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王獻之《洛神賦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對照

王獻之《洛神賦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對照（其一）

王獻之法帖舊拓本

王獻之生平軼事及書法藝術

王獻之得自王羲之親授。他自幼聰慧敏悟，年少而負盛名，性情狂傲不羈，雖仕途通達而宦情淡薄，一生於書法藝術專情體悟研索，成就卓著。

王獻之生平

羲之有七子一女，獻子為第七子，其餘六子為：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

王獻之降生時，東晉王朝偏安江南已歷二十八載，政局相對穩定。獻之的父親羲之早年以秘書郎起家，歷任征西將軍參軍、長史，後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但他平生無意仕進，自稱「素無廊廟志」，尤其是感於朝廷積弊日久、吏治黑暗，自己雖有心為生民立命，卻無力扶顛持危，故解江州刺史任後，回到建康烏衣巷，研習書藝，教誨子弟，並為年長的兒女操辦婚嫁之事。

晉穆帝永和四年(348年)，王羲之應朝廷徵召，拜為護軍將軍。護軍將軍是專職武職，統領護軍營。羲之上任後，全力整頓護軍營弊政，卻因觸及公卿巨室的利益而受到朝廷上下、豪門大族的非議，無法推行。憤慨之餘，他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書法藝術。在王氏家族，書法乃是「家學」，不僅羲之書法名動朝野，其子玄之、凝之、徽之也習書，凝之已有「善草隸」之譽。這時，獻之已長到六七歲，到了學書的年齡，受父兄的影響，也開始學著灑墨揮毫，羲之親自為他啟蒙，教他執筆、運筆之法。《晉書·王獻之傳》載：「(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在羲之七個郎君中，獻之的品貌、才情最為出色，從幼年時起就顯露出獨特的個性。本傳稱其「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有一次，羲之的幾個門客在作樗蒲之戲(古代的一種遊戲，類乎後世的擲骰子)，獻之從旁經過，看出其中一人將輸，便說了一句「南風不競」(語出《左傳·襄公十八年》，意指此人將輸)。門客見他年少，就隨口說：小郎君你這是管中窺豹，只見一斑。獻之明白門客是輕視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生氣地走了。荀奉倩是三國時曹操謀士荀*的兒子荀粲，乃世家名門子弟，眼界之高，後代少有其比。劉真長則是羲之的好友劉*，人品俊逸，選尚公主，時任吳興太守，他因為個人條件優越，只和有名望的人交往。獻之舉此二人以表示自己身為名門子弟，竟然和俗人說話，真是太慚愧了。

另有一次，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見謝安。徽之、操之喋喋不休地說著家居俗事，獻之則除了問候以外，少言寡語。獻之弟兄走後，門客問謝安王氏弟兄哪個更好些，謝安回答說：「小者佳。」門客問其故，謝安說：「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晉書·王獻之傳》)

王獻之少時，為人恬淡，遇事沉著穩重而有主見。《晉書·王獻之傳》載：「(獻之)嘗與徽之共處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初蒞郡，公務繁雜，難得有閑指導獻之讀書習字。但生長在書法世家，耳濡目染，加上天生具備習書的秉賦，獻之書藝進境極快。劉宋虞《論書表》記載了獻之幼年習書的一件事：「子敬齣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凈。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

由於早有令名，十歲的獻之參加了永和九年三月的蘭亭修禊，因年幼未作詩也未罰酒。但這種文人盛會對他的成長給予了積極的影響。

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稱病去郡，誓墓不仕。這對他幾個兒子的生活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一則琅邪王氏雖然沒有了王導在世時的威勢，但仍然是僑姓第一大族，獻之的叔父王彪之、舅父郗、郗曇仍在政壇上有顯赫的地位；再則，羲之早有隱退之志，在會稽國的剡縣、上虞、諸暨、山陰一帶置了田產，足以維持一家優裕的生活。

