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棟：先秦和秦代書法

先秦和秦代書法

姜棟

一、先秦

先秦包括商、西周和春秋戰國，約自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221年。

1、商和西周甲骨文

現有發現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資料是商朝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盤庚遷都於殷之後的文字遺迹，長期被掩埋在地下，清晚期時有發現，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榮首次從文字學角度對它進行收集、研究以後，甲骨文才真正獲得重光。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跡外，大約有兩種，一是直接刻寫，一是先書後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單刀，少量鄭重的記事刻辭用雙刀。龜甲獸骨的質地都比較堅硬，表面是不規則的形體，文字排列，多數自上而下；兩行之間，多數從右到左。這樣的書寫習慣，一直影響到現在的書法創作。

刀的並不銳利與材質的過於堅硬，造成了甲骨文的筆劃以直為主（圓曲的筆劃也往往是由許多短而直的筆劃連接而成的）、筆劃兩端尖細中部略粗；表面的不規則，造成了章法安排取縱有列、橫無行的方式；而與筆劃和章法的特點相配合的是，結構也以縱向取勢為主。這些特點，使得甲骨文從總體上看來，形式雖然略顯單調，但其意趣仍然極為動人——古樸簡捷、銳利堅峭、挺拔峻健。在甲骨文里，一些重要的藝術手段已經得到了應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稱規律。甲骨文的形體是象形的，但縱向取勢的結構卻主要運用對稱來求得平衡。一方面是依字賦形，一方面是平衡規律的運用，兩者緊密結合，使甲骨文的單字在整齊、工謹、有序中顯現了活潑的生機和活力，具有較強的感染力。章法安排在縱向比較整齊的前提下，隨字的大小而錯落布置。

甲骨文的風格存在顯著的變化，形成了時代特色。董作賓先生（彥堂）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個分期學說，其中書體是一項判斷標準。我們認為，甲骨的書刻者是書風的創造者。其中，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亘、永諸貞人貞卜的甲骨文，氣格闊大，雄壯卓偉；第二期由旅、大、行諸貞人貞卜的甲骨文，規矩森然，法度謹嚴；第五期由黃、泳諸貞人貞卜的甲骨文，工穩典雅，布局精到。要達到這種高超的水準，他們是經過了嚴格的訓練的，出土甲骨中的習字骨就是他們學習的證明。這還可以說明甲骨文書刻者已有自覺主動的審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少量甲骨朱墨書中還可以看到，書寫者已經注意發揮毛筆的性能了，董作賓說：「用硃或墨寫了未刻的文字，筆順收迄，筆鋒收放，十分清楚，因之可以斷定，殷代寫字確是用精良的毛筆。」雖然這只是雪泥鴻爪，其發揮也還有限，但畢竟是一個可貴的開始。

2、商和西周金文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字的應用越來越廣，甲、骨質地堅硬且不能常得，人們在不斷地探求著合適的材質，以負載日益繁多的書寫需求。於是周秦之際便有了石刻文、簡書、帛書等以各種材質為載體的文字資料。金文與甲骨文比較，從成字的物質條件來說，有了極大的提高。中國約在4000年前就已經使用銅器，到商代時，發現冶煉青銅的方法，從而開始大量使用青銅器。從殷商後期至戰國，是我國青銅器銘文的盛行時期。

青銅器銘文產生於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標識、族徽、祖先名字等，一般只有兩三個字，象形程度較高，有的甚至接近於寫實繪畫。這大約因為受早期圖畫的影響的緣故。它的形式仍然與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處。

商代末期，許多器物的銘文字數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銘》、《司母辛鼎銘》，但文字作風有變化，司母戊鼎銘筆划起收呈尖形，直筆多，類似甲骨文，而比較肥大，加上字形較大，結構也取縱勢，看起來雄壯渾厚。從文字的角度講，它們與甲骨文並無本質的差異。

此時長篇銘文也開始出現，有的達到四五十字。如《戍嗣子鼎銘》《宰甫卣銘》等。銘文的形式也逐漸發生變化。總體看來，字形與甲骨仍極相似，但筆劃粗細變化較大，起收隨處可見尖形；結構仍多取縱勢，但已經注意隨字賦形，謹嚴而自然。因而其氣質渾厚朴茂，健峭厚重，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可見，新的物質條件的作用已經顯示出來。

西周是青銅器的極盛時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時期。銘文由商末的幾十字發展到數百字，內容主要有祭祀典禮、征伐紀功、賞賜錫命、書約劑、訓誥群臣、稱揚先祖等六大類，文辭最長可達497字（《毛公鼎》），對文字處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應提高，當然也就可能取得長足的進步。

西周青銅器銘文的風格大約可以分三個時期：

（1）西周前期

包括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948年）。文字繼承商末傳統，與商末甲骨文、金文相似，處於文字演變的同一階段。形式處理上，筆劃肥厚，唯起收多出以尖形，與商末金文如出一轍，又常飾以圓形或方形的塊狀筆劃。這一時期代表作品有：《周公簋銘》，《天亡簋銘》（武王），《利簋銘》（武王），《德方鼎銘》（成王），《何尊銘》（成王），《商尊銘》，《郿縣大鼎銘》（成王），《大盂鼎銘》（康王）等。

