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以大麻咖啡館、紅燈區、同性婚姻為標誌的荷蘭現在怎麼了

文 |張鐵志

▍一

1969年春天，剛結婚的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來到阿姆斯特丹度蜜月，在一間旅館進行他們著名的「床上靜坐」（bed-in）行動：他們整天在床上，接受媒體訪問，大談他們的反戰理念。

那時的阿姆斯特丹確實是非常熱鬧，且洋溢著反叛氣質：從1964年開始，藝術家、無政府主義者在市中心的史佩（Spui）每周進行一場帶有「挑釁」性質的藝術行動，甚至製作了一本就叫《挑釁》的小雜誌。他們曾宣布汽車是邪惡的，因此發動一個白色單車計劃，免費提供五十台單車在城市中，讓大家可以免費騎。1966年要舉行皇室婚禮，他們發動「白色謠言計劃」，據傳他們會在飲水裡加入迷幻藥。

最後雖然沒真的發生這件事，但整個城市已經彷彿陷入迷幻狀態。

那一年，挑釁運動人士在市議會贏得五個席次，他們成立的政黨D66至今依然活躍。

歡迎來到一個自由與解放的的阿姆斯特丹，荷蘭的中心。過去幾十年，阿姆斯特丹的大麻咖啡館、紅燈區和完整的單車運輸系統標誌著這個城市的開放與進步，荷蘭還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排外的民粹主義力量在荷蘭受到越來越大的支持。在三月十五日的大選之前，全世界都在關注右派民粹主義者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和他的自由黨（PPV）是否會在這次大選成為第一大黨？其結果雖然只是第二大黨，但仍席次增加了，但第二大黨，且原來執政黨也開始更向右傾。

荷蘭怎麼了？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車

▍二

二十世紀中期以前，宗教在荷蘭影響力很大，也是主要的社會支柱，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社會主義者是彼此共存，各自有各自的學校、媒體、社會網路，他們的多元包容表現在尊重彼此的界線。

到了六零年代，如同西方其他國家，荷蘭進入了反文化的狂潮，搖滾樂、反越戰，嬉皮文化，席捲了阿姆斯特丹和主要城市的青年，各種反叛行動在街頭和家中上演，荷蘭變得更為世俗化和個人化，傳統界線鮮明的宗教和社區網路逐漸崩解。此後性別平等、同志權利、個體自由，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主導價值。

另一方面，也在六零年代，荷蘭和許多歐洲國家因為勞工短缺而引進土耳其和摩洛哥人來工作。彼時他們認為穆斯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部份，應該被尊重與歡迎，也因為「他們應該只是暫時停留，只是來清潔油輪、在鋼鐵廠工作，和清掃街道的」，著名作家Ian Buruma在書中《阿姆斯特丹的謀殺》（Murder in Amsterdam）如此描述人們的心態。

但當時這些穆斯林移民沒有被鼓勵學習荷語、進入荷蘭主流文化。在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機之後，這些移工沒有回到母國，反而把家人接來，在荷蘭社會紮根。於是，在荷蘭的工人社區，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群體。人們開始對他們有些不滿，但是政黨不願意也不敢去直接批評穆斯林族群。

六十年代之後還有一個重要社會變化是，當過去以宗教為主的社會支柱開始崩塌後，這雖然是一種社會解放，但也讓許多人失去歸屬感，尤其是在鄉村地區，人們更覺得與都會的自由派產生距離感。（這和美國相似：哈佛大學社會學家Robert Putnam在一系列的著作也討論了晚近幾十年，美國公民社會的許多民間組織都逐漸崩解，個人越來越原子化。事實上這就是民粹主義興起的溫床，而美國的鄉村地區確實是川普的主要社會基礎。）

進入九十年代，原來的這些外來移工可以成為荷蘭公民，並出現新的一波尋求庇護的非常難民，因此在荷蘭社會產生更多矛盾。

一個保守政客Frits Bolkestein首先提出直接的主張排斥穆斯林族群，他在當時的幕僚和演講撰稿者是一個年輕人，叫做海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

2001年美國的九一一事件，讓移民、伊斯蘭教和荷蘭身份等議題，更鮮明地進入公共討論。

一個曾經是左翼份子、在大學教授馬克思主義，並且是公開同志身份的政客富圖恩（Pim Fortuyn），用更直接的語言批評穆斯林，說要發動對伊斯蘭的冷戰，並宣稱如果法律上是可能的，他要禁止穆斯林進入荷蘭。然而，和傳統右派不同（如美國共和黨），他的本土主義不是訴諸保守價值，而是強調穆斯林對女性的不尊重和對同志的排斥，是與荷蘭的進步價值相衝突的。

