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紅：這三位老人，記下了日本侵華史上的黑暗一頁

文 | 南香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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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珍藏在心裡。一枚飛行員的徽章，他一直保留著。那是一隻展翅的金色雄鷹，鷹首上是一顆五角星。他在回憶文章中寫到，是在哈爾濱航校的培訓，給他插上了鋼鐵翅膀。

1996年7-8月，王選帶著日本律師、市民調查團首次前來調查細菌戰，楊大方開始知道50多年前發生在衢州的那場不為人知的隱秘戰場，知道了他父親的死亡和家庭悲劇的原由。

而更讓他震驚的是，當年他第一次飛起來的地方，居然是日本731部隊的機場，跑道、設施都是當年的。日軍投放細菌武器的飛機正是從這裡起飛到達浙江，細菌武器也是從這裡運送到他的家鄉的。

他感到了某種命運的招喚。

1998年楊大方首次去日本出庭，左二為楊大方，左四為薛培澤，右一為王選

同年11月王選再次帶著日本律師來衢州，並開始商談細菌戰受害者到日本訴訟，楊大方由此結識了邱明軒和吳世根，三個人如當年朝鮮戰場出征前結下的生死戰友，開始了他持續了20年的第二場戰事。

吳世根也是個退伍軍人，1930年9月4日出生在衢州城郊陳家村，比楊大方大兩歲。吳世根本姓陳，1940年前後，由於不堪日軍整日對衢州的轟炸，父親帶著一家逃到城西汪村鄉呂家村外婆家，不久，吳世根的弟弟開始發燒，母親請醫生來診治，說治不好了，不是別的病，是染上了城裡的鼠疫。弟弟死後，妹妹又開始得病，病了5天也死了。

1942年7月的一天，日本軍人將吳世根的父親陳發標和鄰居呂根生抓住，讓他們帶著進村去搶東西。在一戶人家，日軍押著陳發標上了閣樓，發現一無所獲後突然開始用刺刀刺陳發標，陳被刺後倒地求饒，那人並未罷手，又上來刺一刀，接著第二個軍人也上來刺。樓下的呂根生撒腿就跑，是他逃回來說了陳發標被刺死的情景，陳發標死時才36歲。

而吳世根的表妹土香，一個13歲的女孩，1942年8月的一天被兩個進村的日本兵強姦，表妹的媽媽求饒，被日本兵踢暈過去，可憐的小表妹，自此後發獃不語，不久後就死了。

弟弟妹妹得鼠疫而死，父親被日軍刺死，表妹被日本兵輪姦，房屋被日軍燒毀，吳世根的母親和兩個孩子無以為生，就投奔到廿里鎮石塘背村一個吳姓的人家，跟著母親改嫁後的吳世根和妹妹，從此改為姓吳，失去父姓的陳姓。

吳世根參軍的時候，母親來送兒子，特別囑咐：記著為你爹報仇。吳世根一生都沒有忘記父親的死和自己失去的姓氏，每年春節除夕，一家人吃團圓飯時，他都要講這段往事，講著講著就涕淚不止，把一家人的喜日，過成了悲日。

邱明軒，1931年生，衢州人。和楊大方是高中同班同學，衢州鼠疫時他9歲，雖然家裡直系親人沒有人直接死亡，但看到同班同學的死，他立志長大要做醫生。高中畢業時楊大方參軍，他考入華東軍政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衢縣和衢州衛生防疫站當醫師，一直干到防疫站站長，兼任浙江省防治地方病技術指導組成員，對傳染病有職業的敏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邱明軒的父親，戰爭前父親在上海發展，日軍佔領上海後帶著家小逃回家鄉衢州，並創立了《衢州日報》，自任總編輯。在衢州父親可謂有名有地位有錢的文化士紳。

鼠疫發生後《衢州日報》成為政府防疫重要的疫情發布平台，父親也投入到防疫之中，成為防疫委員會的成員。解放後父親進了勞改農場，在改造中吐血而死，從此父親和這一段解放前的歷史被邱家人秘藏不宣，躲之唯恐不及。

但邱明軒從小就知道這份報紙，這成為他60年代就悄悄開始收集疫情資料的初始。1990年衢州編撰地方志，他擔任醫藥衛生篇撰寫，開始收集翻閱民國時的檔案。他成為新中國最早注意到細菌戰並進行研究的人。