其中《大盂鼎》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岐山禮村，銘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載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鼎的造型端莊雄渾，字跡瑰麗遹偉。其銘文嚴謹端莊，筆劃尖圓並用，體勢縱長挺拔，結字密緻凝練，章法整齊有序，在書法上屬方筆壯偉一路；呈現出一種高華肅穆、瑰奇典麗、端重卓偉的廟堂之氣，已經具備了金文的特有精神氣質。長期以來被視作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2）西周中期

包括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公元前947～公元前888年）。這時期銘文的篇幅更長，處理的方法也有更大的發展。這一期的精品極多，代表性的有：穆王時的《靜簋銘》，恭王時的《衛盉銘》、《永盂銘》、《曶鼎銘》、《牆盤銘》，懿王時的《即簋銘》，孝王時的《大克鼎銘》等。

《大克鼎》，銘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字跡特大，結體修長峻拔而具端穆之致。由於銘排列於界格之中，書風乃由自然而趨於整飭，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

《牆盤銘》也是結構，筆劃婉轉含蓄而不失暢達，結體謹嚴密緻，全篇整齊疏朗，整體氣息端穩莊重中時露清新秀潔，堪稱西周金文代表作。

（3）西周晚期

包括夷王、厲王、宣王、幽王（公元前887年～公元前771年）。這一時期一方面是青銅器銘文發展的高峰，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經顯示出分化的跡象。如清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的宣王時的《毛公鼎銘》，製作精美，器形完整。文在腹中，凡三十二行，計有四百九十七字，堪稱宏篇鉅制。其書法流溢秀美，筆劃工謹厚重，結構密麗莊嚴，氣勢雄渾博大，為存世金器銘文較長而藝術水平較高的一個。

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銘》是西周晚期傳世最大的青銅器，長方形，長一百三十點二厘米，寬八十二點七厘米，高四十一點三厘米。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虢川司。銘文一百一十字。記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強族有所虜獲，受賞於周廟的事情。此盤字跡出於大篆而不盡相似，筆劃縱向舒展，轉折處圓勁，注意筆劃之間的平行、等分關係，結體修長，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優雅清疏。論者以為實乃《石鼓文》之濫觴，由此而向小篆遞進，順理成章。近代攻篆者多取以為法。

厲王時的《散氏盤》，也稱《矢人盤》、《散氏鬲》，乾隆年間出土。盤腹有銘文十九行，滿行十九字，計三百五十字。記述矢人將大片田地移付於散氏時所訂契約，詳載核定土田經界及盟誓經過，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其筆劃一改典型金文的橫平豎垂、勻穩工正，代之以欹側斜正、粗細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與其它作品的長方或近方、端正穩重的體勢不同，在金文中可謂別構一格。習篆籀者多取以為范。這種風格出現的原因，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但聯繫西周晚期的社會狀況，不難發現，這種分化的趨勢，應當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

《毛公鼎銘》、《虢季子白盤銘》、《散氏盤銘》與《大盂鼎銘》，在清代有「四大國寶」的美譽。此外的代表作品還有：夷王時《多友鼎銘》、宣王時《頌鼎銘》等。

總體看來，青銅器銘文的書寫、鑄造，不僅僅是為表達文字的內容，同時也反映了人們書寫、鑄造文字時的審美意識。例如筆劃的圓轉、方折、粗細、剛柔、曲直的變化，結構的安排，字、行的排列，以及均衡、對稱、疏密等形式規律的運用，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當時書寫者的匠心，藝術性比甲骨文又有進一步的提高和豐富。

西周中、晚期的作品，在筆劃、結構和章法上的處理，圓熟自如，能夠充分利用工具和鑄造方法的特長來發揮創造性，使文字的形式獨具一種凝鑄效果，端嚴肅穆、氣息高渾，令人觀之而有如入廟堂、如對至尊的敬畏感，然而卻又有慈靄溫婉、如沐春風的親切感，通常認為，這應該是所謂「大篆」的特有氣息。這種氣息是非常可貴的，在後世書法家那裡產生了很強烈的共鳴，成為後來者孜孜以求的一種境界。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作品，也因此被認為是西周金文的鼎盛之作，學習大篆的典範。

此外，還要加以說明的是，商和西周時代還有其它記錄文字的載體，《尚書·多士篇》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考古尚未發現這樣的典冊。不過，卻有其他文字資料，如玉片朱書「束於丁」、陶片墨書「祀」字、《婦好墓石磬刻》等。由於考古所見有限，我們還不能對這些作品進行系統的分析，但應該指出，它們保存了商和西周文字的另一種面貌。

3、春秋、戰國金文

公元前770年，犬戎陷鎬京，殺幽王，西周滅亡；晉、鄭等諸侯護送平王東遷，都於雒邑（今河南洛陽市），史稱「東周」，周王室由此衰落，中國歷史進入諸侯爭霸的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列國割據兼并的戰國時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伴隨這一歷史大變動，文字的應用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點。容庚說：「銘文的特徵是文字圖案化，裝飾代替了書史性質」、「一般的共同趨勢是簡化」。不過，他的概括並不全面。

