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漢籍聞見錄

2005年1月22日至29日，我們應大英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的邀請赴英訪學。其間訪問了大英圖書館、大英博物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牛津大學鮑德利圖書館以及Sam Fogg文物商店，重點考察了中國古籍善本、老照片、西文書修復、敦煌文書修復等情況，收穫良多，現以考察時間為序，將這次訪學的過程及心得介紹給國內同行。

一、在大英圖書館和倫敦大學

24日是正式訪問的第一天，10點鐘準時來到大英圖書館大廳與高奕睿博士見面。他帶著我們以及4位聖彼得堡的客人參觀大英圖書館，首先參觀大英圖書館畫廊——Pearson Gallery。畫廊共有兩個展覽，半地下室展覽的是「作家筆下的花園」（The writer in the Garden),展期是從2004年11月至2005年4月。這個展覽以書中插圖展示從中世紀直到現代作家筆下真實及幻想的花園。透過花園可以看到作家、藝術家的思想。展覽創意新穎，主題明確，設計別緻，令人流連忘返。例如現代花園部分以藍色為基調，在圖書之外還有多媒體為輔助。人們進入這個展區彷彿進入鳥語花香的花園，現代聲光電技術運用的恰到好處。展覽是互動的，如果觀眾因花園而產生創作靈感，可以帶著作品參加比賽，還有機會獲得大獎。

樓上則是固定展覽，共分9個單元：

1、歷史文獻：最重要的有Magna Carta，在英國它被視為自由之基石、反對教權在英國不平等統治的宣言。

2、聖經：公元100年埃及的聖經抄本，這是展出的最早文獻，據說與今天傳本內容相異，可能是傳承不同所產生的差異；還有公元4世紀用希臘文抄寫的《新約》，這是最早最完整的抄本；英國本土最早的文獻是公元10世紀聖經抄本，圖文並茂，被奉為國寶。

3、聖典：最有名的是一件1304年印製的7卷本《古蘭經》，裝飾精美，極盡豪華。

4、帶圖抄本：展出一件1325—35年左右抄本，反映英國中世紀的日常生活。

5、印刷術之曙光：其中漢文文獻有日本8世紀中葉百萬陀羅尼塔中的無垢凈光陀羅尼經，經文中有武則天新字，屬武則天時期雕印無疑，塔與經文一同展出，第二件文獻是五台山文殊師利像，上圖下文，此像敦煌出土很多，曹氏歸義軍時刊刻。此件與敦煌本風格迥異，而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同類作品相類，疑為斯坦因從黑水城所獲。解說中未有提及出土地，真實情況不得而知。另外還展出兩件晚期朝鮮、日本刊印的中國典籍。展出的西文書籍有1454-55年古登堡印本聖經，活字印本，原書印刷160—180本，留存至今的不足50本。

7、文學：展出該館收藏的英國著名文學家的手稿，從莎士比亞的戲曲到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甚至還有列寧的著作手稿。手稿旁邊有耳機，觀眾可以聆聽作家讀誦自己作品的聲音。

8、音樂：展出該館收藏的一些音樂家的五線譜。

9、多媒體：在展廳中專門辟出一間多媒體展室，擺放著五六台電腦。館方將館藏精品如848年的《金剛經》等製成多媒體，觀眾通過電腦可翻、可聽，加深讀者印象。這裡也是整個展室最受歡迎的地方，常常人滿為患。

英國圖書館的展覽留給我們深刻印象：一是展室面積大，上下兩層，有一千多平米。二是固定展覽與流動展覽相結合，固定展覽展出的是精品中的精品，除了需要修復、保護原因外，展品一般很少調整，到館讀者由此可了解其館藏。流動展覽則每半年一換，展覽以館藏某一部分主題為主，如時下正在展出的「作家筆下的花園」，以及去年9月結束「絲綢之路：商貿、旅行、戰爭、信仰」，無不主題鮮明，反映強烈，好評如潮。三是大手筆、大製作，展覽設計新穎，製作精益求精，與博物館、美術館的展覽不相上下。當然製作這樣的展覽花銷也非常大，去年的絲綢之路展覽耗資200萬英鎊，合人民幣近3000萬。