三個人年齡相當，經歷過戰爭，都有慘痛記憶，因為細菌戰，因為王選的到來，而匯合到一起。

他們成了衢州細菌戰受害調查最積極的推動者，先是從衢州城裡調查，然後跑衢州所轄的開化、常山、江山、龍游等地，尋找受害者，收集資料，騎著自行車跑鄉下，自帶著乾糧。

楊大方有熱情和鼓動性，邱明軒則嚴謹慎密，吳世根苦大仇深，在他們的帶動下，一批批受害者被找到，一個個受害地點得到確認，封塵於檔案館的報紙和檔案被梳理出來，包括找到楊大方父親死亡時民國政府登報的死亡者名錄、政府的防疫報告。

在王選的印象里，邱明軒總是抱著一個大大的文件夾，裡面是他收集的檔案材料，從塵封的檔案館裡找國民黨的材料，並把它們整理出來，他不知花了多少日月，費了多少功夫。

日本律師都知道，衢州材料最多的人，只有一個，就是邱醫生。他總能變魔術般的從文件夾中抽出一張，告訴他們，這裡的房子燒了多少間，死了多少人，然後帶他們去對應現場。

當日本律師索要他的材料時，他把它們放迴文件夾，一言不發抱緊在胸前。「90年代複印機很少又貴，他知道檔案材料珍貴，不肯給日本人，我說讓他出書，他悠悠地說，沒錢。後來是我給他拉了10萬塊贊助。」王選說。

楊大方和吳世根成了控告日本政府進行細菌戰的原告。

1998年7月13日，日本地方法庭舉行第二次開庭審理，楊大方作為原告出庭陳述自己家的受害事實。就是那一次他把父親的相片放大掛在胸前，懷抱著父親到日本出庭。在法庭發言中，他說：「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這次出庭作證的，除楊大方外，還有衢州江山的薛培澤，他代表他死去的外甥和外甥女，1942年日軍從江山撤走時，偽裝成國民黨軍人到村裡去發米粿，說日本人敗退了，國民黨軍隊來慰問老百姓，薛培澤姐姐的三個孩子吃了米粿，全部中毒死亡，村子裡一次性毒死了83個人（村裡有300多人，當時有些人還逃在外面不在家）。

楊大方從來沒有出過國門，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出國經歷，那次出國，他帶的最多的是速食麵，幾大箱，全程都吃速食麵，這就是中國的原告們的「速食麵訴訟之旅」。

楊大方一生極為節儉，可能是因為戰時苦日子裡養成的習慣吧，儘管是老幹部，有離休工資，但吃日本餐館裡的一碗面，他還是覺得太貴了，不值。楊大方去了四次日本，吳世根也於2001年3月去東京法庭出庭。1998年邱明軒元完成了他的《罪證——侵華日軍衢州細菌戰史實》一書，以他的研究，到日本出庭，以中國防疫專家的身份，為楊大方、吳世根作證。

直到2013年日本民間研究者奈須重雄發現的《金子順一論文集》，衢州當年受到的細菌戰攻擊的情況才大致出現輪廓：

日軍對衢州進行了多次細菌戰，第一次是1940年實施的浙江細菌戰。從9月18日到10月7日，日軍對浙江進行了6次細菌攻擊。據《井本日記》記載，這其間在寧波及附近村莊，每平方公里投撒1公斤，金華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亂和傷寒，又在溫州大面積投放低濃度彈藥（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濃度彈藥（菌液）。

從國民政府遺留於大陸的檔案資料來看，當時政府只是對鼠疫流行與空中撒播的關係保持了高度的警覺。但地面的攻擊，當時政府以為是戰爭造成人口流動大，生活艱難困苦，公共衛生遭到破壞而造成的疫病流行，根本沒有將大量發生的霍亂、痢疾、傷寒、爛腳等疾病和日軍的細菌戰聯繫越來。

第二次是1942年的浙贛作戰中的細菌戰攻擊。這是精心準備的細菌戰，由第十三軍以六個師團在5月中旬於杭州附近，第十一軍約以兩個師團於5月末從南昌附近分別發起進攻，目的是摧毀衢州、玉山、麗水等地機場，打通浙贛線並將鐵軌及其他軍用物資沒收，運往後方。

浙贛作戰日軍重中之重的目標是衢州。1942年4月28日，美國空軍上校魯姆斯·H.杜利特爾從太平洋的「大黃峰」號航空母艦上起飛，空襲東京，作為對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回應，16架B-25雙引擎飛機，飛越西太平洋，完成任務降落在中國機場。