從藝術風格的角度看，這時期最為突出的變化，是地域風格的逐步增強，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向小篆方向演變；二是在一些諸侯國里出現了文字裝飾化的傾向。同時，在戰亂頻仍的情況下，文字的應用範圍大大擴展，為適應其需要，產生了明顯的文字簡化趨向，並進而導向了隸變。這兩大變化，構成了春秋戰國書法的基本發展線索。此外，在春秋早期，典型的西周大篆風格仍有所延續，構成春秋戰國書法的第三條發展線索。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它們稱作：西周大篆風格的延伸、地域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小篆化和裝飾化）、隸變。典型西周大篆風格的延續主要存在於金文中，隸變主要發生在簡牘書中，只有地域化是金文、簡牘中共同存在的。

（1）典型西周大篆風格的延續

西周大篆風格的延伸主要存在於春秋時期。社會的變遷並不立即帶來文字書寫習慣的改變，因而，在許多諸侯國里，都存在與典型西周大篆風格相似的作品。如許國的《喬君鉦銘》，陳國的《陳侯壺》、《陳侯簠》，鄀國的《上鄀公敄人簠》，黃國的《黃君簋》，鄧國的《伯氏鼎》，薛國的《薛侯盤》，鑄國的《鑄公簠》、《鑄叔簠》，紀國的《紀伯盨》，邿國的《邿遣簠》，魯國的《魯伯愈父簠》，等等，與西周晚期的《仲義父鼎》、《犀伯魚父鼎》、《伯萀父鼎》、《伯吉父鼎》等，風格是非常接近的。它們完全可以說是西周晚期大篆風格的自然延伸。無論從欣賞還是學習的角度說，它們都是西周晚期風格的有效的補充。

（2）金文的地域化發展

西周晚期風格的延續並沒有維持多久。隨著諸侯割據狀況的越演越烈，地域特色越來越成為主導的趨向。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青銅器銘文的地區差異越來越突出。王國維將它劃分為西土和東土兩大系，西土系即秦國文字，東土系即六國古文。陳夢家則整理為五個系統：

東土系：齊、魯、邾、莒、杞、鑄、薛、滕；

西土系：秦、晉、虞、虢；

南土系：吳、越、徐、楚；

北土系：燕、魏；

中土系：宋、衛、陳、蔡、鄭。

我們綜合這兩家的學說，可以歸納為三個系統，即：東土系、西土系和南土系。

綜合來看，這一階段的金文確實非常紛繁複雜，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出其中有歷史共同性的一條發展線索——這就是規範化。在三個系統中，西土一系，主要是這條道路；而東土、南土兩系，也出現了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作品。雖然三系之間的文字形體差異很大，但在這條道路上的作品，卻在形式上體現出一定的共同點，這就是筆劃的均勻化、結構的合理化。這是文字的應用特性所規定的，也是人們不斷進行形式探索的結果。文字的規範化，是文字在應用中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對文字進行美化時的一種道路。不妨這麼說，假使不是秦統一了中國，而是其它六國之一統一了中國，也必然會出現一種形式上類似小篆的篆書字體，作為規範的文字體式。

同時，還需要說明的是，文字的應用性在這一時期還帶來了另一種變化，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錫圭先生說：「春秋戰國之交，舊的貴族階級逐漸為新興剝削階級所取代，文字開始擴散到民間。進入戰國時期以後，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和迅速發展，文字的應用越來越廣，使用文字的人也越來越多，因此文字形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俗體字的迅速發展。」這種情況，必然影響到青銅器銘文。前面所舉各例之外，我們還發現了這類受到俗體字影響的作品，如河南泌陽官莊出土的《平安君鼎》蓋銘、秦國的《大良造鐓》、《高奴權》等銘文。

4、秦國《石鼓文》和《詛楚文》

石上刻字，在我國出現甚早，商和西周已有石刻文字資料保存至今，但數量小，形制簡單，不具典型意義。真正的石刻文字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冶鐵技術的發達，鐵器工具的使用，使刻石成為可能。具有書法藝術價值，足令後人稱奇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石鼓文》，唐初發現於陝西鳳翔三畤原，現藏故宮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約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稱其「石鼓」，所刻文字為「石鼓文」。文為四言詩，述秦國國君遊獵事。其刻制時代，尚無定論，約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演進過程中的重要資料。其字猶存大篆典型，但筆劃趨於均勻，體勢趨於方整，已有小篆風度。因系原石，歷來受到寶愛，由唐至今，每視為國寶，詠贊極多。師法者或強調其大篆氣息，求其高古，或取小篆之意參之，得其勻穩端重，左右逢源皆得如意。

《詛楚文》，戰國中期以後秦石刻，內容為秦王祀神制克楚兵復其邊域，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原石早佚，傳宋代先後發現：㈠嘉祐年間鳳翔開元寺出土的《巫咸文》，宋徽宗時取歸御府，共三百二十六字。㈡治平中發現的《大沈久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㈢蔡挺所得，後藏洛陽劉忱家的《亞駝文》，共三百二十五字。原石宋時亡佚，所傳拓本都系翻刻。現存摹刻在《絳帖》和《汝帖》上的是前兩種，已失原形，不過骨架猶存，可以看出與小篆的淵源。

5、春秋、戰國簡牘帛書墨跡

前已述及，殷商時代應該已有簡冊的存在，但由於材質的關係，在這些材料上書寫的字跡，至今沒有發現，商和西周的墨跡資料極少。但春秋戰國之後，墨跡存留逐漸多了起來，主要書寫在三類載體上：玉或石、絲織物和竹木簡。