下午，高奕睿博士陪同我們參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創建於1836年的倫敦大學共有60多所學院，分布在大倫敦區的20多條街道和各個角落，還有的遠在英國的其它城市，甚至遠在英倫三島之外，它的每個學院都是名副其實的「大學」。亞非學院位於倫敦市中心，毗鄰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是歐洲研究東方和非洲的中心。1917年成立時名為東方學院，後來因為增加非洲方面的教學和研究項目，才改為現在的名稱。國際性是這個學校顯著的特點，學院早期培養了相當數量的外交官，如今依然是歐洲研究東方以及非洲問題的中心之一，並且是世界上這一學科研究領域中擁有學者最多的一個學院。亞非學院的圖書館是全國性的亞洲、非洲資料圖書館，也是世界上此類資料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之一。100多萬冊藏書中以東方學、法律、歷史、社會學、東南亞語言方面的書籍最為齊備。其中的中文書庫還藏有許多中國古籍善本，一部分是莫里遜從中國帶回來的。莫里遜是《泰晤士報》記者，在中國工作20餘年，曾擔任袁世凱的政治顧問，為此袁世凱一度王府井大街改名為「莫里遜大街」。另一部分是庄士敦捐贈的。庄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英文老師， 1931到1937年間擔任亞非學院的漢學教授，在此期間他還撰寫了《儒家與現代中國》、《紫禁城的黃昏》[1]等著作。因為時間關係，這部分內容沒有列入我們考察的範圍，我們重點考察的是這裡收藏的中國老照片。檔案及特藏部主任親自接待了我們，這裡收藏了大約有7萬張有關中國的老照片，多是傳教士在中國所拍的。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發現了10幅左右1900年義和團圍攻英使館時翰林院被燒毀時所拍的照片。翰林院是清朝重要的藏書地，翰林院被毀也是中國歷史上書難中沉重的一筆。《永樂大典》的被毀、流失更是與此相連。承館方特別關照，允許我們對重要照片作了翻拍，他們也十分願意與我館合作舉辦展覽。

1月25日（星期二），我們10點鐘準時到館，中文組組長吳芳思博士親自接待了我們。吳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她曾在七十年代留學北大，被戲稱為「工農兵大學生」。八十年代中國學者訪學英國、學生留學英國，不少獲得她的幫助。

中文組另一個資深館員葛漢先生已在庫房門口等候我們。我們先參觀了斯坦因在敦煌及絲綢之路沿線所獲木簡，木簡根據形狀妥善地固定在抽屜中，每個抽屜約存放二三十個不等。絲綢之路氣候乾燥，出土時木簡狀況就很好，加上大英圖書館的保藏條件非常好，這些木簡字跡清晰，原來的封泥、封繩一如原樣地保存著，特別是麻繩根本不像兩千年前的遺物，沒有一點糟朽，如同新的一般。這對研究木簡時代書籍特點提供了絕好的材料，如木簡都有明顯編繩的痕迹，這些編繩的地方毫無例外地都書有文字，說明木簡是在一根根書寫好之後再編連成冊的。木簡中主要是漢文，也有佉盧文、吐蕃文。

這些木簡的絕大多數已經由法國漢學家沙畹、馬斯伯樂釋讀，發表過。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近年主持整理尚未公布的部分。

甲骨也是大英圖書館的專藏，社科院專家全部拓過，已由中華書局出版[2]。因為時間緊張，加上這部分不是我們考察的重點，我們只是浮光掠影地過了一遍。

宋元善本在歐洲非常罕見，而大英圖書館的收藏卻令我們大開眼界，該館的收藏一是60年代從日本購買的，這部分裡面有福州東禪寺等覺院所雕印的《崇寧藏》，內容有《歷代三寶記》、《法苑珠林》及一些佛經。它們的主要特點是基本保留了原來的裝幀形式，是研究宋代南方藏經裝幀形制的絕好材料。還有一件是金藏，有刊印題記，但卷首扉畫是現代配補的。

十九世紀中期大英圖書館還從巴黎購進一批善本，並蓋有1885年館藏章。我們見到的有元代林楨編纂的《聯新事備詩學大成》30卷，明刻本，有配補，卷八殘。嚴紹盪《在日本國家公文書館訪「國寶」》[3]中記載日本國家公文書館藏《聯新事備詩學大成》三十卷，著錄為明經廠刊本，我館普通古籍亦藏有一部。《文公先生資治通鑒綱目》王幼學集覽，存54—56卷，半頁12行，行18字，小字雙行22字，我館不見收藏。兩書已經改成洋裝，天頭地腳部分被裁。

