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容情，古人有智慧！

《禮記·曲禮》書影

古代曾流行「血親復仇」，不光是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全人類」的觀點。古人最重要的社會關係是家族血緣關係，家族利益高於一切，當個人受到人身傷害，便會被認為是對一個家族全體成員的侵害，而對一個人身傷害行為的報復，針對的便是加害人的家族成員。

古代的「禮」包含著今天「法」的成分，中國儒家經典《禮記·曲禮》稱：「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 《春秋公羊傳》曰：「不復仇，非子也。」 「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血親復仇」，其主張是公開的。春秋時期，這種復仇現象層出不窮，比如著名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投奔吳國，最後將楚平王屍體挖出鞭屍。

「血親復仇」的後遺症很大，隨著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血仇時代開始轉化為賠償時代，法律限制這種漫無限制的殺傷，私人的復仇改為使用財產賠償，強迫加害人拿出所謂「血金」來抵償傷害，國家建立刑罰體系來控制社會。

《宋刑統》書影

南宋紹興年間有一個著名的「血親復仇」事件，主角是當時的狀元王佐兄弟。王佐母親的墓被人盜掘，遺骸被盜墓都棄之荒野。王佐的弟弟叫王公袞，被任用為烏江縣縣尉候任在家。獲悉母親遺骸被辱，王公袞悲憤不已，要求官方破案，嚴懲兇手。但當地官方辦案不力，遲遲破不能破案。王公袞有著著刑偵天賦，自己找出了兇手——本村無賴嵇泗德，一個「掘冢至十數」盜墓慣犯。

紹興府受理了這樁「辱屍盜墓案」後，只對嵇泗德判了輕刑。王公袞得知後「不勝悲憤」，周密謀劃後進入監獄，將仇人嵇泗德殺死，然後到衙門投案自首。王佐也認為弟弟王公袞「違法」，提出替弟弟贖罪。

故意殺人，宋律規定判死刑。儘管宋朝不主張「血親復仇」，但對類「刺殺辱母者」的案件，處罰上與一般殺人案大有不同。《宋刑統》規定：「如有復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請令今後具案，奏取敕裁。」

案情的特殊，紹興府將之上奏朝廷裁決。宋高宗下詔給事中楊椿、中書舍人張孝祥等人議法。張孝祥首先認為：「復仇，義也。夫仇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仇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刑之。以爾之仇，麗吾之法。於是為人子而仇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仇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袞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戮屍也，父母之仇，莫大於是。佐、公袞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仇亦報。此佐、公袞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

張孝祥同為南宋狀元，他認為王公袞將賊人交給官府，官府應當判嵇泗德死刑。如果官府依法處理了嵇泗德，王公袞也就不存在私自復仇的行為。所以王公袞殺死辱母者無罪，王佐也無需提出贖罪之請。

《大明律》書影

明朝主張以孝治天下，同樣強調倫理關係保護。最典型的法律規定，就是姦夫與姦婦通姦，丈夫可以將現場將二人處死，並不承擔「刑事」與「民事」責任。

進入民國時期，「血親復仇」已為法律所不容，但這時出了一樁轟動一時的「施劍翹為父復仇案」。

施劍翹，桐城（今樅陽）人。其父施從濱，1925年秋，時任奉系第二軍軍長、前敵總指揮。施從濱與直系軍閥孫傳芳開戰，在固鎮兵敗受俘，孫傳芳將其梟首，並於蚌埠車站示眾三日。

年僅20歲的施劍翹，立志為父報仇，歷經十年，終未如願。1935年，施劍翹打聽到孫傳芳寓居天津，而這時的孫傳芳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孫傳芳作為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經常參加一些佛事活動，施劍翹趁機在佛堂將孫傳芳槍殺。

天津居士林

殺人案發生後，《新天津報》發出號外，報道了「施從濱有女復仇，孫傳芳佛堂斃命」的特大新聞，由此全國轟動。按照民國法律，施劍翹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死刑。1936年8月13日，經辯護律師代為申訴，施劍翹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處七年監禁。

這個判決，激起了更大的輿論反彈：全國婦女會，江寧、揚州、江都婦女會，旅京安徽學會，安徽省立徽州師範等團體紛紛通電呼籲，希望最高法院能對施劍翹援例特赦。馮玉祥同李烈鈞、于右任、張繼、宋哲元等著名人士紛紛出面救援，呈請國民政府予以特赦。

1936年10月14日，民國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公告，決定赦免施劍翹。此後，民國最高法院下達特赦令，將施劍翹特赦釋放。入獄11個月後，施劍翹特赦出獄——施劍翹殺人是有罪的，釋放是因為特赦，而不是開「血親復仇」的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