（1）《侯馬盟書》和《溫縣盟書》

盟書是各諸侯國或卿大夫之間建立同盟時埋在地下或沉於河水之中的誓約記錄。目前發現的有兩份：1965年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出土的《侯馬盟書》和1979年河南溫縣出土的《溫縣盟書》。

（2）《楚帛書》

在絲織物「帛」、「繒」上書寫文字，王國維認為：「至遲亦當在周季。」但目前發現的只有在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的、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楚帛書》，亦稱《楚繒書》或《楚絹書》。年代「約相當於戰國中晚期之交」。

楚帛書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楚地地方特色，起收筆鋒運用的變化不大，筆劃呈弧形而且傾斜，富有動感；字形多取扁勢、側勢，有一種自然隨意的效果。

（3）簡牘書

簡牘在晉以前，是主要的書寫載體，它的出土，漢以來就時有所聞，但無一件保留至今。19世紀末以來，在我國西北地區又陸續出土了大量簡牘。目前發現的春秋戰國簡牘，主要有兩類：楚地簡牘和秦地簡牘。楚簡牘主要有：曾侯乙墓竹簡（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長沙楚簡（1951、1953、1954年長沙出土）、信陽楚簡（1957年出土）、江陵楚簡（1965、1973、1978年江陵出土）、包山楚簡（1987年湖北荊門包山出土）等。

這些楚簡與楚帛書接近，不以規範、工整為追求目標，而首先滿足書寫、製作時的便捷要求，因而用筆簡捷、字形欹斜。楚簡的應用性更突出，因而這些特點更強烈。如江陵望山簡結構疏密調整甚巨，大開大合；《信陽楚簡》結構錯落，起筆時每有重頓，形如釘頭，洒然自得；《長沙仰天湖楚簡》用筆雄放；《包山楚簡》則或沉著或靈秀。總體看來，既統一又有較大變化，顯示了活潑的生機。

秦簡牘目前發現的主要是青川木牘。1980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戰國墓群第50號墓出土，計有2枚，時間約當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左右。

《青川木牘》只有一枚正面字跡清晰，其餘皆殘損過甚，不可識讀。內容為更修田律、律令、修改封疆、修道治會、築堤修橋、疏通河道等六事。文字學家認為其字體屬古隸。篆書圓曲形筆劃已漸漸被分解為直的筆劃，體勢平正並趨向隸書的扁勢，波磔已有萌芽跡象。由此可見，在戰國晚期，隸書字體已逐漸成形。

第一章 先秦和秦代書法

姜棟

二、秦

秦朝（前２２１年～前２０６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實行中央集權制，嬴政自號「始皇帝」，國祚雖短，卻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秦推廣小篆，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文字的分化。秦同時還推行了隸書，使之逐步成熟。

１、小篆

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秦小篆是戰國秦文字的進一步整理、推行。它主要用於官方文詔、刻石、符印等。現在可見的秦小篆作品主要就是這三類。

（１）刻石

《史記》記始皇帝立國後四次出巡，刻石七處，分別是：《泰山刻石》、《嶧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芝罘東觀刻石》、《會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後，為證明其出於始皇，又在後面加刻二世詔。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僅《瑯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前者殘存一面，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後者殘存十字，在山東泰安岱廟。《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則只有後人摹本。通常認為秦刻石的書寫者為李斯。秦刻石文字筆劃整齊劃一，轉折方圓並用，有如曲鐵，富有彈性；橫、縱排布秩序井然，講究對稱、平行，因而結構均勻工穩，比例極為協調。雖然看似有些刻板，而實際上仍是生機盎然。

（２）虎符

虎符為調兵之符信，是國家重器，製作精美，有的甚至採用錯金手法，現存有《陽陵虎符》、《新郪虎符》和《杜虎符》，至今字跡完好，是秦小篆的重要遺存，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

（３）度量詔

始皇統一度量衡制度，頒其詔書於度量衡器上，其材質，有金屬和陶兩類，流傳至今，數量甚多。

金屬製品的成字方式主要是刻契，故筆劃多直，轉折多方，筆劃排列往往不能均勻，結構時見傾側欹斜，疏密開合變化甚多，字形大小亦不求一律，通篇處理隨機應變，因字布勢，故無論單字還是全局，均有質樸率真的特質，與嚴謹密緻的刻石在風格上有巨大的差異，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

陶製品的文字用印戳的方式製成，較好地保持了典型秦篆圓轉暢達的特點。草率簡捷，天真爛漫。這種風格面目，近來已日漸引起關注。

總的來看，秦小篆的應用比較廣，面貌也有較大的差異，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的作書者對它有良好的駕馭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秦篆並不因其嚴謹而導致僵化，相反卻有著廣闊的發揮空間。

２、秦隸

隸變開始於戰國時代。文字學家認為，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時，隸書也得到了推廣和應用。