另有一冊道教符籙，前有扉畫數十葉，正文硃筆句讀，美觀大方，館方定為元刻，我們覺得頗有明代一些韻味，不敢遽下斷語。

大英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嘉靖過錄本20冊，為我館之外最大藏家，館方為《大典》量身製作的盒子既富麗堂皇，充分體現皇家氣派，又有利於保護典籍，值得我們借鑒。

題為趙千里書畫祝壽冊的《雲台獻瑞》是我們見到的一部最激動人心的藏品，開本高約50厘米，寬約40厘米，共16開。開首4頁為黃紙，書有「同春海屋」，每字一頁，氣勢雄偉，當為御筆無異。正文圖文並茂，多為南宋宮廷所充斥的神仙道術思想。錦制函套圖案為五爪龍，亦為皇室專用。二層護函為雙層暗合鏤空的「壽」字。總之從開本、著色、內容、裝潢等方面無不體現著南宋皇室之氣魄，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趙千里即趙伯駒，宋宗室畫家，太祖七世孫。高宗趙構朝（1127—62）官浙東兵馬鈐轄。擅畫金碧山水，取法唐李思訓父子，而趨於精密，筆法秀勁工緻。著色清麗活潑，一變唐人濃郁之風。並精人物，承襲周文矩、李公麟畫法，線條綿密，造型古雅，兼工花木、禽獸、舟車、樓閣，界畫盡工細之妙。繼承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傳統，作《江山秋色圖卷》，景物紛呈，有文人畫氣韻，變「大青綠」為「小青綠」，開脫南宋青綠山水新風貌。董其昌評曰「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傳世作品僅見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江山秋色圖卷》，此作品若為趙千里真跡，當為驚世之發現。

兩天內我們又一次進敦煌庫，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其特製的鎮尺。它們是長短不一直徑約2厘米的棉布的長形小包，裡面裝有小鉛粒，既能起到鎮尺的作用，又能減少對卷子的損害。另外他們把「鎮尺」壓在天頭地角空白地方，盡量不壓在有文字的地方。大英圖書館在文獻保護方面的很多方法值得借鑒。

下午三點，我們在約翰先生的陪同下參觀英國圖書館所藏的中國老照片。該館老照片有四個特點：一是裝幀成冊，保存狀況非常好；二是地域特點明顯，以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澳門為最多；三是時代特點鮮明，1860年、1900年、1937年為最多；四是內容完整，具有歷史意義。如1860年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照片，是著名希臘攝影師FLICE BEATO的舊照。FLICE BEATO在香港登船，隨英法聯軍北上，從大沽直達北京，照片特別真實地記錄了當時大沽炮台的戰役。比如當時大沽炮台的全景，主要戰鬥的地點和場面，死傷的清軍等等。對於當時頤和園和北京的建築和景觀、恭親王載灃等大臣，FLICE BEATO也進行了拍照。1937年日軍攻陷上海的照片，每幅下面都註明拍攝時間和地點，有了這些照片，怎容日本否認其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這本相冊是葛漢先生花400英鎊從書攤上購買的。我們感謝葛漢先生使這本相冊找到了好的歸宿，不致流失民間。我們更希望這本相冊能重見天日，國人都能看到這本相冊。

二、在大英博物館

1月26日（星期三）9：40來到大英圖書館，圖書館修復部的黃先生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黃先生是廣東人，最早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博物館從事文物修復工作，後移居倫敦，在大英博物館和圖書館修復部服務多年，數年前大英博物館裁員，便到的修復部工作。

我們步行15分鐘到達博物館，該館錢幣部的王海嵐女士早已在門口等候。王海嵐女士近年所撰《泰晤士報上的斯坦因》、《英國斯坦因收集品手冊》、《斯坦因絲綢之路上收集的錢幣》、《匈牙利斯坦因檔案》等，是研究斯坦因的重要資料，敦煌學界的學者差不多都知道。她是純正的英國人，她的先生汪濤先生則是考古學家、甲骨文專家，現在在亞非學院供職。

