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和宋慶齡不為人知的關係 兩人好到什麼程度呢？

周恩來和宋慶齡

2016年，是周恩來逝世40周年，同時也是宋慶齡逝世35周年，他們二人都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建設事業做出過傑出貢獻。從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的建設時期，宋慶齡都把周恩來及其夫人鄧穎超當做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摯友，而周恩來、鄧穎超也非常尊重宋慶齡，稱其為「國之瑰寶」。

宋慶齡與周恩來的友誼始於上世紀20年代，「（上世紀）20年代中期，我在廣州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當時很年輕，但已經儼然是一位革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多才多藝、久經鍛煉的領導人了。」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無限悲痛的宋慶齡堅定不移地捍衛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投身於大革命之中。1927年8月20日，為尋求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並實現孫中山要她代表其訪問蘇聯的遺願，宋慶齡決定赴莫斯科。在她發表的聲明中，不僅指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而且還讚揚「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

這正是在以後漫長艱辛的革命鬥爭歲月里，宋慶齡堅信和依靠中國共產黨，並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礎。

「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

上世紀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宋慶齡處境十分困難。國民黨特務對她的監視很嚴密，但她無所畏懼，仍堅持鬥爭，並與中共地下黨組織保持聯繫，還曾設法幫助恢復地下黨電台與中共中央的聯繫。這期間最使她難忘的是與周恩來的會見。

1936年春天，宋慶齡應美國記者斯諾去陝北訪問的請求，給周恩來寫了信，通過地下黨組織，由王牧師（即董健吾）送到陝北瓦窯堡的中共中央。由於宋慶齡的協助，斯諾完成了歷史性的陝北採訪，寫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記》，首次讓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而此時，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鐵蹄正步步緊逼，宋慶齡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時，打算去看望宋慶齡。

當地下黨組織把這一消息轉告宋慶齡時，她非常興奮。因為這十年間，她雖然關心著中共領導人的情況，也時有書信往來，但地處南北、天各一方，同周恩來一直難得相見。當周恩來、林伯渠等人驅車來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號的寓所時，宋慶齡熱情地迎到了門口。

周恩來仔細地向宋慶齡介紹著當時的形勢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方針，和關於宣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張。宋慶齡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中共中央的這些政策方針和主張。她認為，「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須團結在一起。」

這次與周恩來的會見，宋慶齡從他對形勢的精闢分析和對當時任務的論述中，更加堅定了她對中國人民團結一致奪取抗日勝利的信心。

不久，淞滬抗戰爆發，中共中央很關心宋慶齡的安全，特意拍來電報，請她儘快撤離上海去香港。到香港後，宋慶齡積極籌備建立保衛中國同盟，廣泛團結國際朋友及海外華僑，籌集各種物資，為支援抗日戰爭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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