秦隸書遺存近年來不斷有出土，提供了早期隸書的重要資料。大致有兩類：簡牘和瓦文陶文。

（１）簡牘

主要是《雲夢睡虎地秦簡》。１９７５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墓葬１２座，時間是戰國末年至秦。其中４號墓出土木牘２件，內容是家書；１１號墓出土竹簡約１１５０件，內容主要是墓主「喜」的編年記等，最晚至公元前２１７年，距秦立國已經過了４年時間。其書寫風格有較大的變化，可能反映了不同時期隸書的發展水平以及書寫者的書寫水平。從整體上看，介於篆隸之間，而隸書的因素已經非常突出。

（２）瓦文陶文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在陝西臨潼始皇陵畔趙背戶村出土埋葬刑徒時記錄用的板瓦殘片１８件；１９７７年在陝西鳳翔縣高庄出土８件有銘文的陶缶。這些文字，基本體勢是小篆（主要是前者，近於詔版），但也有的（尤其是後者）與雲夢秦隸相似，只是因為刻制的原故而看不出波磔。這可見隸書的應用，已經有一定的普遍性。從文字的藝術處理上說，這些作品還比較幼稚，說明隸書正處於發展的階段。

３、秦代書法家

從秦開始，書法家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當時參加整理小篆的幾位專家後來都被人們看作是重要的書家，特別是李斯。

李斯（?～前２０８年）,字通古，上蔡（今河南上蔡縣）人，荀子學生，後入秦為相。因為提出統一文字並領導推廣小篆的事務，秦時重要小篆作品通常歸於他的名下，小篆也被稱作「斯篆」。

推行小篆的參加者趙高、胡毋敬，應當也是小篆書能手。

另外，史傳長期認為程邈是隸書的創造者，雖然不足為據，但說他也是秦時的一個重要書家，也許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章 漢代書法

葉培貴 安艷紅

漢（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繼秦而興，西東漢之間有一個短暫的新莽時期，歷時４００年，經三個時期：西漢（前２０６年～公元８年，劉玄又於２３年～２５年一度為帝）、新莽（８年～２３年）、東漢（２５年～２２０年）。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發展經濟，後來統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力強盛。

漢承秦制，初用篆書，後來篆書呈現出衰落的趨勢，隸書得到蓬勃的發展，並在東漢進入鼎盛時期；草書（章草）在漢代發展成為比較成熟的一種字體；楷書和行書也開始萌芽。石刻和簡帛為漢代書法的主要載體。更重要的是，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文字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兩漢時期的人們，充分利用這種種有利的因素，對文字本身的美和書寫中可能獲得的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使書法藝術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形勢，創造了大批經典作品；同時，漢末時期理論家們的思考，也成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書論著作，在書論史上影響深遠。

一、漢篆

漢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應用文字之一，東漢以後才逐漸被隸書取代，但在許多特殊的重要場合仍然被使用著，因而兩漢對小篆書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期。其書跡遺存主要有：碑刻、碑額、銅器銘文、磚文和瓦當、墨跡等。

１、碑刻

嚴格意義上的碑刻，在西漢時還沒有出現，因此西漢時期的篆書石刻，都不以「碑」稱名，如《魯北陛石題字》、《

況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郁平大尹馮君孺人墓畫像石題記》、《群臣上壽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數量不少，但形制比較簡單，不過風格也較為多樣。前三種體勢較開闊，但還是相對典型的小篆；第四種出於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轉，具有獨特的意味；後面幾種則間或夾雜著隸書的形意，顯然受到了隸書流行的影響。

東漢以後，碑刻大興，而小篆的地位已經被隸書取代，因而小篆碑刻並不多。代表性的有三類：《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石闕銘》，體勢方正茂密，筆劃圓勁；《袁安碑》、《袁敞碑》，體勢寬博，與秦小篆的嚴正不同，用筆渾厚，與秦小篆的婉轉不同，一般認為，這兩碑是小篆的新開創，代表了漢代小篆的新風格。《祀三公山碑》，體兼篆隸，單字撐滿字格，而通篇布局錯落，是一種極有創造性的寫法。

２、碑額

篆書與隸書相比，畢竟是古老的字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而在東漢隸書碑刻大盛時，其碑額卻有許多是採用篆書書寫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闕銘額》（陽文）、《少室石闕銘額》、《景君碑額》、《孔君碣額》、《鄭固碑額》、《孔宙碑額》、《孔彪碑額》、《韓仁銘額》、《尹宙碑額》、《王舎人碑額》、《鮮於璜碑額》（陽文）、《華山碑額》、《張遷碑額》、《趙寬碑額》、《白石神君碑額》、《鄭季宣碑額》、《樊敏碑額》、《趙菿碑額》、《仙人唐公房碑額》、《尚府君碑額》等。

碑額要求有較強的裝飾性，因而碑額篆書往往與一般篆書有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於碑額位置相對狹小，許多碑額篆書的整體布局必須因勢利導，隨形布勢，因而章法比較奇特；其次，這也必然影響到單字結構的處理，往往或長或扁、或方或圓，有時又互相穿插，同嚴謹的秦篆相比，顯得活潑多姿；再次，有時受到隸書的影響，筆劃常有隸意，相對豐富得多；最後，有的作品為了突出其裝飾性，採用了繆篆體勢或類似韭葉的筆劃，別具一格。