皮姆·富圖恩

富圖恩不是歐洲第一個排外的極右派政客，但是他對「政治不正確」態度的直接表達，對於伊斯蘭文化如何和荷蘭的進步價值相衝突的論述，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的極右派政黨，他開始颳起一陣旋風。

更讓人意外的是，2002 年，富圖恩被一個不滿他言論的環保激進分子所刺殺，這是荷蘭三百多年來第一次的政治暗殺，震驚荷蘭和全歐洲。在他被刺殺的九天後，他新成立的政黨在大選中贏得18%的選票。

這只是第一次文化戰爭造成的死亡。

傳承了六零年代反文化精神的電影導演提奧·梵高（Theo van Gogh，就是那位畫家梵高的後代），也長期強烈批評伊斯蘭教的保守價值。他和另一位童年時從索馬利亞移民來荷蘭，後來也嚴厲批評自身伊斯蘭信仰的女性政治人物阿里（Ayaan Hirsi Ali），曾共同製作一部短片《服從》（Submission），不同伊斯蘭女性在片中訴說他們被男人強暴或被施以各種暴力的故事，但根據伊斯蘭律法，他們必須服從。

2004年，梵高在騎單車去辦公室時，被一個26歲的摩洛哥後裔青年槍殺、切開他的喉嚨，並且放了一封信在他胸口，那是給阿里的死亡威脅。

這兩場死亡讓荷蘭社會陷入嚴重不安，部分左翼也開始認為穆斯林族群確實對於荷蘭的多元開放是一種威脅。社會上出現對穆斯林的攻擊事件，甚至對穆斯林學校縱火。

這已經不是大家熟悉的荷蘭了。

維爾德斯看到了這個契機，接收了富圖恩的角色，成立了自己的政黨自由黨(PPV)，把自己從一個保守派議員轉變為一個激進右派的代言人。

海爾特·維爾德斯

▍三

維爾德斯本身的背景就很特殊。根據Ian Buruma在一篇分析他的專文中指出，維爾德斯本身有印尼血統。在印尼被荷蘭殖民時，當地的混血者（荷蘭文稱他們為「Indo」）往往被荷蘭殖民者所歧視，因此這些人會特別努力將自己區別於印尼本地人，並比一般荷蘭人（即白人）具有更強烈的荷蘭認同。二次大戰後，當他們大部分回到荷蘭後，他們的政治態度是保守且非常敵視穆斯林。

維爾德斯的自由黨認為伊斯蘭教對於歐洲文明是一個巨大威脅，主張推動國家「去伊斯蘭化」，包括禁古蘭經、不準穆斯林女性戴頭巾、全面關閉清真寺等。魏德斯說，荷蘭對於那些不寬容的人容忍太久了。除了反對伊斯蘭，他也反對歐盟，認為這兩者都威脅荷蘭認同，而這些都是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和布魯塞爾的菁英們所操縱的政治。他在這次選舉喊出「讓荷蘭再次屬於我們」。

曾經玩龐克搖滾的維爾德斯講話直接，甚至粗俗，具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且充滿矛盾：他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國會議員，卻以一個體制外的姿態出現，且批評司法和國會制度都是虛假的；他的政黨有十二個國會議員，但黨員只有他一人；他主要發聲管道是推特，並會在社交媒體上封鎖他不喜歡的記者。他的推特主頁上寫著大大的：「阻止伊斯蘭」（Stop Islam）。

維爾德斯的語言甚至讓他被起訴——他曾在演講時直接問群眾：「要更多摩洛哥人還是更少」，群眾高喊更少，他回說，好，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他被以仇恨言論罪名起訴，並被判有罪。

他和川普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他比川普更早像川普。

維爾德斯稱他的支持者是荷蘭到處可見的「漢克和英格麗」（Henk and Ingrid）：「有他們自己的房子、每年有一個好的假期，和活躍的社交生活」，但他的前老闆Frits Bolkestein不這麼看，說他的支持者，「都是一群對生活充滿抱怨的人，他們可能失業，女兒吸毒，兒子落跑。」事實當然是複雜的。