因為時間很緊，安排我們在埃及及巴比倫館自由參觀一個半小時。這個展區展出的是尼羅河流域及兩河流域的文明，最吸引大眾的是埃及木乃伊，而最吸引我們的則是展出的文獻。展出最早的文獻是公元前3500年的草紙文獻，距今有5500多年的歷史，保存良好，字跡清晰。尼羅河及兩河流域盛產一種草，經過簡單的處理，粘連一起，便形成他們文獻主要載體——草紙。僅在此展出的不下數十件，多在公元前7世紀前，文字橫寫，有界欄，有幾件甚至是朱墨相間。文獻是文明的主要載體之一，由此可見其文明程度之高。

王海嵐女士把我們帶到東方部，負責接待我們的是Carol Michaelson女士，她帶我們先看了庫藏斯坦因從絲綢之路帶回的文物，有熱瓦克的佛頭像，樓蘭、尼雅、高昌、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如鼠夾、面點、鞋，還有一幅被認為是蠶種西傳的壁畫。

出了庫房，我們又上樓參觀收藏敦煌絹畫的庫房，巨幅絹畫裝在特大的展板上，展板上下固定在滑軌上，每個展板20厘米左右，需要看時打開鎖，一拉就出來，用畢則推回原位，鎖上，構思巧妙，方便實用。據介紹，為了保護這些特大藏品，幾乎不拿出來展覽，只是提供給專家研究。小的絹畫則放在像縮微膠捲櫃一樣的特製鐵櫃中。

在絹畫櫃對面壁上我們驚喜地看到掛著的顧愷之《女史箴圖》絹畫，長348厘米，高24厘米。這是顧愷之根據西晉詩人張華所作諷刺賈后的《女史箴》原文而創作的，現存九幅畫面，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第一幅，畫的是馮昭儀以身擋熊。《女史箴圖卷》是一幅我們現在尚能看到的最古的畫卷，為歷代評論家、鑒藏家所稱讚。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為英軍劫走。該圖有兩個摹本存世，大英博物館所藏是隋唐時臨摹，另一幅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宋代摹本。

下午Carol帶我們參觀了大英博物館梅隆國際敦煌檔案項目，他們已經把大英博物館斯坦因所獲繪畫全部數字化，現在已經上網，世界學者可以足不出戶地瀏覽斯坦因所獲絹畫。

三、在Sam Fogg文物商店

當日下午三點十分，我們在博物館門口與高奕睿博士見面，步行20分鐘來到鬧中取靜的Sam Fogg文物商店。書店上下二層，環境優雅，門廳只簡單擺設了幾件文物，一副不顯山不露水的大家氣魄，不像俗家那樣滿壁插架的張揚。一位舉止優雅的波蘭店員很快把我們想看的5卷敦煌文獻拿來：4號《涅槃經》唐紙無疑，然而字跡有點奇怪，未敢遽下斷語。5號《藥師經》真品，6號《大般若經》為歸義軍時期寫本，卷尾貞觀二年（628）題記則是後人偽造。7號《佛本行經》字跡似為近代所書。10號《菩薩戒經疏》，卷背西域文書，歸義軍時期寫本，有十數紙，非常珍貴。當我們詢問價錢時，店員說這批寫卷已經被韓國人訂購，只等碳十四檢測結果（後經大英圖書館同行詢問店內其他工作人員，方知訂購者為日本Miho博物館。該館是日本一家私人博物館，頗有眼光，曾收購中國流失海外的粟特石棺床）。

店員輕聲說，還有剛到的幾件文獻，可以給我們過目，說著便將店中所藏中國古代典籍一一搬上來。

敦煌寫經2卷，；另一件是《金剛經》，卷首現代錦裝，封題「真跡金剛經八十四行乙酉年十月市得梁干河村人珍藏並（以下殘）同月補寫松風賞古圖」，卷尾鈐有「關內侯印」。卷首有容庚先生所書「盛唐墨寶」，經文有烏絲欄，行17字，文後有近代用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所畫圖卷，後有張伯駒尾題。

崇寧萬壽大藏2冊，分別是《摩訶僧祇律》（紙縫中有「曾噩補」字樣）、《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

元普寧藏一冊，內容為《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經折處有「嚴大刀」三字。嚴大是元代刻工名，刀與雕同。

佛頂心陀羅尼經一冊，皮紙，上圖下文，圖錄註明南宋刻本，應為明代刻本。

漢代樓蘭書信一紙，尺幅21.5x23.3cm，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認為是贗品，據榮新江先生講：最近新疆文物工作者在樓蘭附近發現類似文書。而日本出版的《大谷文書集成》也有類似的文書，不知胡先生有何根據。與此配套的有一雙面木印、印套及銅角筆，應與此件書信毫無關係。