王羲之去官後，住在蕺山的別業中，優遊山林，閑適恬淡，有了更多的時間指導獻之習書。獻之日夕修習，書藝突飛猛進。王羲之對人介紹獻之的書法時，曾稱其「咄咄逼人」。他在謝奉處書於材上的字，被謝家收而藏之，珍同羲之書。(事見劉宋虞《論書表》)此時的獻之，僅是十餘歲的少年。而羲之二十七八歲任臨川太守時所寫的字，還被陶弘景稱為「不足觀」，可見獻之習書天賦之高。

王羲之在去世前一二年寫信給好友、益州刺史周撫說：自己沒有其他心事了，只有最小的兒子還沒有完婚，正在為他物色。是時，獻之年方弱冠，人物出眾，已經很有名氣。晉代品評士人的標準，特別注重容貌風度，總稱之為「風流」。在羲之、獻之生活的時代，「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註引徐廣《晉紀》)。王、劉，指王與劉。獻之的風流，人們常與劉相比。

謝安曾說王獻之僅次於劉。獻之風流既為「一時之冠」，自然要娶名門之女。獻之舅父郗曇的女兒道茂，稍長於獻之，美妍貞靜，待字閨中。獻之對其頗有「好」之意，羲之乃代其託人向郗曇求婚，其中一封書帖云：「中郎女頗有所向不?」

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仆往意，君頗論不大都比亦當在君耶！郗曇於穆帝昇平二年(358年)八月升任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青幽揚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羲之書帖稱郗道茂為中郎女，求婚當是昇平二年以後的事。獻之與道茂成婚的時間，史籍沒有記載。但是，允婚後，需要經過問名、納采等繁複的程序，成婚時間當在昇平四年(360年)初，郗曇未能參加婚禮而由郗代為主持。早在昇平三年(359年)十月，郗曇和西中郎將、監司豫冀並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謝萬一同北上，征討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行軍到渦水、潁水之間時，郗曇因病退屯彭城，影響到謝萬，全軍潰散，郗曇因此降職為建武將軍。此後，郗曇病情一直很重，獻之、道茂成婚不到一年即病故。

昇平五年(361年)，郗道茂生一女，取名玉潤，不久即因病夭折，這使羲之大為悲痛，身體每況愈下，未幾也去世。

王羲之晚年雖然誓墓不仕，卻並不禁止兒子出仕。凝之、肅之、操之和徽之早已出仕為官。獻之成婚後，也以州主簿(此從《晉書》本傳。當時州、郡均置主簿。會稽屬揚州，揚州刺史乃與其父「情好不協」的王述，王獻之似不應赴揚州任主簿，而應任會稽郡主簿。)的官職步入仕途。獻之任職不久，羲之去世，乃遵制丁艱守喪二年零三個月。

王獻之有文集傳世，始見於《隋書·經籍志》「集部」中「晉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下有注云：「《金紫光祿大夫王獻之集》十卷、錄一卷……亡。」此文集編成於何時，不可考。稱王獻之為「金紫光祿大夫」有誤。考本傳，獻之因其女神愛為晉安帝皇后，被追贈為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未加金紫(金章紫綬)之榮。可斷定必非其子孫所編。全集既有十卷之多，則除了片段書信等雜帖以外，還應有奏章及與同僚的完整書信等，惜均已散失。

和王羲之集一樣，王獻之文集的散佚，大約前後經歷兩次，一次是梁元帝蕭繹承聖三年(544年)西魏軍隊攻破江陵，元帝以為讀書無用，放火燒了收集的圖書(包括二王文集及書帖)十四萬餘卷。然而王獻之文集或書帖，仍有收藏於會稽、建康一帶的，經陳、隋兩代收集，達十卷之多。另一次是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派人運觀文殿、妙楷台、寶跡台的藏書去長安，在三門底柱沉船漂沒。《隋書·經籍志》下注曰「亡」，說明王獻之集全沉於黃河中，因此《新唐書·藝文志》未見著錄。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下令收二王書，只說得到大王(羲之)書(法)218卷，而未提得到小王(獻之)書(法)。

但是，王獻之尚有遺文(以帖為主)藏於民間。《二王等書錄》即稱「二王書中，多有偽跡，好事所蓄，尤宜精審」。最早著錄王獻之文(無詩)的是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十，題為《大令書語》，計十六條，其中最短的只有二字：「如省」。宋刻《淳化閣帖》收有《相迎帖》等76帖，所收最多。