３、銅器銘文

漢代已經不是青銅器的興盛期，但是青銅器物的應用仍然比較廣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銘文，多為器名、使用地點、鑄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漢金文錄》中收集有大量這類銘文。其成字方法多為契刻，風格約可分為兩類：一類筆劃均勻，字形端穩，有的接近規範的小篆。如《壽成室鼎》、《長楊鼎》、《黃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陽宮行鐙》、《竟寧雁足鐙》、《成山宮渠升》等的銘文。另一類，體勢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筆劃隨意自如。如《雲陽鼎》、《杜陽鼎》、《濕成鼎》、《永初鐘》等的銘文。總的來看，無論內容還是書寫，都比較簡略，無法和前此的銅器銘文相比，但在「簡」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時期有些例外。王莽復古，試圖恢復小篆，因而其間出現了不少製作精美、書寫嚴謹的銅器銘文作品，如《新莽銅量》、《新莽銅衡桿》、《始建國銅方斗》、《始建國銅撮》和《始建國尺》等。布局整齊規範，結構方嚴刻厲，筆劃瘦勁挺拔，《新莽銅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４、磚文和瓦當

漢代瓦當文是古代篆書的一束奇葩。以圓形瓦當為常見，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圍用線等分為四。瓦當文記錄建築物的名稱或是祈頌吉祥的語句，雖然簡短，但由於其形制特異，篆法也極具異彩。最為突出的是它的善於隨形布字，文字圍繞圓心進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變形，將文字簡化或誇張，充分發揮篆書圓曲筆劃易於伸展、收縮的特點，創造了既有很強的裝飾性又不失篆書本性的新風格。

漢代磚刻在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出土的為最多。它與瓦當相似，但磚面近方，無需作太多的變形處理，因而文字往往於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為大膽雄放，有時採用印鑒上常用的篆法，形簡而意遠。

５、墨跡

漢篆書墨跡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張伯升柩銘》、《武威壺子梁柩銘》、《武威姑臧張□□柩銘》和《張掖都尉棨信》，應當都是所謂「幡信」一類的作品，筆劃盤曲、穿插，婉轉嫵媚，結體或突出疏密對比，或強調撐滿字格，與歷史上所謂的繆篆的特徵相近，由於絲織品年代久遠變形，更增其糾繆婉曲的特徵。古代篆書墨跡留存極少，這四件作品是很有價值的。

二、西漢隸書

西漢初期，是隸書的蛻變期。存留作品主要有兩類：石刻和簡牘帛書。

石刻存世有《楊量買山地記》、《五鳳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結構與簡牘相近，已是隸體，但多數筆劃無波磔，可能是製作方式造成的，顯得很古樸。後來評價，多據此認為它們是「體兼篆隸」。

簡牘帛書有：湖南長沙馬王堆１號墓《遣策》、３號墓《遣策》和帛書；安徽阜陽出土的文帝時期殘簡；山東臨沂銀雀山１號墓出土的《孫臏兵法》、《孫子》、《尉繚子》、《晏子春秋》等、２號墓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湖北江陵鳳凰山８號、９號、１０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湖北光化縣３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等。

湖南長沙馬王堆１、２、３號墓是西漢初長沙丞相軑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書《老子》甲本，尚有濃厚的篆書結構特點，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隸化痕迹，如化圓為方、末筆重按似波磔等。帛書《老子》乙本，結構基本已是隸書，末筆更具波磔形貌。可見到西漢初期，隸書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學者認為，這表明隸書的成熟期應當從此算起。不過，綜合來看，這種結論稍嫌樂觀。

西漢末期，是隸書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縣１１５號出土的宣帝時期竹簡；甘肅敦煌出土的天鳳元年（公元前１４年）的木牘；江蘇儀征胥浦１０１號漢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簡木牘等。而堪稱代表的，當屬河北定縣４０號漢墓出土的竹簡，書於漢宣帝（公元前７３年～公元前４９年）時。結體取橫勢，波挑定型，點畫之間已能自如地表現後來隸書常見的俯仰呼應，風格端莊、整潔，脫離了前此的古樸稚拙。此外《王杖詔令冊》簡、《始建國天鳳元年》簡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來看，整個西漢時期，隸書始終沒有完全建立規範，在上述比較成熟的簡牘中，有相當多的隸字，或是筆劃，或是結構，都多少有其它字體的因素攙雜其間，這也許是墨跡書寫相對隨意的緣故。

三、東漢隸書

東漢，尤其是東漢晚期，隸書發展到高度成熟的階段。由於東漢實行厚葬，為歌功頌德而大興碑刻，成為官方正體的隸書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藝術的光采。故近人陳彬龢說：「秦以來隸書，多用方筆，至前漢末稍成斜方，至後漢更甚，同時用筆，點劃亦趨巧妙。蓋前漢隸書之點劃，有如兒童之用筆，其後漸次進步，執筆正直，起筆、止筆、波磔，亦能逆筆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種種巧技，故用筆之變化，至後漢進步殆達極頂。」

１、碑刻

東漢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強集團，豪強地主的莊園是經濟的主體，文化上繼續獨尊儒術，人才選拔採用「徵辟」、「察舉」制度，這一切助長了浮華的社會風尚，其直接表現之一就是厚葬之風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諛墓的做法大為流行，從而為隸書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刻石立碑的風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額」，相當於標題，刻在碑的頂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額上，或在碑的中部，本來是用來下棺的。碑的正面稱「陽」，背面稱「陰」。有的碑有座，稱為「碑趺」。