藏文大藏經兩函，其中一函為《賢劫經》，每函300葉，每葉尺幅22.5x63.5cm，上下夾板俱存，磁青紙、金字，每面二像，圖文並茂。圖錄註明為元代，我們認為不會早於明代。

尼雅出土3世紀佉盧文木簡，內容為契約文書，保存完整，上下相合，有封泥及麻繩。據專家講：上下相合部分的內容為契約正文，封上以後一般不打開，木簡的外面書契約的名稱。

其他的尚有6至7世紀敘利亞文基督教信徒護身符、11至12世紀敘利亞文學校教科書、8世紀于闐文婆羅米字母社會經濟文書、公元300年左右佉盧文字母犍陀羅語木簡文書、于闐文混合婆羅米字母梵文佛教護身符、5至6世紀大夏文陀羅尼、669年大夏文土地買賣文書及一組6世紀大夏文木簡等西域文文獻。

四、在牛津大學鮑德利圖書館

1月27日（星期四），今天提前20分鐘到館，瀏覽了圖書館的書店。大英圖書館既是世界學術中心，也是倫敦的旅遊景點之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團隊集體參觀遊覽。書店的經營也適應讀者需要，既經營學術書刊，也出售旅遊紀念品。旅遊紀念品以反映館藏特色的明信片為主，琳琅滿目，擺了整整一面書架。僅以敦煌文獻開發的就有4種，4年前我們看到的868年金剛經扉畫製作的明信片已經不見蹤影。明信片有大小兩種，大的75便士，小的50便士，頗受遊客歡迎。

10點鐘我們與高奕睿先生乘Oxford express大巴前往牛津大學。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旅程，我們於12點到達古色古香的小城——牛津。我們到達接待地點，牛津大學退休教授、英國學術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杜德橋先生早已等候在此。杜先生既有英國紳士風度，也受中國儒家文化洗禮，中西方傳統文化在他身上得到完美體現。和風細雨中，老先生娓娓道出了這所名校的歷史與現狀。

牛津大學本身沒有自己的校園，所屬的39個學院星羅棋布地散落在市區的大街小巷，這就使得牛津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學城。牛津人口10萬，而牛津大學目前在校本科學生10000多人、研究生5000多人、教師2000多人。牛津大學之所以享譽世界，並不是來自於辦學規模，而是在於它的悠久歷史、教育與學術成就。

１１世紀歐洲經院哲學高度發達，形成了義大利的波洛尼亞、法國的巴黎兩個中心，吸引了歐洲各地教士前來講學。１１６７年英法兩國國王產生矛盾，英王一氣之下召回了在法國巴黎的英國學者，並且禁止他們去法國進行講學。召回的這批英國學者來到牛津，從而使牛津迅速發展成為英國經院哲學教學和研究的中心，成為歐洲第三個學術研究中心之一，這便是牛津大學的雛形。

牛津大學人才輩出，先後出現了4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英國歷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畢業於牛津大學。「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布萊爾、柯林頓等都是都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

進入校區幾座古建築聳立在我們四周，路中央鑲進一米長半米寬的十字架，是三名教士被火刑的所在，見證了英國宗教鬥爭的歷史，也見證了這座名校近千年久盛不衰的輝煌。

牛津大學圖書館被一條馬路分成兩部分，位於北區的老館是16世紀建築，每層各具特點，可以說是16世紀之前歐洲建築的展覽館。這裡原是大學的教學樓，東西南北分布著各個科門。東面的神學門一層已經闢為參觀區，裡面南北兩側有兩個莊嚴肅穆的高大講台，學生則侍立在下，聆聽教誨。這座古建築也不能倖免於宗教鬥爭所帶來的災難，許多建築裝飾遭到破壞，昭示著這座古校發展的艱辛與曲折。位於南區的新館則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所建，與老北圖建館時間相當。表面上看，新老兩館各自獨立，自成體系，然而地下建築把兩館融為一體，運載知識的書車在地下往來穿梭。

承杜先生的美意，把我們安排在可以俯瞰室外風光的座位。窗外溝渠相連，河中野鴨遊戲，一條小船穿行其中，彷彿置身於一幅油畫中。這是一頓正宗的英式大餐，一道冷葷，一道熱葷，一道甜點及一杯咖啡，讓我們領略了英國美食文化。