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王獻之集題詞》中說：「法書簡帖，間有偽書。翰墨足傳，字貴尺壁。大文絕少，獨表明安石(謝安)，言得其平。」此集共收書二、疏一、表一、墓誌一(《保母志》)、詩二(《桃葉歌》二首)、雜帖八十七(其中《辭中書令》，《全晉文》作《辭中書令與州將書》。考此官尊貴，即使辭官，也應向皇帝辭，不能向州將辭，疑非獻之作。又，《保母志》，後人也有疑為偽作的)。嚴可均輯《全晉文》收書、疏、墓誌與《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同，惟多《進書訣表》，雜帖為85條，剔出了王羲之帖誤收入王獻之集的幾條。

王獻之在諸兄弟中，宦情最為淡薄。《世說新語·品藻》記述：「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獻之讚賞的井丹，《高士傳》中對此人的《贊》語是「井丹高潔，不慕榮貴」。長卿即司馬相如，《贊》語是『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獻之欣賞井丹的不慕榮貴。獻之為宦多年，從不計較官品的高低，也不孜孜營求高官。他不以從政為要務，一生執著於書藝的進境，自信而高傲。謝安曾問獻之，其書法與父親羲之比，誰的更好。獻之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成就並不比父親差。謝安說，人家並不那樣看呢。獻之回答，普通人哪懂得這個。

王獻之的高傲近乎狂妄。在吳郡，大族顧辟疆家有個花園很出名，他不認識花園主人，卻坐著小轎子入園遊歷了一番。主人正在宴客，獻之旁若無人，視而不見。主人大怒，說：對主人傲慢，不禮貌；憑著門第高貴，對士人擺架子，是不講道義。不具備這兩者，簡直是個為人所不齒的「傖」。命令手下人把獻之的從人趕了出去，讓他自己留在轎子上。(事見《世說新語·簡傲》。)過了一段時間，獻之不見從人回來，便要求主人把自己連轎子送到門外，還表現出「怡然不屑」。王獻之聰明、穩重、沉著，又自恃門第高貴，恃才傲物。這種性格，不適宜為官，然而卻使其藝術個性得到充分的張揚，最終成為一代書法大師。

獻之居喪期間，為求安靜，在郡城南三十里雲門山中置了一所宅第(王獻之宅在雲門山，最早的記載應是唐代杜甫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趙宋《嘉泰會稽志》載：「淳化寺(宋時的名稱)在縣南三十里，中書令王子敬所居也。義熙三年，有五色祥雲現，安帝詔建雲門寺。」唐詩人嚴維《送鮑侍御宿雲門》開頭一句便是：「中令(獻之曾任中書令)遺蹤在」。僧靈一《招皇甫冉游雲門寺》詩中也提到此事：「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敷家」。與妻子郗氏安寧度日。這時，王彪之以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任會稽內史，已經六七年(《晉書·王彪之傳》：「以王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後於哀帝興寧三年(三六五年)初被免職。逆推王彪之任會稽內史當為昇平二年至興寧三年(358年-365年)間事。其前任為江，江的前任為王羲之。)。彪之從尚書僕射改任地方官，會稽王司馬昱非常信任他，獻之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守喪、奉母、讀書、習字。

哀帝司馬丕興寧二年(364年)初，服喪期滿，王獻之仍回到州主簿任上。興寧三年二月，哀帝卒，因為無子，奉皇太后詔，立其弟琅邪王司馬奕為帝(後被桓溫所廢，史稱海西公)。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改封為琅邪王。此時，王彪之因為得罪了大司馬桓溫，被免職下獄，司馬昱便借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的機會，免彪之罪，降職為尚書，調到建康。十二月升任尚書僕射。王彪之升任尚書僕射時，設法將王獻之調到朝中，轉任秘書郎。這時，王導的長子王悅、次子王恬、三子王洽、四子王協都已去世，獻之的堂弟王珉尚在建康，於是獻之便住進烏衣巷大宅中。