廣義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廟碑」、「摩崖」、「石闕」、「石經」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門生故吏聚錢選石為主人樹碑立傳。「神廟碑」則是祈福或紀念神廟修築的功業的。「摩崖」主要是紀念工程完工的。「畫像題字」是畫像石上的說明文字。「石闕」是重要建築物的附屬，上面往往有裝飾圖案。「石經」則主要刊刻儒家經典。相對於簡牘來說，碑刻的製作目的比較莊重，在書寫和工藝上比較講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個時代人們對於隸書美的追求和認識。因而，通常所謂「漢隸」，往往指這一時期的石刻隸書作品。

這些碑刻流傳至今的約有一、二百種，精品極夥，劇跡甚眾。朱彝尊把漢碑分為三類：方整、流麗、奇古。他在《西嶽華山廟碑跋》中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屬此。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屬此。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屬此。」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本漢第七》中把漢碑隸書分為駿爽、疏宕、高渾、豐茂、華艷、虛和、凝整、秀韻八類。

最能稱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張景碑》、《華山碑》、《朝侯小子殘碑》、《曹全碑》、《熹平石經》、《韓仁銘》、《鮮於璜碑》、《張遷碑》、《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武梁祠畫像題記》、《左表墓門題字》、《蒼山畫像石題字》等。從風格上講，或雄強，或秀美，或飄逸，或凝重，或古樸，或優雅……可謂千姿百態，朱彝尊和康有為的分類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說「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漢明府孔子廟碑》、《韓敕碑》等。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桓帝永壽二年（公元１５６年）刻。清王澍《虛舟題跋》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禮器碑》筆畫以瘦硬見長，但雄健有力，結體勁拔謹嚴，整體風格清剛峻邁、端莊秀潔。

《乙瑛碑》，全稱《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１５３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趙崡評價：「其敘事簡古，隸法遒勁，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清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評：「朴翔健出，開後來雋刻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乙瑛碑》點劃秀潤而不失端勁，結體扁方整肅，規矩森嚴，整體風格密麗典雅。

《史晨碑》，碑有兩面，故後人分稱《史晨前碑》、《史晨後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前碑全稱《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或《史晨請出家谷祀孔廟碑》等，刻於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１６９年）；後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刻於東漢靈帝建寧元年。清楊守敬《平碑記》說：「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史晨碑》點劃含蓄圓潤，結構修飭整密，風格相對樸厚。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刻（公元１８５年），現存西安碑林。清張廷濟評：「貌如羅綺嬋娟，神實銅柯石干。」清楊守敬《平碑記》引孺初說：「分書之有《曹全》，猶真行之有趙董。」《曹全碑》以橫為主筆，點劃嚴謹而飄逸，藏露相濟，方圓並用，結構注重疏密對比，雖嚴整而外勢極綿長，如長袖舞筵、仙鶴遠舉，是漢隸的典範之作。

《張遷碑》，全稱《漢谷城長盪陰令張遷表記》。東漢中平三年（公元１８６年）刻。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此碑：「典雅饒古趣，終非永嘉以後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較粗，但反而因此而獲得奇特的姿致：筆畫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斬釘截鐵，顯得極為古樸剛強；結構時出別體，而或橫或方，敦穆方嚴，飽滿厚重，與《曹全》的秀潔恰成陽剛與陰柔兩種風格的對照。

２、磚刻

東漢還有一類刻契文字，即磚刻，主要又是墓磚。大多是長方形，內容主要記錄磚的數量、制磚時間等，有的則刻有古代文獻。刻制方法一般分為有模印、干刻和濕刻三類。

目前發現的東漢磚刻比較重要的有：洛陽、偃師出土的刑徒墓磚和安徽亳縣出土的曹氏墓磚。

（１）洛陽、偃師刑徒墓磚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２年出土，後者發掘出５２２座刑徒墓，墓磚８２０餘塊，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２２９塊，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終於延光四年（公元１２５年）。由於只是死亡刑徒有關事件的簡單記錄，書寫、刻契都比較草率，但別有一種揮灑自由的氣質，有些甚至有草書的意味。

（２）曹氏墓磚出土於兩座墓中，一為１９７３年在安徽亳縣董園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２３８塊，畫像磚３塊，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１６４年）字樣。一為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７７年在該縣元寶坑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１４０塊、畫像磚６塊，有靈帝建寧三年（公元１７０年）紀年。曹氏墓磚磚文作於同時期同地點，卻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書體和風格。文字是在磚坯上直接刻寫的，有隸書、草書和篆書，筆劃運行自如，總體上比較率意。

３、簡牘

東漢簡牘近年發現漸多，從內容上看，有經籍、官方詔書、屯戍文書等。官方詔書和經籍書寫工整、法度謹飭，其成熟程度不下於碑刻隸書。屯戍文書則自由隨意、自然、率真、活潑生動。其中著名的有：

（１）甘肅《武威簡牘》 　　１９５９年在甘肅省武威縣的磨子嘴後漢墓中出土４６９件竹木簡。１９７２年在武威縣旱灘坡後漢早期墓中出土簡牘９２件，其中木簡７８件，木牘１４件。《武威簡牘》多是成熟的隸書，也有章草。 　 　　（２）《甘谷漢簡》 　　１９７１年在甘肅省甘谷縣後漢墓中出土數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１４１年）簡和延熹元年（公元１５８年）簡。字體為成熟隸書。《甘谷漢簡》因為書風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聲譽。

