才成立了五星運動。五星運動顯著標志是環保主義、反腐敗、反利益集團，內有大量來自左翼的成員。五星運動雖是議會第一大黨，但拒絕結盟組閣，為繼續保持反對黨身份。

義大利真正的極右民粹政黨是北方聯盟，領導人薩爾維尼和勒龐、維爾德斯是同盟關係。格里洛反歐更多是為反對義大利現政府，認為義大利受德國操控太多，有為反對而反對的一面，立場不如北方聯盟堅決。今年1月發生了五星運動歐盟議員「求結盟」歐盟內部挺歐自由派的鬧劇，五星運動被拒，非常尷尬。

此外，和維爾德斯、勒龐、薩爾維尼等人親特朗普不同，格里洛不僅反美，還被以色列視作公敵。格里洛自稱有一個穆斯林家庭，他太太是伊朗後裔，「我太太是伊朗人，我發現在伊朗，女性處於家庭中心位置。我們的恐懼完全出自無知。」

薩爾維尼、勒龐、維爾德斯在一起

維基百科全書義大利文版本把五星運動的政治派別歸為「traversalismo」。繼續用足球來理解之：traversa是足球球門的橫樑，「橫樑主義」即是居中超越了代表左右兩派的兩根球門立柱。觀察五星運動還需看其執政表現。五星運動已贏得羅馬、都靈兩大重鎮市政選舉。都靈市長阿彭蒂諾女士的執政舉措非常左翼，例如高收入者市區停車費價格是低收入者4倍。這不意外，阿彭蒂諾過去是左翼生態環保黨成員。

非極右民粹政黨如西班牙「我們能」、義大利「五星運動」和南歐的拉丁無政府主義傳統有關，以直接民主訴求挑戰代議民主制度，和極右翼以威權主義、種族主義、警察國家訴求威脅民主制度有一定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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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教練里皮在中國執教取得成功，改變了「中國足球需要小學老師而不是大學教授」這種錯誤思維。里皮不僅是頂尖大學教授，而且是個活到老學到老的學者，他學習過比他年長的特拉帕托尼、薩基，也虛心學習比他年幼很多的瓜迪奧拉，年近七旬仍在更新充實自己的理念。

在我看來，這是真正的歐洲精神。歐洲人活在不斷更新的理念中，他們曾是自己創造出的各種理念的囚徒和犧牲品，曾為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理念付出過慘痛代價。但恰是敢於正視歷史、牢記過去，讓歐洲人在和平、寬容、強調社會責任的道路上走過了60年。調整存在形式、用創新和靈活應對新形勢是永遠的需要，但訴諸極端主義、重返前歐盟時代的歐洲卻只會造成災難。

今年也是我作為《體壇周報》駐外記者生活在歐洲的第15年。歐洲的豐富多彩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鞭策著我去學習，學習更多語言，了解細微差異在社會生活中可能造成的巨大區別，對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態進行更深入的觀察。

擁抱多樣性比固守狹隘更難，但值得為之努力。光陰匆匆，我不知道在過去14年里是否有所收穫，但非常肯定一點，我已在不知不覺中消滅了內心深處若干種潛在的極端和武斷，至少在足球上，我已寫不出我的懂球帝讀者們那種自信非凡、精通十八般武藝的技戰術評論。

【作者簡介】

王勤伯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體育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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