珉都善書法，秘書郎本無多少秘閣書籍可校，獻之得以日夕與兩位堂弟切磋書藝。

第二年，改元「太和」。王獻之由秘書郎升秘書丞，其準確時間難以考出，大致在太和元年、二年(366年、367年)前後。這是因為，秘書郎雖然定例設置四員，但因為是清要之官，任此官容易升遷，所以名門子弟不出仕則已，一出仕就爭著以秘書郎為起家官。所以，一般此官任職不長即可升遷，以便空出缺來，遞補他人。王獻之任此職的時間必然不會太長。

秘書丞和秘書郎同為六品官。秘書監(三品)下面只設一員秘書丞處理日常政務，比起秘書郎來，其任期較長而且相對穩定。

此時，北方新興的前秦正在逐次侵佔前燕的疆土，東晉大司馬桓溫的部下，只偶而在南陽郡與投降前燕的趙億有些小衝突。前燕自慕容恪死去，已無力南下淮河一帶騷擾。桓溫雖然有取代晉室皇帝的野心，卻還沒有把一切布置就緒，未敢妄動，因此江左一帶政局相對平靜。

王獻之《十三行》拓本並原石（其二）

王獻之聯姻帝室

王羲之的老友謝安，從王獻之幼年時便欣賞他的書法。如今獻之風度翩翩，不少朝臣比之為當年的劉真長。謝安想將他招致身邊任職，無奈秘書監孫盛很欣賞王獻之，不願將他調出。此時，朝中政局有了變化。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馬桓溫得到了京口(今江蘇鎮江市)鎮將徐兗二州刺史郗的辭職書(該書由郗的兒子郗超秉承桓溫的意旨代寫)，大喜，調郗為冠軍將軍、會稽內史，自己兼任徐兗二州刺史。四月，桓溫從姑孰出兵征伐前燕，六月抵金鄉，接著攻下湖陸、黃墟、高平、林渚，一直到了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嚇得燕主慕容要北逃和龍(今遼寧朝陽縣)。九月，桓溫因糧草接濟不上，不得不退兵。燕兵乘機追擊，桓溫兵馬大敗。年底，退回建康附近的長江以北。太和五年(370年)十一月，前秦苻堅、王猛攻下鄴城，慕容逃亡中被擒，前燕亡。桓溫因為枋頭大敗的影響，威望降低，乃用郗超之計，廢皇帝以立威。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將皇帝廢為東海王，立丞相會稽王司馬昱為帝(即簡文帝)，改元『咸安』。十二月，桓溫又改廢帝東海王為海西縣公。簡文帝懾於桓溫的淫威，終日自危，悶悶不樂，即位不到一年便因病辭世。在王彪之主持下，太子司馬曜即位，這便是孝武皇帝。

桓溫稱帝不成，亦未能如願攝政，後病重身亡。死前對後事作了安排。他自知世子桓熙無能，便把兵權交給了最能幹的弟弟桓沖。四弟桓秘不服，聯合桓溫的兒子桓熙、桓濟等密謀奪回兵權。桓沖得到消息，在桓溫剛一死去時，即拘禁了秘、熙、濟三人，並上奏朝廷，廢黜了桓秘，將桓熙、桓濟流放到長沙。

孝武皇帝即位不久，就下詔王獻之尚新安公主(一作餘姚公主，程炎震以為「新安」為追封之號)。尚公主以前，必須先與妻子離婚。新安公主是簡文帝的第三女，名道福。母親徐淑媛，因德美受寵幸，但無子，不能立為皇后。公主長大後，嫁給桓溫次子桓濟。桓濟因奪兵權失敗，被禁錮在長沙，爵位撤銷。於是，新安公主在太皇太后支持下，與桓濟離婚，擬欲再嫁。她仰慕獻之的風流蘊藉，因而在祖母面前表示，非王獻之不嫁。

從東晉到南朝，不少士人怕尚公主。王獻之與郗道茂恬淡自甘、唱隨自樂，加上自己宦情淡薄，並不想借駙馬的身份升遷，因此，不願與郗道茂離婚，更不願尚新安公主。為了反抗，獻之假稱足疾，用艾灸足，以致走路一瘸一拐，但仍無用處。太皇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詔王獻之尚新安公主。獻之被迫與郗道茂離婚，娶新安公主司馬道福。