飯後David陪我們參觀了牛津大學鮑德利圖書館，David Helliwell，2002年曾參加過我館舉辦的「《永樂大典》編纂600年學術研討會」，彼此也算是舊知了。該館是牛津大學的研究圖書館，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鮑德利圖書館一共有9個相對獨立的圖書館，其中有哲學圖書館、鮑德利日文圖書館、鮑德利法律圖書館、印度研究所圖書館、東方研究所圖書館等。

主人先帶我們到中文部辦公室，在這裡我們不禁想起倍受我們敬仰的一個正牌的Bodleian ，他就是1935年秋受我館委派到牛津大學鮑德利圖書館工作的向達先生，先生在此工作一年，翌年秋轉倫敦大英博物館檢索敦煌寫卷，不想遭遇管理人翟里斯（Lionel Giles）的百般刁難，一氣之下離開英國赴德、法調查敦煌及吐魯番文書。我們隨著David進入中文書庫。新購中文圖書在樓上，條理井然，多為社科方面學術圖書。古籍在地下，溫度、濕度適宜。該館古籍有三個來源：一是Backhouse專藏，Backhouse據說是個花花公子，慈禧當政時到過中國，並與這位老佛爺關係密切，備受寵幸。Backhouse回國後為在牛津大學謀個教授職位，把他收藏的中文書全部捐給圖書館。當然因為學識的原因，最終未能如願。二是從歐洲大陸購買的，像17世紀從荷蘭購買的一批古籍，封面上有荷蘭文，據說這是第一本西方人在中國古籍上書寫的書籍。三是該館委託傳教士在中國購買的古籍。該學校一成立就注重收藏中國書籍，明代時委託傳教士購買了一批明代開刻的書籍。該館收藏的中國古籍以明清小說最具特點，這也是牛津大學漢學研究中心的重點。

該館非常重視古籍的修復，曾專門派人到中、日學習中文古籍的修復技術，所修古籍中規中矩，大有青出於藍之勢。

David採訪編目之餘，還醉心於調查歐洲所藏中文古籍，現在已經初具規模。我們也衷心感謝這位熱愛中文古籍、兢兢業業、默默奉獻的同行，並祝願他早日完成宏願。

該館還藏有一部分霍恩雷文書、斯坦因書信檔案等，因為時間關係，無緣一見，留待來日。

五、關於修復和保護

1月28日（星期五）——參觀的最後一日，我們與修復部黃先生來到大英博物館中的英國圖書館的書籍修復部。接待我們的修復部主任16歲入館，在此服務30年。他介紹說：大英圖書館原是大英博物館的一部分，1973年正式獨立出來，兩者關係至今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修復部位於大英博物館院中的一座兩層小樓中，當時是為修復部專門建造的，建築面積有2千多平米，共有四五個車間，分工不同，相互協作。館方正在新館停車場附近籌建新的修復大樓，將於2007年完成，屆時圖書館的修復部門將全部集中在一起。這裡的修復人員有80多人，十四五人是專科畢業，分成6個小組，每組老中青相結合。需要修復的文獻由圖書館員與修復人員共同確定修復的時間、修復的方案。當工作無法完成時，可聘請外人協助。

大英博物館裡的修復部修復的全部是西文書，修復時遇到已經無法再使用的封皮揭下來，修復後與原書一起收藏保存。西文書皮面比較講究，一般選擇牛皮、山羊皮，而不使用綿羊皮。他們也有一台紙張修復機，已經使用8年，效果非常好，與我館的紙張修復機大同小異，只是製作工藝比我們的更精細而已。

紙張酸化是各大圖書館面臨的共同問題，大英圖書館正與歐洲幾大館協商，共同進行脫酸處理。我們也希望他們早日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為我館提供借鑒。