日軍佔領的衢州北門，此時的北門已千瘡百孔，圖片來源：衢州青簡社

美軍轟炸機空襲日本本土，給日本極大的衝擊。日本看到浙江及江西的機場群有可能成為美國將來對日本空襲的理想降落地，轟炸機航油難以支撐返回航母，但浙江衢州、麗水等機場距離正合適。4月30號日本發布「大陸命[大本營陸軍部作戰命令]第621號」，命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儘可能地迅速展開作戰，擊潰浙江省方面之敵，摧毀其主要航空根據地，封殺敵人利用其基地空襲帝國本土之企圖。」

衢州是國民政府空軍力量的核心區，衢州機場統轄玉山、麗水等機場。是中國東南各省中最大的軍用機場，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在衢縣設立空軍第十三總站，下轄麗水、玉山、建甌等機場，形成為一個互相聯動支持的機場群落。在這裡國民政府建有永久性軍事工事，駐有一個軍的兵力。

倍受鼠疫重創的衢州又成了雙方主力部隊進行殊死一決的地方。配合這次作戰，日軍在浙贛沿線進行了大規模的細菌戰。石井四郞帶隊的日軍細菌戰部隊遠征隊（731部隊120人，南京榮字1644部隊36人）到達衢州，為了這次細菌戰，731部隊從6月中旬開始趕製細菌武器，然後航空班用飛機運往浙江。8月26日到31日的6天里，日軍邊撤退邊撒播細菌：鼠疫、炭疽、鼻疽、傷寒、霍亂、瘧疾、疥瘡。細菌被投放在水井裡、水塘中、麥餅、水果被注入細菌放在百姓家中的桌上……

2006年邱明軒在向前來調查的德國生化學家介紹衢州細菌戰爛腳情況

1942年8月日軍退卻，衢州各縣暴發了鼠疫、霍亂、炭疽、傷寒等近十種疫病的同時大流行。

第三次是1944年6月，日軍為策應其「1」號作戰進攻長沙，再度進犯衢州，以求摧毀衢州機場、打通浙贛線，威攝閩贛。

比明處戰爭更險惡、死亡平民更多、損失更慘重的細菌戰無論是從戰時還是解放後，都被國人忽略了。日軍所進攻的主要城市：金華、義烏、龍游、衢州、江山、麗水、玉山、廣信、廣豐等地都經過了惡疫多年的反覆流行，細菌戰對於社會經濟、軍心民心、戰鬥力及戰後恢復重建的綜合影響到底有多大，到目前為止仍然不詳。

歷史的黑洞開敞著，楊大方、邱明軒、吳世根等艱難地做著修補工作。其中一些關鍵當事人的口述歷史，已經成為絕版。如擔任過浙江省醫療防疫大隊第二隊隊長和副大隊長、兼任過衢縣臨時防疫處副處長的朱學忠說，

80多歲的老人，回憶起當年的那場浩劫，雙手揮動著，顯得特別的激動。韓強/攝

訪談時楊大方、邱明軒已經是70歲的人，朱學忠接近90歲。當兩代人坐下來談當年的時候，可以說是「最後的對話」。這些當年政府的工作人員，防疫的親歷者能活著，已經是奇蹟。訪問是搶救式的，和死亡賽跑，人死了，記憶就消失了。

楊大方去日本參觀了靖國神社，游就館裡播放的戰歌，擺放的軍旗，尤其是陳列的零式戰鬥機，激得他熱血上沖，跳著腳說恨不能開著轟炸機炸了它。冷靜下來也不得不服日本人的宣傳手段。一個想法萌生了出來：「我不能炸了你，但我也可以建立一座紀念館，把歷史留下來給後人看，給世界看。」

三個老夥伴一商議，發起建立了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的動議，在他們的號召下，葉賽舟等一群受害者加入了進來，調查，走訪，記錄，照相……他們首先要整理起來一份「細菌戰死難民眾名單」，並為名單豎立起一塊紀念碑。

衢州市區羅漢井五號被選作了紀念館址，過去這裡曾是一座連成片的大宅院， 是衢州最高的建築，1942年10月4日晨5時，它毫無懸念地被選中。「敵機一架低飛盤旋，掠屋而過。待敵機去後，柴家巷王學林家、羅漢井三號及五號院內均發現敵機所擲下的小麥、烏麥（較普通小麥小，而其色黑紫）、粟米等物品，並於柴家巷王學林家及羅漢井五號兩處金魚缸內及三號水池內發現跳蚤甚多。」國民政府浙江省衛生處長陳萬里報告說。