不久，謝安升任尚書僕射，加後將軍，領吏部，調獻之為軍府長史。太元元年(376年)，謝安任中書監、錄尚書事，公務繁忙，便將軍府大事委託長史代辦，可獻之婚姻既不如意，又無心升遷，因此整日埋頭於書法。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七月，宮中新建太極殿落成，需題匾。謝安意欲讓王獻之題字，「以為萬代寶」，便試探著對他說：「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後兩句《世說新語·巧藝》作：「因敕兒孫，勿復學書。」)獻之明白他的意思，嚴肅地回答：「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晉書·王獻之傳》)，謝安並不強迫王獻之承諾書榜。不久，獻之辭去後將軍長史之職。

辭長史後轉任何官，史籍缺載。但他仍然是六品的駙馬都尉，只是更加清閑。太元五年(380年)，謝安進號衛將軍，儀同三司，仍帶司徒原官。衛將軍與驃騎、車騎及大將軍同為二品官，品秩高於尚書令和中書監、令。謝安於是又請獻之任長史。獻之不擅長治軍，好在軍府還有司馬等掾屬，繁劇之事有人辦理。他仍然像第一次任長史一樣，拿出更多時間專心研習書法。不久，王獻之升任建威將軍、吳興太守。

郡太守帶將軍號，官居四品。吳興是揚州四個大郡(其它三郡是吳郡、丹陽和會稽)之一，又是魚米之鄉，雖然租賦苛重，比起其他諸郡，仍屬富庶之地。在當時，生活不算富裕的京官，為了養活一家人，都爭做這四郡的太守。

吳興郡署與烏程縣衙同城，縣令羊不疑是泰山郡羊氏後人，不疑有子名欣，字敬元。王獻之守吳興時，羊欣已經十二歲(劉宋虞《論書表》記此事發生在羊欣十五六歲時。今據李長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獻之年表與東晉大事記》的考證訂誤，定為十二歲時事。)，不但喜愛書法，而且小有名氣。一次，獻之去縣衙，專門到羊欣的書齋看了看，見這位郎君正在晝寢，身穿白色的絹裙，鮮潔可愛，於是書興大發，提筆在他裙上、裙帶上疾書。羊欣醒後，大為高興，當作寶貝收藏起來，後進獻給了皇帝。從此，羊欣成為獻之的入室弟子。《述書賦》記此事：「敬元則親得法於子敬，雖時移而間出。手稽無方，心敏奧術，寧磅礴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師骨。」這裡僅說羊欣『粗得師骨』。張懷瓘《書斷》則稱：「師資大令(指獻之)，時亦眾矣……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惟獨此公(指羊欣)。」又說：「沈約云：『敬元尤善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也。』」

太元八年(383年)，王獻之升任中書令。此官職初由漢武帝設立時，並非要職。至曹魏文帝，中書令開始典機密大事，並加設中書監(令、監均為三品)，同領中書省。因為職掌發布詔令，接近皇帝，故而權重位顯。可是獻之無意仕途，又覺得自己從六品的長史，六七年間就升至此位，初始不敢接任(《全晉文》卷二十七，有王獻之《辭尚書令與州將書》，疑為辭中書令之誤。因為史籍沒有任命他為尚書令的記載。故將王獻之任中書令的時間系在太元八年(一說為太元十年)。)。力辭未果便上表推薦御弟琅邪王司馬道子任中書監。獻之並不知道司馬道子志不在此，以他的身份，他想攫取更高的權力。不久，詔書頒下：「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這一年，前秦苻堅起大軍伐東晉，江東大震。謝安令謝石、謝玄等迎敵，戰於淝水，大敗苻堅。謝安乘機北伐，收復洛陽及青、兗、徐、豫等州，並進而收復了黎陽(今河南浚縣)。但是司馬道子忌謝氏勢力，謝安遭排擠，出鎮廣陵的步丘(今江蘇邵伯)。