仔細參觀了每一個車間之後我們返回大英圖書館，參觀設在大英圖書館的敦煌文獻修復部。1994年國際敦煌項目成立之後，該館加強了對敦煌文獻的修復，現在有一個專門的修復辦公室，共有4個修復人員，負責人叫Barnard, Mark，我們曾在多次國際會議上切磋過，彼此也是老朋友。他們正準備修復S6349號《易三備》，這件文獻的裝幀形制非常特別，大英圖書館把它視為旋風裝，見秦思源先生（Colin Chinnery）所撰《中國書籍裝幀》（http://idp.nlc.gov.cn）、2004年魏泓博士編輯的《絲綢之路：商貿、旅行、戰爭、信仰》，而向達先生所撰《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錄》[4]最先著錄這個寫卷，並認為是蝶裝。我們經過認真仔細的分析，認為它不是固定的裝幀形制，而是為了攜帶和翻看的方便，將原有卷子斷成數紙，在紙頭左端加裝木條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間粘連），再以木條為軸，統一捲起來的裝幀形式，是一種偶然的、隨意的裝訂，不能視為一種已經形成規制的裝幀形制。但這種偶然的形制中蘊含著必然的因素，就是為滿足人們使用和攜帶的方便，而從卷子裝中隱約出現了葉子裝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國書籍裝幀形式過渡的一個例子，不能稱為旋風裝或蝶裝的固定式樣。《易三備》又名《周易三備》是古代的占卜書，隋至宋代正史及《崇文書目》均曾著錄，至明代失傳。原書分上中下三卷，現僅存中下二卷。敦煌文獻中存4個寫本，另外3個分別是S6105、P4924、P5031。向達先生最早介紹了這個寫本，陳槃先生根據王重民先生的過錄本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發表《敦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5]，後面附錄文，並考定占候驗吉凶法後的「於時歲次甲申六月丙辰十九日甲戍申時寫訖」，當為咸通五年（864），為學界所接受（加註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P425）（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籍敘錄》有節錄）。2003年法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的《Divination et societe dans la Chine medievale》，Marc Kalinowski也對這件文獻進行了研究。我們對寫卷進行了細緻的拍照之後，結束了上午的參觀活動。

下午我們與魏泓博士就IDP的發展方向及4月份的會議進行了討論。IDP早期工作主要集中在保護與數字化兩個方面，曾先後在英國薩塞克斯（1993）、法國巴黎（1996）、德國柏林（1998）、俄羅斯聖彼得堡（1999）、瑞典斯德哥爾摩（2002）舉辦過五次國際會議，在推動敦煌遺書的修復與保護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敦煌文獻數字化方面也已經積聚了龐大的資源庫，建成了中文網站和英文網站，日文網站和俄文網站即將開通。現在IDP網站每天訪問量超過5萬次，僅2004年訪問量超過1500萬次，因此被廣泛譽為「理想的學術資源庫」。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要推進數字化的進程，大英圖書館的文獻準備在一兩年內完成，而我們館的敦煌文獻有16000件，現在已經數字化的不足五十分之一，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致認為應該加強我館數字化工作的力度，增加人員和設備，爭取在2010年前全部完成。

在加強修復與數字化工作同時，今後五年內要促使IDP向教育和研究方面發展。敦煌與絲綢之路在世界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IDP要把自身所擁有的龐大資源系統整理之後使其成為教育資源，IDP資料庫將通過增加個人主頁、地圖、照片、音樂、視頻和翻譯，使其更具親和力，容易為學生們所接受。2002—2003年我館舉辦的「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2004年大英圖書館舉辦的「絲綢之路：商貿、旅行、戰爭、信仰」展覽以及魏泓博士的《絲綢之路》（已經列為英國多所大學的教材）都是這幾年在教育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今後要加大這方面的工作力度。

研究工作也是近一兩年提上議程的，英國方面Sam博士與亞非學院合作進行藏文卷子的研究，高奕睿博士與我館合作的敦煌字海，一兩年內可望有突破性的成果。2005—2010年IDP計劃開闢一個新領域——亞洲寫卷的古文書學研究，包括研究生培訓計劃、聘請年輕學者從事研究。魏泓博士特別鼓勵和支持我館的合作夥伴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們希望通過加強教育和研究工作，提高IDP的學術性和影響力。

中英兩方共同商定4月份的IDP會議在4月22—25日在我館舉行，22日報到，23—24日開會，25日參觀素有北京敦煌之稱的雲居寺。正式代表人數不超過30人，中外代表各佔一半。會議經費由兩館共同承擔。

此外我們也表示願意與大英圖書館在我館合作舉辦英國作家手稿及中國老照片的展覽，魏泓博士表示將儘力促成。至此一周的參訪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註：

[1]有淡泊、思齊譯本，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2]李學勤等編：《英國所藏甲骨集》，中華書局，1985年。

[3]《中華讀書報》，2000年10月25日。

[4]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1939年12月新第一卷第四期，1955年修訂後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5]《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卷，194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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