四、草書和行、楷書 　　１、草書是在漢代成熟的另一字體。草書分為章草、今草兩種。有文獻說張芝在東漢晚期將章草逐漸推進到今草，但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證明。許慎說「漢興有草書」，指的是章草，是隸變過程中成熟的，帶有隸書的波磔，又省減筆畫、改變筆順、增加牽絲映帶，基本可以看作是隸書的草體。章草具有隸書的淵雅靜穆與草書的靈動活潑，氣息比較古樸高遠，是極有審美價值的一種字體。

現存漢代的章草有三類作品：

第一類，簡牘，代表性作品有甘肅武威出土的《武威醫藥簡牘》，敦煌出土的《天漢三年十月牘》、《可次殄滅諸反國簡》、《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簡》、居延肩水金關出土的《誤死馬駒冊》等。此類風格最為多樣，有的簡約古樸，有的大開大合，有的優雅從容，都極具活力。

第二類，磚刻，代表作品為《急就奇觚磚》和《公羊傳磚》等。此類則點劃凝重，結體縱橫奔突，大氣磅礴。 圖片點擊可在新窗口打開查看

第三類，刻帖，代表作品張芝《秋涼帖》。此類溫文爾雅，矩度森嚴，一般認為經過了後人翻刻的改造。

楷書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後定型的字體，行書一般被認為是它的快寫體。但實際上它們是一母同胞，行書可能還早於楷書。它們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隸變時已經出現，但直到東漢後期才逐漸凝聚成一種字體。

東漢永壽二年（公元１５６年）陶瓶題字、熹平元年（公元１７２年）陶瓶題字、光和年陶瓶題字、永元四年陶瓶題字，尤其是寶雞市鏟車廠１號墓出土的無紀年陶瓶題字，已有相當明顯的行書和楷書意味，標誌著楷書、行書作為字體正式開始登上歷史的舞台。

五、兩漢書法家

兩漢以來，社會對於書法的重視又超過了秦代，特別是漢末以後。《後漢書·宗室傳》記載：「（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衛恆《四體書勢》記載：「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值，計錢足而滅之。」又記曹操喜愛梁鵠書法，「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這些情況，表明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書法不僅有實用價值，而且富於審美價值，表明人們開始更加主動地欣賞、追求和研究書法的美，預示著書法藝術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更高的階段。

史書記載的漢代書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張芝、蔡邕、師宜官、劉德昇、梁鵠。

曹喜（生卒不詳），字仲則，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７０年～８３年）為秘書郎。能篆隸，尤長於篆書。

杜度（生卒不詳），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７５年～８８年）時為齊相。擅長草書。衛恆《四體書勢》說他「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文獻記載，漢章帝特許他以草書來寫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響。與崔瑗合稱為「崔杜」。張懷瓘《書斷》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７８年～１４３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濟北相。擅長草書和小篆。《書斷》說其書「點劃之間，莫不調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齊王僧虔《論書》說「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書跡有收入宋《淳化閣帖》中的《賢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風。

王次仲（生卒不詳），關於他的情況，歷史上說法很多，但都沒有確實的依據。

張芝（生卒不詳），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肅酒泉）人。學書於崔、杜，極為刻苦，《四體書勢》說他「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最擅草書，後人譽為「草聖」。傳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閣帖》中的《冠軍帖》、《終年帖》、《今欲歸帖》、《二月八日帖》、《秋涼帖》等。其中只有《秋涼帖》較可靠。其弟張昶，字文舒，也擅長草書，與張芝相似，後人以為筋骨不及，而妍華繼之，譽為「亞聖」。

蔡邕（公元１３２年～１９２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漢獻帝時為左中郎將，世稱「蔡中郎」。擅長篆、隸，創造「飛白書」。梁蕭衍說他書法「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張懷瓘《書斷》說：「八分書則伯喈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篆隸絕世，中歲之跡，筆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窮其妙，動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經》的主持人，但是否親自參加書寫，則不得而知。後人曾附會《劉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於其手，皆未足徵信。

師宜官（生卒不詳），南陽（今河南）人，約生活在靈帝時期。擅長隸書，靈帝徵集天下工書者數百人於鴻都門，師宜官最優（《書斷》）。後為袁術將。

劉德昇（生卒不詳），字君嗣，潁川（今河南禹縣）人，約生活在桓帝、靈帝時期。擅長行書，為鍾繇、胡昭所師。

梁鵠（生卒不詳），字孟皇，安定郡烏石縣（今甘肅平涼西北）人，約生活在漢末至魏時。學書於師宜官，擅長隸書，靈帝時官至選部尚書，後奔劉表，曹操破荊州，招為軍假司馬。曹操認為其書勝於師宜官，宮殿題署，多命為之，又常以其書懸帳中欣賞，為書史佳話。

此外，在漢代一些名跡上，也保留了一些書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業已不可考，如《西狹頌》作者仇靖、《郙閣頌》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紀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這些書家也是應該被歷史所記錄的。【來源】《中國書法簡史》（葉培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