由於司馬道子弄權，朝政混亂，中書令形同虛設。儘管王獻之不甚理公事，也感到苦悶。太元九年(三八四年)，即獻之任中書令的第二年，公主生了個女兒，取名神愛。是年，獻之年四十一，尚無子嗣，便納妾桃葉(一說王獻之納一對姐妹為妾，即桃葉、桃根。關於桃根，另有一種說法，見梁費昶《行路難》：「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娼家少女名桃根。」)。桃葉的母家住在秦淮河以南，她時常回家，獻之則常去江邊迎送，於是傳下兩首《桃葉歌》：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獻之一直沒有忘記郗道茂，也一直對被迫離婚抱有歉意。在獻之留下的為數不多的雜帖中，有數帖與她有關。如一帖似是離婚前寫給親友的，很簡短：「令外甥知問，郗新婦(疾)更篤，憂慮深!」另一帖字數稍多：「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可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還有一帖明顯是離婚之後，獻之懺悔及追憶當年「奉對」時的感情了。雖然離了婚，表姐表弟的關係還在，所以獻之不稱新婦，而改稱姊。這是一封無頭無尾的信：「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額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匹，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已，惟當絕氣耳!」(三帖均見於《全晉文》卷二十七)

郗道茂與王獻之離婚後，誓不再嫁，回到會稽依伯父居住。

太元十年(385年)，謝安去世。謝安主持的淝水之戰，在前秦苻堅數十萬大軍壓境之下，取得勝利，保全了東晉江山，但是，朝廷在司馬道子的操縱之下，給予謝安的喪葬禮儀和規格，卻不太隆重，使得不大過問朝政的王獻之也大感不平。他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上疏為其論爭：

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勛既融，投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及葬，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沒過多久，獻之就病了。因為他也服寒食散，再加灸足留下了後遺症，所以，年僅四十餘歲便如同羲之晚年一樣，病痛纏身。獻之書帖中常提到患病的事：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腳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絕嘆於人理耳!……

獻之白：奉承問，近雪寒，患面疼腫，腳中更急痛，兼少下……

……仆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腳重痛，不得轉動。左腳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為復可可，冀非臧病耳。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別，悵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匆匆不具。獻之再拜。

日寒涼，得告，承諸惡(下有缺文)。復灸極當慘痛悲灼。仆病正自不差，疾久自日深……

太元十一年(386年)，獻之病篤。哥哥徽之見此憂心如焚。他聽術人說，「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竟信而欲替小弟去死。家人照例依天師道的習慣，替獻之向三官(道教初期的支派太平道、五斗米道和天師道奉天、地、水為三神，也稱三官)上章，自訴平生過錯。獻之的神智甚為清醒，回答說，除了與郗家離婚之外，沒有其他過錯。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三歲。

在獻之的幾個哥哥中，肅之的事不可考。凝之時在江州刺史任上，不能歸喪。操之時任尚書，在建康。徽之也在患病，本已離開建康，幾天不得獻之的消息，便乘肩輿去獻之家，方知獻之已病逝。他默然坐在靈床上，取來獻之的琴，彈而不成調，便把琴摔到地上，大聲說：「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一下子哭得昏死過去。回家月余也傷心離世了。

新安公主以後的情況，史籍缺載。從其死後謚為「愍」看，可能也未能活多久。女兒神愛，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十三歲時被太子司馬德宗納為妃，及司馬德宗即位，立為皇后。父以女貴，王獻之被追贈為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獻之無子，過繼操之的兒子靜之(一作「靖之」)為嗣。獻之死後，堂弟珉繼任中書令，後世習稱獻之為大令，王珉為小令。

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孫恩起兵於會稽郡，時任會稽內史的王凝之因城破而被殺。孫恩起兵，琅邪王氏中受到打擊最大的是王羲之這一支。因為他們的莊園都在「東中」，田土、倉廩、財產盡失，奴客幾乎全部逃散。除了凝之幾乎滿門被殺以外，其他幾位郎君的後代，即使逃過了死劫，也大都式微了。到南北朝時代，落戶在建康附近的王導、王彬的後裔，還活躍在政壇上，而王羲之後人則已默默無聞，史籍缺載。