羅漢井五號是一個叫黃權地主在城裡置下的房產，天井中間有金魚缸，飛機低低掠過屋頂，麥粒夾雜著跳蚤「簌簌」而下。住在三號的黃運興老人，是當年的目擊者，他說：「黃權的大、小兩個老婆，把飛機投下來東西掃起來餵雞，想試試是不是『毒物』。不到一個月時間，大小兩個老婆，還有住在他家的9個房客，全部都死了，黃權本人有事外出，幸虧未傳染上。」邱明軒找到的民國衢州防疫部門的登記冊上，登記著為了防疫焚毀了黃家3間平房，3間樓房，外加6間自搭建的房子，賠償的金額是600元。

羅漢井五號已經沒有了後人，房子還留下一個二層樓的四合天井的院子，那口 「羅漢井」還在，方石鑿出的井台磨損得圓潤光滑，井口不大，往下望，一汪靜水映著天光雲影。

楊大方憑著他老飛行員、老革命的面子，去和有關部門要這所院子，大概是跑了很多路，磨了不少嘴才把佔用這所院子的單位請了出去，房子多年失修，已經相當破敗了。老人們自己動手，保留這所房子白牆黑瓦紅木柱的風格，柱子加固，用深紅色漆重新作了，黑色的行書「侵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12個大字鑲嵌在白牆上。

紀念館，南香紅攝

紀念館裡雕花木柱，這所建築曾寄託的主人美好願望，都被細菌戰粉碎。南香紅/攝

黑、白、紅。這所飽受苦難的房子在失去家人管護半個多世紀後，顯露出了它原本的尊嚴，細細看，會察覺它曾經寄託了主人很多美好的願望，房子的十多根柱子的柱頭都飾有木雕，松鶴梅，福祿壽，文房四寶，瑞獸花鳥，幾十個主題精雕細刻。

2005年清明節，細菌戰展覽館建成開館，門口黑色的死亡者石碑上，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這所房子的女主人：黃廖氏。還有楊大方的父親楊惠風。展覽館的設施相當簡陋，展板都是由老人們手工製作的。展覽再現了衢州這個城市在抗戰中的苦難，飽受轟炸，兩次失城，多次秘密細菌戰，國民黨在明暗兩條戰線上苦戰，顧此失彼，這段歷史曾經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有意忽略。

作為軍人對軍人的致敬，他們還原了守城的國民軍人21軍第145師435團上校團長劉一的故事。

1944年6月25日保衛衢州的戰役中，激烈的戰鬥就發生在老衢州機場的跑道上。劉一，1904年生，舊制中學畢業後考入四川軍官學校，投筆從戎。衢州細菌戰紀念館裡掛上了劉一的照片，一身戎裝，方臉劍眉，眼中的目光肅穆而堅定。

衢州細菌戰紀念館裡的保衛衢州英雄劉一的照片

作為衢州城外圍的防線，機場四面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劉一帶約一個營的兵力，利用昔年日軍佔領時破壞機場所挖掘出的大坑塹作掩護，阻擋日軍的前進。這些大坑是1942年日軍關押3000名國軍俘虜挖成的，每溝深1.5米，寬約2米，第隔50米一個大坑，為的是阻止國軍使用機場。

這一天從早晨敵人發起四次進攻，到了下午，在日軍飛機反覆掃射轟炸的配合下攻入機場，劉一身中兩彈，但仍一躍出塹以白刃迎敵。當發現劉一是指揮官時，日軍將他團團圍住，與之車輪戰刺殺格鬥，劉一遍體洞穿，眼睛被頭上流下的鮮血糊住，握槍的手也開始松馳。最後日軍一大佐大叫一聲，舉起戰刀劈下來。寒光閃過，戰刀從劉一左肩揮過右腰。「從肩到腰斜著身體剖為兩段，壯烈殉國。」146師工兵營營長黃土偉回憶道。

劉一犧牲時只有27歲。衢州城陷落，陣亡將士無人收屍，劉一屍骨不存。劉一留下一張1937年5月和妻兒的合影，劉一戎裝站立，妻子懷抱幼兒，黑白照片用染色法讓夫妻二人的臉頰落著桃紅，平添生命的朝氣。但讓人唏噓的是，劉一的妻兒日後竟都死於日軍的大轟炸，劉一血脈無續，半個多世紀後去台灣忠烈祠尋找和祭奠的，是他戰時收養的一個侄兒。

日本細菌戰從謀划到實施也得到了完整展示，楊大方他們收集來的資料，在法庭上的訴訟材料，還有他們尋訪到的爛腳老人的影像資料。為了還原這段歷史，三位老人費心思，展覽館裡有一枚石井四郞研製的陶瓷細菌彈，是他們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仿製出來的， 30公分的直徑，棕色，閃著棕色的釉彩。如果不是後面帶個尾翼的話，就像是農家用的鹹菜缸，但它卻是細菌炸彈。用陶器是因為在炸彈投下的過程中，陶器升溫慢而不至於使細菌高溫死掉。正是這樣的炸彈曾經大範圍地毒害過這裡的土地。

