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帝犯了一個大錯誤，看似高明，最終導致明朝一步步被玩死了！

近年來，萬曆皇帝朱翊鈞身價倍增，很多人將其歸列入千古明君行列，極力證明他是一個被清史極度污衊的皇帝，不夠否認，這位皇帝很有作為，然而，晚年卻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遼餉加派，可謂是亡國之舉。

"遼餉"始征於萬曆46年，就是為了應付東事而加派的田賦，在原本基礎上加了二百萬兩左右的份額，畝加銀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後三加，即每畝加征銀九厘，每年"遼餉"銀五百二十萬兩。到了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又強征"遼餉"，畝加征銀三厘。

這件事可謂貽害無窮，萬曆和以後的天啟、崇禎三帝也因此被讀書人罵了個狗血淋頭。

加派遼餉這事萬曆皇帝做得確實不是很地道。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朝政時候，是明帝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代，當時戶部太倉庫歲收入四百萬兩白銀，號稱國庫充溢。然而，三大征把張居正積攢下來的家當用得乾乾淨淨，庫藏空虛是確實的。但萬曆本人手頭又確實有錢，別的不說，萬曆一死，泰昌皇帝就連發內帑銀，加起來應該是有好幾百萬兩之多。

從帝王角度來說，家國一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邊有警而國用不足，先用自己的體己銀子又如何？可是萬曆皇帝，遼事剛起他就加派，按照他心思，憑甚地一有事就用他自己的銀子？這些士大夫平時忠君愛國說的嘴響，一旦有事就指著皇帝拿錢，憑什麼？既然國用不足，軍餉不夠開銷，那麼按實際用度加田賦，一加便是二百萬之多。

表面上看，明朝的賦稅水平，農稅向來不超過百分之五，商稅還要更低一些，加派二百萬問題不大，事實也是如此，到崇禎年間，又加派了兩次，而且這種額度的加派在清季成為正賦，二百多年沒有太大的變化，百姓也照樣承受了這樣額度的賦稅。

但問題在於，明朝中央對地方控制相當薄弱，對士紳的控制，又要更弱一些。以體制而言，僵化老大，官紳和胥吏一體，加二百萬兩銀子於下，這些蠹蟲最少得收入一千萬兩到自己荷包之中，可謂是得不償失。

此外，加派的賦稅，又不注重各地發展的不平均，全國一致，對江南人來說，加派這點銀子無非是多紡幾尺布就賺到，一直到明亡，南方各省還是很安靜，鮮有百姓造反之事，而在北方，特別是西北，小冰期災害嚴重，原本老百姓基本上靠農業吃飯，加稅加上天災，加上賑濟不力，走投無路之下，終於演化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萬曆加派遼餉，絕對是一招臭棋，而且後來皇帝延續，到了崇禎三年又強征「遼餉」，畝加征銀三厘。崇禎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徵「剿餉」，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餘萬兩。崇禎十二年又加征「練餉」，每年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從萬曆到崇禎，這一系列加餉舉措，無異於飲鴆止渴，使貪贓枉法官吏大撈好處，東林黨等士人無半點傷害，只是苦了下層老百姓，導致矛盾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也給八旗軍有了可乘之機。

當然了若是萬曆皇帝不死，憑他對朝局掌握，不會出現嚴重內耗，遼事雖有小挫，最終還是會往解決的正道上走，可是兩年後，這位掌握大明近半個世紀的皇帝就撒手而去。

說起來，這位萬曆皇帝死得真不是時候，在明朝和整個中國最關鍵的節點上，換了皇帝，後來者別的沒有學會，卻把加餉這一招學去了，一步步把大明帝國玩死了，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