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軍官刺殺希特勒，炸彈帶入飛機，因俄國天氣寒冷竟然失靈了

納粹德國官員前往位於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狼穴」總部，視察剛經歷爆炸的會議室內部

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下艱難地重建軍事機器的普魯士—德意志軍官團來說，1933年納粹黨的上台釋放出的並不是好信號：魏瑪模式的脆弱以及它在經濟、社會危機面前的無所適從固然不值得讚賞，但它至少延續了帝國時代軍事與政治相分離、軍隊的獨立性和封閉性不受政治變遷影響的傳統。前陸軍總參謀長興登堡元帥作為共和國總統，象徵了「秩序高於一切」的理念；軍官團領導人馮·西克特大將及其繼任者統率的那支小而精良的專業化軍隊，則是秩序的主要維護者。而納粹黨及其50萬衝鋒隊員代表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模式——政治化、平民化、狂熱化的「大眾武裝」，這對國防軍的地位構成了威脅，再加上對德國軍事戰略路線規劃的不同，在經歷了被希特勒的先「拉」後「打」之後，德國軍官團逐漸走上了抵抗希特勒，甚至密謀刺殺希特勒的道路。由於希特勒在西歐一系列的軍事勝利，再加上軍官團對刺殺希特勒後的政治走向並不清晰，對希特勒的抵抗一再陷入低潮。

1941年對蘇開戰之後，情況重新發生了變化：戰爭長期化帶來的社會經濟狀況惡化使越來越多的軍人和官員打消了對希特勒的幻想，「元首」與總參謀部在軍事策略上的矛盾也更加激化；加上黨衛軍別動隊在東線採取的集體屠殺、大規模掠奪、民族壓迫等不名譽活動逐漸為更多人所知曉，抵抗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高潮。

漢斯·奧斯特，曾任國防軍諜報局中央部部長，他是最早認識到必須從肉體上消滅希特勒的人

在總參謀部內部的密謀活動陷入停滯之後，精英軍人們在東線形成了一個新的反納粹中心，主要領導者是中央集團軍群作戰處處長亨寧·馮·特雷斯科夫上校，出身名門的施陶芬貝格兄弟後來也參與了這個集團的活動。曾在總參謀部任職的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少校是近代普魯士陸軍的奠基者格奈森瑙元帥的曾外孫。施陶芬貝格和特雷斯科夫代表了一種新型軍人：出身舊帝國時代的高貴階層，對流氓無產者組成的納粹運動本能地感到厭惡；相信「欲救國唯有先叛國」，不像貝克、哈爾德等老一輩軍人常常受到效忠觀念和責任意識的束縛；對政治的認識層次更加立體，希望與反納粹的民主派政治家共同解決「希特勒之後怎麼辦」的問題。

在國內，依然在繼續活動的戈德勒、波匹茨、多納尼等人仍在籌劃組建反對納粹統治的政治統一戰線。

紙上談兵的計劃以外，密謀分子也試圖爭取更多高級將領的支持。1943年春天，戈德勒把自己起草的一份關於爭取和平的備忘錄秘密呈遞給了西線總司令龍德施泰特、南方集團軍群司令曼施坦因、中央集團軍群司令克魯格和E集團軍群司令隆美爾四位陸軍元帥，前兩人態度冷淡，後兩人則表現出了謹慎的歡迎姿態，但尚未表態一定會率兵參加反戰政變。只有病休的維茨勒本元帥和被強制退役的赫普納大將承諾無條件支持。通過諜報局和多納尼的妻弟朋霍費爾牧師的關係，貝克—戈德勒集團也和盟國方面進行了接觸，但後者已經確定了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的目標，不可能接受密謀分子提出的繼續控制奧地利、蘇台德和波蘭走廊的要求。

德國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1938年企圖說服總司令布勞希奇和全體軍長集體辭職，以威脅希特勒

但一切政治計劃的前景，依舊取決於能否成功地刺殺或扣留希特勒，這也是抵抗分子在1943年的主要努力方向。當年3月13日，希特勒帶著幕僚班子從烏克蘭西部的「狼人」備用大本營飛往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熊穴」，與中央集團軍群司令克魯格舉行軍事會議。提前得知行程安排的特雷斯科夫請軍事諜報局的爆破專家在柏林製作了兩枚定時炸彈，內里填充有250克諾貝爾808塑性炸藥，頂端安上繳獲的英制化學延時引信。多納尼親自乘飛機前往斯摩棱斯克，將炸彈交給特雷斯科夫。後者將其裝入一個用彩紙包裹好的白蘭地禮品盒，拜託希特勒的隨員勃蘭特上校帶上飛機、「贈送」給密謀集團的同情者施蒂夫少將。如果炸彈運轉正常，飛機將在明斯克上空爆炸，希特勒和他的一眾幕僚都將被炸得粉身碎骨、死無全屍。

然而，俄國的冬天阻止了這一切：在化學信管內的酸液腐蝕完連接撞針的金屬絲之後，擊發裝置卻因為低溫意外失靈了。希特勒、勃蘭特和那兩瓶「白蘭地」平安抵達了東普魯士的「狼穴」大本營，毫髮無損。密謀集團成員格斯多夫少校決定親自上陣：1943年3月21日，他會陪同莫德爾元帥在柏林舊軍械庫舉行的繳獲蘇聯武器展示會上見到希特勒本人。特雷斯科夫的連襟施拉伯倫道夫找了個借口取回了勃蘭特手中的「白蘭地」，裝上兩支機械信管，交給格斯多夫帶去現場。但當格斯多夫啟動引信（定時10分鐘）之後，對整個展覽意興闌珊的希特勒提前離開了軍械庫；「白蘭地炸彈」行動繼俄國的意外之後，又一次遭到了挫敗。

弗朗茨·哈爾德出庭作證，同盟國在紐倫堡審判中決定放棄將德國陸軍總參謀部作為犯罪團體加以起訴

然而抵抗運動中從不缺少奮不顧身的勇士。第9步兵團上尉馮·德·布舍男爵受命在1943年12月17日「狼穴」的一次小型活動中向希特勒展示新款冬季作戰服，他從施蒂夫那裡搞來一公斤塑性炸藥，接上一枚延遲時間只有幾秒鐘的手榴彈信管，準備和「元首」同歸於盡。但在16日夜間新軍服從柏林運往東普魯士途中，卻在火車上被英國飛機投下的燃燒彈燒毀，展示會被迫推遲到1944年2月。而臨時重返前線的布舍在1月30日被一顆地雷炸斷了腿，無法再充當軍服模特。暗殺計劃於是再度陷入停頓。

比刺殺希特勒屢屢失敗更危險的是蓋世太保的捕獵計劃。由於留在國內的抵抗分子廣泛參與了營救德佔區猶太人、與英美情報人員接觸等種種地下活動，很快引起了蓋世太保的注意。1943年4月，多納尼和朋霍費爾被捕，前者藏匿在諜報局辦公室內的保存納粹暴行檔案的保險柜也被搜出。早有野心吞併諜報局的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乘機說服希特勒解散了這一機構，將其職權移交給帝國中央保安總局第六局，並把卡納里斯和奧斯特軟禁起來。另一位重要人士雅姆斯·毛奇伯爵也因為遭到蓋世太保密探的跟蹤，於1944年1月被捕。過於漫長的籌劃和鋪得太開的關係網使抵抗運動的脆弱節點一個一個地暴露在追捕者跟前；現在，他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投入剩餘的全部資源和人力，才有一絲微薄的希望贏得這場實力極不對等的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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