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網社評：「母辱傷人 理應無罪」 你怎麼看？

母辱傷人，理應無罪

司法改革，勢在必行

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辦公樓（右），於歡及其母親曾在這裡被催款團伙控制、侮辱，最後釀出了血案。（南方周末記者王瑞鋒／圖）

魯人於歡，於2016年4月14日，因目睹其母遭受過分凌辱而傷人致死。近日，聊城地方法院判決其無期徒刑。此案甫一傳出，幾乎閱者嘩然，批評判決不當而為於歡呼籲者，儼然已成為輿論主流。何以如此？值得深思。

依據報道，考察案情，原不複雜：於母蘇某，向人借貸，因無力清償，遭暴力催債，逆受11人之摧折侮辱一小時余。

死者杜某，更為渠魁，竟在於歡眼前，以極其下流之手段，對於母施以侮辱。於歡男兒，不堪其辱，憤而反抗，持水果刀，亂刺施暴之徒。四人受傷，其中林某自駕就醫，中途死亡。

各大媒體紛紛報道評論「辱母刺殺案」判決有失公允，圖為3月25日澎湃刊發社論《辱母案：期待「正義的理據」》

照說，欠債還錢，殺人償命，理所當然。然而面對無期判決，舉國之民情輿論，近乎嘩然而不肯接受，為何？因為它悖逆了最起碼之人倫常情。

古今中外，大凡善良法制，必以人情倫理為其重要基礎；至於悖逆人倫而強恃法律，則自來為治國者之大忌。對此要點，深受儒家思想浸潤之傳統中華法系，不但有特別之注意，而且有高明之處置。

以復仇為例，實為人類文明之普遍現象。而吾國自秦漢以下，歷朝律典之明文，大率皆禁止復仇，而於行法之時，尤其在司法運作中，又根據具體案情而予以相對緩和，甚至於有所鼓勵。之所以禁止復仇，其理由在於家國天下之和平秩序必須維護；之所以鼓勵復仇，其理由在於天生自然之人情倫理不可悖逆。

每有復仇類案件發生，必在國法與人情之間，發生各種較量，為防止社會撕裂，傳統文化又有天理一目為之折衝。

三元之間，既離且濟，構成傳統中國法政世界「天理－國法－人情」之基本結構。凡遭遇人倫案件，歷代名公皆在此三元結構中，予以權衡妥當，必求本於天理，順於人情，合於國法，而完成良好之裁判，而所謂合於國法者，又往往以不違為準則。此間實蘊含有治國理民之大智慧，亦為傳統民本法學之精義所在。至於極端情況，則傳統名公之做法，寧可失於一時一處之國法，而不可悖逆普遍高懸之天理，與夫永久長存之人情，實乃更為可敬可佩。

3月26日《新京報》社論：「刀刺辱母者案：司法要給人倫留空間」

論語有言：孝悌為仁之本。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著眼處，皆在於孝悌具有建構良好秩序之巨大能力。孔子作《春秋》而榮復仇，與此要點，似為逆行實則同歸。

然而，晚近之百數十以來，天理滌盪，人情澆離，國法囂張，思之令人悲從衷來。三元如此，而欲和合天下，治理國家，不亦難乎？念往年之夏俊峰案、范木根案、賈敬龍案等，若於「天理－國法－人情」之三元結構中加以裁量，則斷不致於逆乎人情而刻薄寡恩，而其判決亦必然可為大眾所普遍接受，進而建立更高之司法公信力。

惜乎！三元結構之不存也！而今於歡一案，生母在眼前受辱，又無公權可援救濟，方此之時，若不舉刀而刺，於歡不獨不可以再為人子，亦不可以繼續為人也。此實為古今人情之至大，於此情境，當政不可不慎。

故而，就其眼前而言，於歡傷人，出於人情至善，理有必然，無可厚非。法律對於傷人害命，雖有一般禁令，然而對於此一特別案例，則不宜將其作歸罪處置，即或歸罪，亦必當輕刑。如今之判，自長遠考慮，必定得不償失。

況且，傷者死者之四人，或受傷或致死，皆有自己之重大過錯在先，更不可主要歸罪於歡。母辱傷人，雖終致死，理應無罪；民事糾紛，國法可依，另當別論。另一面，就其長遠而言，借文化復興之大勢，吸收傳統智慧而介入司法改革，可謂勢在必行者也，若能在更高基礎上，重建「天理－國法－人情」之良好司法結構，則更是造福當代，遺惠子孫，善莫大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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