但是，真正的藝術的傳衍，不會因家族的衰亡而湮滅。王徽之七世孫智永和尚，繼承祖業，以書法名世，他的受業弟子虞世南、歐陽詢，成為唐代書法開山之祖。在他們的影響下，書法藝術又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

王獻之藝術成就

中國的書法藝術，在東晉出現了兩位傑出的大家，一位是書聖王羲之，另一位是他的兒子王獻之。他們以鼎革漢魏以來的舊體為己任，以王羲之開始，以王獻之告終。王獻之敏悟通變，在父親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以流美恣逸的書風影響後世，為「魏晉風韻」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筆，從而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一、發展創新

王獻之的書法藝術，承繼父風而發展創新，別樹一幟。早在他年輕時，創新意識就非常強。唐張懷瓘《書議》載：「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王獻之對古體——章草不滿，認為它不夠瀟洒、舒展(未能宏逸)，而且有些局促、膠著(局而執)；(二)提出應該變革和變革的合理性(法既不定，事貴變通)；(三)提出了變革創新的方向和道路，即「窮偽略之理(簡化屈折，使筆畫較為單純)，極草縱之致(表現草書姿縱的情趣)，不若稿、行之間(採用草稿和行書之間的體式)」，並且勸其父不應再用舊體教他，應改變體式。王獻之不僅提出改革方案，從書跡看，他也確實實踐了自己的理論，創出自己的「破體」——行草體。

所謂「破體」(又稱「大令體」)，就是打破楷書、行書、草書的界限，以行書為主，偏於楷的為「行楷」，偏於草的為「行草」。這種書體，既有楷書的工穩，又有草書的流暢，書寫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亦可發揮自己的特長，給書寫者留有極大的馳騁藝術才能的天地。唐張懷瓘《書斷》說：「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於父，猶擬抗衡，比之鐘張，雖敵，仍有擒蓋之勢。」獻之性格比其父更加放達豪爽，反映到書法上就更加開張超逸，於是創出「破體」新書體，使行書體系在「二王」手中充實完善起來。唐張懷瓘對這種行草新體曾有比較中肯的評價：「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書議》)。王獻之破體的代表作，一是行楷《廿九日帖》，一是行草《鴨頭丸帖》。《廿九日帖》首行開筆的「廿九日」三字為行楷書，第四字便轉為行草書，筆勢連屬，第三行「獻之再拜」四字，一筆貫通而行，優遊疏爽，形勢宏逸。全幅楷、行、草相間，但卻配合協調、自然。《鴨頭丸帖》開頭三字為行書，行筆較緩，往下行筆加快，或三字或兩字相連屬，均為草書。字與字、行與行中間常留較大空白，給人以形斷意連的感覺。

王獻之在書法上的又一大貢獻，是創立了「一筆書」，使草書成為書法藝術中最富表現力的書體。(詳見下文)

王獻之《忽動帖》

二、「二王」異同

王氏父子出生望族，受過良好的書法教育，有著相同的家學傳統，又都受到晉人崇尚的玄學的熏陶，因此有不少相同之處，最主要的一點是與東晉其他名士一樣，清真超逸，出塵脫俗，率性而行，無拘無束。「二王」懷著這種心態、精神、風度去進行書法創作，必然會衝破陳規舊俗的束縛，不拘於法，使作品呈現出瀟洒之美。明王世貞評價王獻之書法說：「太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飧霞之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藝苑卮言·附錄·淳化閣帖十跋》)這是人格與書風的統一。瀟洒風流是「二王」思想面貌的寫照，也是他們書法的藝術風格。

從美學角度審視，則「二王」書法都屬於秀美(陰柔之美)一路，兩晉南北朝用「媚」進行品評概括。清代王澍在《虛舟題跋》中說：「羲之書《蘭亭》，破壞秦漢渾古風格，為後世妍媚者開前路。」王獻之書法藝術在「媚」這一點上有發展。羊欣在《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評其書法云：「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道家崇尚陰柔之美，東晉時代大多數名士、文人信仰道教，所以『媚』是很高的審美評價。以「媚」著稱的「二王」書法世代相傳，流芳千載。

