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因何熱衷於為前朝修史：新朝合法性表現

易代修史，即新興王朝為已滅亡的前朝纂修史書，所謂「興朝而修勝國史」，是中國古代社會流傳千古、綿延不絕的歷史文化傳統。追溯源流，易代修史是史學發展的產物，是史書體裁、體例不斷完善以適應時代變化和封建王朝統治需求的反映。就確保信史流傳的原則而言，易代修史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時間與空間的冷卻、沉澱、隔離作用，給史家提供了冷靜分析和客觀評判的平台，有益於把握歷史的本質和真相。同時，易代修史代代相傳，連綿不斷，為中華民族傳承文明、保存文化遺產、維護和發展民族團結統一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修前朝之史

易代修史，是隨著史學的發展，史書體裁、體例的不斷完善而逐漸出現並被沿用為慣例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治史，早在先秦時期，先民就已經產生了自覺記錄史事的意識和觀念，並逐步形成早期的記史制度和原則。秦朝的滅亡激發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思潮，也促動著史家在易代之後，以修史的形式進行更深刻的思考。西漢時期，太史公司馬遷鑒於秦漢以來的社會巨變，發凡起例，將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五種體例融合在一起，創造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弘巨著——《史記》，五體結合，包羅萬象，載述了社會歷史的豐富內容，勾勒出波瀾壯闊的宏大歷史畫面，從而以紀傳體的格局奠定了後世王朝史的基本規模，「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

到東漢時期，博學多識的班固根據封建王朝的特殊需要，改通史為斷代，以紀傳體王朝史的形式，載述一朝一代帝王將相、朝章國故、政令民情、對外交往、民族物產等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這種斷代史體例，適應了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歷史需要，後世遂大為尊崇並沿用不衰。

修前朝史之所以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除了發揮歷史的鑒戒功能、尋找治亂興衰的樞機，以鞏固王朝統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易代修史也是藉以說明新王朝繼統合法性的必要手段。為此，歷代統治者都把修前朝史作為朝政大事來抓。到唐代，易代修史已經逐漸發展為封建王朝代代遵循的慣例。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史館修史制度正式確立。從此之後，封建王朝的易代修史事業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每當王朝鼎革之後，新興王朝往往會開設史館，招募史才，徵集史料，斥資纂修前朝史書。於是，唐修晉史，五代修唐史，宋修五代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相沿不斷。

信史流傳的保障

從史書編纂的角度來看，易代修史有益於客觀、真實地記述和評價歷史，為信史流傳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元代史學家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指出：「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其論定也。」大體而言，易代修史在客觀上是符合史書修纂的實際要求的。史書是記述既往事實的載體，在時間、空間上與現實的政治有距離，也要求儘可能與現實的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方能不受其左右和影響。否則，史家耽於主觀，易於徇情瞻私，善惡褒貶就難免有所局限，甚至會因避免觸及時諱而違心曲筆，導致穢史流傳。另外，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都需要經過時間的沉澱、空間的凝固，否則，細節未全面伸展，矛盾無法充分展示，史家很難觀察清楚，分析確切。

在歷史進程尚未完全結束、歷史活動還處於活躍狀態之時，史事紛繁，千頭萬緒，令史家難於判斷，如倉促修史，難免失於偏頗，甚至容易造成謬誤。從這個意義上說，易代修史利用時間與空間的分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史事與現實政治的分離，用時間距離去冷卻主觀情緒造成的失誤判斷，用空間距離去避免現實政治的種種紛擾，以此確保歷史記述能信而有徵。

再者，梁啟超曾說過，「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可言。」史書編纂的成敗從某種意義上說取決於史料的多寡，很多材料，尤其是官方的文書檔案在王朝統治能夠維繫之時，往往被視為機密，一般不會公諸於眾。易代修史，則在一定範圍內解決了史料難求的問題，前朝文書檔案多半可以公開，新興王朝修史，既可利用前朝留下的檔案史料，也可以向民間廣泛徵求，擴大史料來源。可以說，易代修史是巧妙地發揮了時間與空間給史書修纂帶來的有利條件，從而有益於保證史書內容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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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認同的紐帶和橋樑

易代修史，不僅是封建王朝長期沿襲、經久不絕的慣例，而且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傳統，應倍加珍視並予以繼承。自唐以後，易代修史代代相循，碩果累累。正史，即二十四史的史書體系被視為歷史文化遺產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部分，其中，易代修史的成果就有15部之多。這些憑藉王朝之力纂成的史書多具有一代之史的特徵，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社會發展不同時期的歷史風貌，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史學文化遺產。

史書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歷史記錄，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歷史記載的國家、中華文明之傳承不絕，應該說，易代修史是根源和途徑之一。並且，從某種意義上易代修史作為文化傳統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強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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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歷史來看，不僅中原王朝重視為前朝修史，如唐朝統治者組織官員、學者纂修《隋書》、《晉書》、《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等八部史書，五代組織纂修《舊唐書》，宋組織纂修《舊五代史》，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同樣視纂修前朝史為朝政大事，如金滅遼後，曾兩次主持纂修《遼史》，雖未刊布，卻留下了寶貴的史學資源，元修《遼史》、《金史》、《宋史》，清修《明史》，等等。這些實例均表明，在各民族走向統一的進程之中，易代修史亦成為溝通和聯繫各民族文化的紐帶和橋樑。進而，易代修史的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深入人心，「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在王朝鼎革之際，不少史家秉承傳承信史的歷史責任感，憑藉私人之力纂修史書，從而創造了與官修史書迥然有別的私家修史文化。明清之際，私家修史，蔚然成風，昭示出易代修史強大的文化感召力。

尊重、強調並傳承易代修史的歷史文化傳統，與提倡纂修和研究當代史並無矛盾。應該承認，與易代修史相比，當代史的纂修與研究無疑需要更加認真負責、客觀嚴謹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紮實穩健的史學修養，以及博古通今、高瞻遠矚的學術眼光。我們相信，二者的相互影響，相互推動，會促進中國史學向縱深處飛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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