如同川普，根據金融時報分析，維爾德斯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教育程度較低的，他們反對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大都會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反對他們的「政治正確」價值，認為自己是被忽視的一群。這群人當然是歐美民粹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因為經濟全球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全球化，以及移民與難民，很多地方的社區生活和傳統文化。

另一方面，對不少人來說，包括許多六零年代的老嬉皮，傳統穆斯林文化中對女性的不尊重、對同志的歧視，對這個社會的開放進步都是衝擊。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穆斯林青少女會跟男老師說他們不能握手，或者男子要去應徵司機但是說他們不能和女性握手，都讓許多荷蘭人無法接受。

因此荷蘭的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既包括那些受到宗教影響式微的影響、又受到全球化衝擊，而渴望更傳統、更確定、更同質性文化的保守群體，也有一些過去的進步分子。

再加上金融風暴的巨大衝擊，讓如今荷蘭四分之一的勞工是短期合約，而傳統工黨則越來越無能回應當代藍領工人的哀愁。

維爾德斯領導的自由黨在2010年大選拿下24席，成為第三大黨，在2012年選舉減少到15席，但2015年的難民危機讓PPV支持度更為上升，加上去年英國和美國的民粹主義浪潮，因此許多人都關注自由黨是否可能成為第一大黨。

荷蘭極右翼政黨自由黨的領導人維爾德斯大選前積極造勢，與小女孩親切互動。東方IC供圖

▍四

政治學有一本經典著作叫做《民主的類型》，作者Arend Lijphart把世界上的民主體制分成「共識型民主」和「多數決民主」，前者的政治制度包括比例代表制、多政黨和聯合政府，強調民主的基礎在於不同立場和價值的群體取得共識，多數決民主的制度則是兩黨制、或者總統制，簡單說就是贏者為王。Lijphart就是荷蘭籍學者，而荷蘭當然是傾向共識型。這個制度確保了比較極端的立場在政治中可以發聲，但卻不容易執政，而現在的荷蘭政治正是對這個制度的試煉。

荷蘭和歐洲整體趨勢一樣，對於既有政黨的穩定支持在過去幾十年不斷下降。在八十年代的荷蘭，三個主要政黨約佔80%的選票，到了2002年之後，約佔六成， 這幾年維爾德斯的自由黨搶佔不少選票。

在這次選舉前，面對荷蘭的右轉和維爾德斯的挑戰，執政聯盟也更積極表示排外的態度。保守黨首相Mark Rutte在一月時就登全版廣告說：「那些不願意調適，並且批評我們價值的人，應該表現更正常，或者離開荷蘭」。在去年九月，當有報導指出，土耳其裔荷蘭人慶祝推翻土耳其強人總統的政變失敗，他說，「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離開這裡，回到土耳其吧。」

最終選舉結果，維爾德斯的自由黨沒有如許多人擔憂地成為最大黨，但是仍然增加五席到二十席（國會共150個席次），成為第二大黨，得票率也從上一次的10%增加到13%。且一個新的極右派政黨(FvD)獲得兩席。當然，在選前，一般也預測即自由黨成為最大黨，他可能也不會進入執政聯盟——因為沒有主流政黨願意跟他合作。

另一方面，這次選舉成長最多的是支持歐盟、支持移民的「綠左黨」，從四席到十四席，且其三十齣頭的領導人本身就是摩洛哥後裔。1966年成立的親歐派、自由派政黨D66，贏得19席，且幾乎在每一個荷蘭城市都有很好表現。另外也有一個專門為荷蘭穆斯林族群發聲的政黨Denk，這次拿下三席。工黨則大幅流失選票和席次。

無論如何，維爾德斯已經改變了荷蘭的公共討論。如經濟學人雜誌所說，現在在荷蘭「說伊斯蘭教是個威脅，對於尋求庇護者的討論焦點完全在於如何趕走他們，且脫離歐盟的想法已經是個嚴肅的議題了。」當然，這也是當今歐洲面對的最迫切課題，且過去這些議題主要都是由維爾德斯這樣的人掌握，主流政黨不論左右都在掙扎著該如何介入。

很明顯，荷蘭的社會和政黨體系會繼續分裂，而未來的聯合政府也必然充滿內在衝突，而這又可能讓選民對政治體系更失望。

在阿姆斯特丹蜜月之後寫下Imagine這首歌，唱著「想像沒有國家」的約翰·列儂，如今看來，確實是過於天真了。

【注】本文原標題為《荷蘭的民粹主義與自由傳統》

【作者簡介】

張鐵志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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