由於「二王」各自的經歷、境遇不同(如羲之仕途多舛，而獻之仕途通達)，性格不同(獻之比其父更放達、整峻)，所處時代的審美趣味不同(獻之同代人「愛妍薄質」)，所以，二人的書法又有不少差別。今人王玉池認為，獻之和乃父比較，執筆方法、運筆方法都不相同，故風格也不同。

(一)執筆方法不同。

羲之從後掣獻之筆不脫的故事，《論書表》、《書斷》和《六體書論》都有記載。《六體書論》所記特別值得注意：「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從「二王」書跡看，其執筆法確有不同，獻之把筆較羲之靈活。

(二)運筆方法不同。

宋代米芾提出「右軍中含，大令外拓」說。元代袁裒在《評書》中說得更具體，直到現在，多數人還用其說法。原文是：「漢魏以降，書雖不同，大抵皆有分隸餘風，故其體質高古。及至二王使復大變。右軍用筆內擪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什麼是內擪?沈尹默在《書法論叢》中說：「要用內擪法，必須凝神、靜氣，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氣十足，剛勁不撓。」王玉池解釋說，『內擪側重於表現一筆畫之內的上下運動，有向內收斂勿向外拓展之意；「外拓」則側重一筆畫向筆畫之外的上下左右運動，即向外部擴展。內擪法著重於點畫之內的豐富變化，寫出的筆畫渾勁、婉通、勁健；外拓法尤長於點畫向外部推進時的形態，寫出的筆畫雄強、舒展，氣血充沛。從傳世書跡看，以羲之《姨母帖》和獻之《廿九日帖》比較，以小王《中秋帖》與大王《喪亂帖》對比，以上特徵都可以得到印證。

(三)字勢、章法上的差別。

大王和小王比較，大王還存在若干古意或稱隸書筆意，如行書《姨母帖》。而小王純用今體，徹底去掉了隸書筆意。其草書一律為典型的今草(除有意寫章草的個別書作外)，不再有隸書遺意。他的行楷書《廿九日帖》中的許多字和後來魏碑中的寫法無異，是一種不再有隸書筆意的成熟楷體。

王獻之書法的又一特點是筆勢連屬，注重整體效果。張懷瓘在評價張芝的草書時說：「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書斷》)如《十二月帖》，雖屬行草，而全篇三十二字，竟有二十四字相連。米芾曾親見《十二月帖》墨跡本，他讚賞說：「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箸劃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書史》)羲之書作雖也有連字，但數量不多。另外，獻之書法很注重整體效果，注意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相互關係。如小楷《洛神賦》，雖字未連，但字間相互顧盼，行間錯落有致，呈現出整體的美。

「一筆書」是今草的特有現象，實始於王獻之，而完美於唐代的張旭。有書論稱「一筆書」始於漢末的張芝，是不對的。張芝的時代是章草漸趨成熟的時代，今草只處於萌芽狀態，今草的書體並未確立，不可能出現「一筆書」。

(四)風格不同。

「二王」書法總體風格是瀟洒風流，但由於二人性格不同，在執筆運筆、章法布局上有差異，因此由這些不同所形成的個人風格面貌又有區別。總的說來，獻之的風格是超邁駿爽，妍媚流便，其父書風則較含蓄蘊藉，剛健中正。張懷瓘評價為：「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書斷》)又稱：「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書議》)南唐後主李煜說：子敬俱得右軍之體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宋蔡襄稱：「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米芾說：「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

獻之的書風駿爽、流便，有技法上的原因，更有個人性格和時代審美要求的因素。獻之「高邁不羈」、桀驁不馴的性格和超人的膽略，反映到書法上，必然是駿邁豪爽，淋漓盡致。再者，他所創造的沉著痛快、流便妍媚的書風，也正符合當時人「愛妍薄質」的審美趣味，所以受到人們的喜愛。

獻之在羲之之後，創造了書法藝術新的審美典型，對後世影響很大。但從總體來看，小王由於英年早逝，書藝尚未達到羲之那樣的化境。羲之被尊崇為「書聖」，在文化史上的貢獻與影響比獻之大。羲之可以說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獻之的知名度則略遜於乃父。（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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