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公元1749年11月28日）傍晚，西洋傳教士劉松齡（Augustin F. Hallerstein）在南堂（宣武門教堂）西側居室昏暗的燈光下，寫了兩封信。就好像一個秘密工作者，他總是在「信差」臨走之前寫信，然後立即交來人帶走，以策安全。

第一封信是寫給義大利拿波里耶穌會士、耶穌會「拿波里省」負責人Nikolaju Giampriamu的。[1]寫信人劉松齡，身份則是耶穌會「東亞省」（管轄中國和日本）的負責人，同時又是大清國欽天監監正，官居正五品。他們已經有一年多沒通信了，劉松齡依然希望著，現在駐在中國這些人的報道會給歐洲同胞帶來令人愉快的消息，但實際情況卻遠遠出乎他的想像：

「一片烏雲聚集在中國的天空之上……」

原來，傳教士曾經抱有一點新的希望。在康熙、雍正年間的「禮儀之爭」之後，中國奉行了嚴厲的「禁教」政策。今上即位之初，因輔臣議請，除內廷供奉的西洋人外，滿漢軍中布教者禁止居留。因此京師及各省都有不少教民被拘禁。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義大利人郎世寧乘皇上來如意館觀賞作畫之機，跪求緩和教禁。上諭：「朕未嘗阻難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後，又召教士入宮，傳達聖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問。」《燕京開教略》一書直譽「郎世寧片言之功，有勝千百之奏疏」。[2]不過，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果然，可怕的事態出現了，甚至比雍正時猶有過之。乾隆十三年，

「在福建，他們用刀和繩索殺死了屬於多明我會的一個主教和他的四個助手；在南京，我們耶穌會的兩位神父也被殺了；還有在江西，一個方濟各會的人也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說用他們的謬論來欺騙老百姓。對信天主教的人也發生了不那麼厲害的迫害，有的被折磨死了，有的丟了房子和被發配，有的則被鞭打。

「我們雖然受到皇帝的保護，也不完全安全。我和葡萄牙的Feliks De Rocha 被叫到刑部，因為承認給天主教徒發放了一些書籍和畫冊，鼓勵他們信教。但皇帝保護了我們，沒讓審判。

「這個風暴大部分已經過去了，但我們還不能肯定，它會不會在什麼別的地方爆發。」

據中國方面的史料記載，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閩北福安縣破獲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傳教的案件，四位神父費若望、德方濟各、施方濟各、華若亞敬被抓了起來。在酷刑拷問之下，他們供出了現住福寧府城的福建教區主教白多祿（又名桑主教，桑斯主教）。他是雍正年間被驅逐出境，乾隆初潛回傳教的。聞知消息之後，白多祿到官府自首。

福建巡撫周學健向以維護綱常，仇視洋教著稱。他在給皇帝的奏摺中渲染傳教士「招致男女，禮拜誦經，以番民誘騙愚氓」種種不法之事，引起了皇帝的重視，並由福建一省如此，推想到外國人亦必潛赴他省傳教，於是密諭各省大吏：「如有以天主教引誘男婦，聚眾誦經者，立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東，勒限搭船回國。」

周學健卻不願遵旨了結福建教案，在其督責之下，大小審判多達九十四次，被捕獲的傳教士每次均受重刑。他再次摺奏問題的嚴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獨行教中國一事，不惜巨金。現據白多祿口供，澳門共有八堂，一堂經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國撥出銀款，運交呂宋會長，再由呂宋轉運澳門各堂散給。」並請旨「將白多祿等按律定擬，明正國典。」

據福安一縣教徒多至兩千餘人，推定全國「何能悉數」，皇帝覺得有點危言聳聽，於是用硃筆在奏摺上批了「未免言之過當」幾字，對所請「明正國典」，卻加上了「然照律定擬，自所應當」的硃批。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祿主教被處斬。其餘四名教士的死刑暫緩執行，留待當年秋審再定。

被「緩決」一年以後，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終於作出決定，將監候待決的費若望等四名傳教士在獄中秘密處決。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達這項絕密指示時都沒有通過軍機處，而是讓陛辭回閩的將軍新柱將旨意直接傳達給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然後以「瘐斃」——在監獄中正常死亡——奏聞。

但消息畢竟走漏了一部分，據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記》說：是年秋，乃謂西洋教士四人系病死獄中。德（方濟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於獄中；華（若亞敬）神父在閩縣監獄，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費（若望）、施（方濟各）二神父則同被絞死獄中。

白多祿主教等被捕的第二年，乾隆十二年，江蘇昭文縣亦查獲了秘密傳布天主教的義大利人談方濟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蘇巡撫安寧以宣傳邪說、誘惑居民，請旨將其處以絞刑。皇帝為此密諭安寧：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轉似於外夷民人故為從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斃，不動聲色，而隱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談方濟二犯，亦應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結。但此等信息，稍不慎密，恐不待傳播而彼處已知。應於接到諭旨之日，即傳司府，密諭遵照辦理，不得稍稽時日，以致泄漏。於是兩名西洋傳教士均以「在監病故」之名，於乾隆十三年閏七月二十日在獄中絞死。

在江蘇南京，稍後又有西洋王神父被囚，已定絞罪，蒙恩遞解澳門，驅逐出境的案件；他如四川、山西、山東、江西、廣西、湖南都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3]