一個城市沒有歷史和記憶就會沒有靈魂和精氣。1940年代作為衢州政治中心的衢城並不大，它坐落在衢江之東，有6座城門，空中俯瞰像一隻卧伏的老龜。如今衢州在浙江省經濟並不發達，但仍是少數有機場的地級市，只是城市的發展已經將機場包在了市裡。夜航降落衢州，從繁星般的市井燈火中飛過，看到航站樓頂上鮮紅的行書大字：「衢州」，會感到莊嚴肅穆的古城風韻。

老城當年被日軍火炮轟塌並從此攻入城的大南門城牆和城門得到了修復，從此門沿衢江北上，一路便是遭受細菌戰攻擊染疫熾烈的街巷：美俗坊、縣西街、上營街、柴家巷、羅漢井、水亭街……從文革中的拆毀到城市擴建的拆除再到旅遊業興起的復古再建，衢州老城面目全非，但細菌戰展覽館就坐落在老城中間，巍然如一名老者當街挺立，任時間光影變幻而成為這座城市不變的歷史基色。

20年，三位老人耗盡了他們生命中的最後時光。2009年11月先是吳世根身體出了狀況，志願軍時他在工兵團里，打洞開路讓他得了塵肺病，參加調查時已經喘息不止，他死的時候拉著兒子吳建平的手不放開：「父親臨死時不瞑目，我問父親有什麼事放不下，父親說，細菌戰和日本人的官司沒有打完，一定要我接班繼續打，我點頭答應，他才鬆開手，之後就再也不說話了。」吳建平說。一族人都失去了本姓，這是父親永遠的痛。

2015年4月在衢州中醫院的病床上，邱明軒也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因為肝癌他整個身體已經薄得像一張紙一樣。他說他用盡了最後的力氣，完成了衢州細菌戰調查的五本書，全部都是自費出版。他交待，書中的資料，他都交給衢州細菌戰展覽館。人們可以在那裡查閱。而他收集的資料，交給了他的外甥，一個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年輕人，希望他能夠繼續研究。

第二戰場的戰鬥，最後又只剩下楊大方一人。

2014年10月已經中過風的楊大方找到吳世根的兒子吳建平，希望把他擔任多年的衢州細菌戰受害者協會會長交給他。這是一個幾經申請始終沒有獲得批准的協會，還掛著籌備會的名頭，實際上沒有吳建平接班，楊大方真不知道應該把它交給誰，衢州各鄉都有疑似細菌戰炭疽感染的「老爛腳」，這些人也是風燭殘年，急需要救助，需要撫慰。

2015年6月，在中國醫師協會創傷外科醫師分會的專家志願團隊的技術支持下，王選聯合上海王正國創傷醫學發展基金會，在騰訊網公益頻道發起善款公募行動，全面啟動對衢州、金華、麗水地區細菌戰爛腳病人的醫療救助。衢化醫院副院長、燒傷科主任張元海領銜的團隊，承擔爛腳病人手術治療任務，吳建平承擔了志願者的工作，跑鄉間，找老人，做工作，接他們到醫院，2016年底，他們一共收治了57名創面嚴重的爛腳病人，爛了一輩子的老人終於醫好了他們腳。

2016年底，也許是冥冥中感到自己生命將盡，楊大方穿好軍裝，把他一生軍功章満満的在左胸邊排了三排，右胸邊二排，到照相館照了一張正裝相，84歲的他雙唇緊閉，白髮蒼然，但一雙眼睛光華閃耀一如當年他的父親。和他父親不同的是，那眼睛裡更有軍人的堅毅，老者的睿智，也有閱盡世事的慈祥。

這成了他最後的遺照。

為他抬棺的人，是吳建平。在衢州三位老人都去世後，他接任細菌戰受害者協會籌備會會長，只是這個會不知何時能獲得合法身份。

「楊大方的逝去是一個象徵，一代有戰爭記憶的人正在成為歷史。但衢州細菌戰死難者老楊他們整理出了2000多人的名單，留下口述歷史的，不足20個人，誰去記錄，誰去搶救這段歷史？」王選幾乎是聲嘶力竭地說。

本文原標題為《老兵的第二戰場，留下一座城的歷史》，本系列連載完。

題圖：紀念碑上被細菌戰奪取生命同胞的名單。韓強/攝

【作者簡介】

南香紅|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非虛構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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