如同晴天霹靂，這一系列案件在京外國傳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為此劉松齡憤慨的寫道：

「一片烏雲開始聚集在中國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個血雷一樣打下來了！」

何以這樣說呢？原來這不是沒有緣故的，「上帝的報復」已適時的來到了，

「閣下必定已經從其他的報告里知道了，上帝對這些基督教的敵人，是怎麼的報復了！

「訥親，第一親信大臣和最了不起的尚書，在皇帝簽發的文件中，說了很多羞辱他的話，並在他帶領的部隊前當眾被砍了頭，首級被放在杆子上示眾。

「福建的漢人總督被絞死。[4]因為在皇后喪儀期間他剃了頭，按照滿洲的習慣這是不允許的。

「兩江總督，滿洲人，[5]被發配到滿洲，他被沒收了土地房產，拿著掃帚在宮廷掃地，每月只有一兩銀子的生活費。」

據說天主教人士認為，這次教難的罪魁禍，首為福建巡撫周學健。乾隆十三年，周學健已升任南河總督，因為犯了皇后喪內百日不準剃頭的禁令，又查出其他種種貪污劣跡，而被乾隆皇帝賜令自盡，教內人士聞之額手稱慶，說是「天主之罰」。[6]更可怕的報復還在後頭，

「皇帝還喪失了正宮皇后為他生的一個兒子，這是上帝的要求！這還不夠，因為他們有不少兒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懼和難受的是它發生的時間，第二天就是中國的大年初一，這對中國人是特別糟糕的事情。如果這天死了孩子，這家長肯定是一個受到詛咒的人。

「皇帝為了避免輿論的羞辱，發表了一個布告，先說自己和皇后如何了不起，然後承認這個災難的原因是自己曾作出一個偉大的決定，想讓正宮皇后的兒子繼位，而清朝以前的繼位人都是妃子生的，因為他太得意了，所以出現了這樣的不幸。」

據中國史料記載，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僅二歲），他雖未經冊立，但已默定繼承帝位。而在這之前，曾定為皇太子的次子永璉，也於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歲）。兩位皇子又皆為皇后富察氏親生。面對一連串的打擊，皇帝表示：「嫡嗣再殤，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後正嫡紹承大統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慶，必欲以嫡子承統，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7]

據記載，就在皇子夭折之後，欽天監曾奏：「客星見離宮，占屬中宮一眚」，預示中宮皇后將有禍殃臨頭。在隨後東巡的路上，皇后常常夢見碧霞元君在召喚她，遂與皇上一齊許下心愿，親往泰山碧霞靈應宮還願。[8]但是，

「上帝對他的野心的第二個報復，不比第一個小，是他喪失了自己的皇后！他們在山東時，去往一個廟裡祈禱，在回來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給皇帝帶來極大的羞辱。因為那些神不要聽他的禱告。這個可憐的皇帝感到這麼嚴重的丟了臉面和難以忍受，於是就變成了一個很厲害的仇恨的爆發者。」

愛子與愛妻的相繼過世，使皇上一反常態，據說，他變得暴躁易怒，嚴苛無情，動輒大發雷霆。首先成為他的目標的就是皇長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們因在喪禮中沒有哀傷的表示，「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被宣布「斷不可承繼大統」，師傅和俺達一同受到處分。

「他拿腳踏他的皇長子，然後命令打他，[9]說他在皇后喪儀上不夠悲哀。另外把兩個大臣打得是這樣厲害，以致一個當天死了，一個過幾天也死了。另一個大家認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宮廷遭到審問，幾個月後才得到赦免。另有一個地位一樣的人，雖經他母親求情，還是在皇帝眼前挨打，幾乎打死，然後很沒面子的從宮廷拉出去了。」

隨後，因為喪儀中的過失，刑部堂官署理滿尚書盛安、漢尚書汪由敦、侍郎勒爾森、錢陳群、兆惠、魏定國均被革職留任，阿克敦斬監候，秋後處決（後被赦），光祿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級調用，工部被全堂問罪，禮部尚書海望、王安國降級調用，宗人府也幾次受到申飭。

其後，外省官員也被殃及。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湖廣總督塞楞額、漕運總督蘊著、浙江巡撫顧琮、江西巡撫開泰、河南巡撫碩色、安徽巡撫納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懲處之列。

風暴繼續擴大，由於「違制剃髮」，總督尹繼善、大學士高斌受到嚴譴，周學健（另有受賄罪）與塞楞額則被賜令自盡，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均被革職。[10]

事情卻還沒有結束，

「正在皇帝在宮中對自己人發瘋的時候，在四川發生了一個起義，很長時間就存在著星星之火，現在它爆發成了一場大火。這也是上帝對皇帝的懲罰。他派了十萬多滿洲部隊，目的是進攻這些上帝的子民，打敗他們。但是這些起義者依靠很大的膽略把他們打敗了，而且使他們傷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則是所謂軟弱的中國人，打敗了最能打仗的滿洲人。皇帝失望了，決定撤回部隊。底下的軍官通過私下活動，跟敵人秘密對話，答應給他們很多錢，還派了人質，並給他們無限通商貿易的自由，這本來就是這次衝突發生的原因。要求他們表面上服從皇帝的權威，請求給予和平。這對起義者有利，他們足以自豪了。對皇帝則不是，為此，皇帝在整個中國都被看不起。認為他是一個相當沒有決心和膽怯的皇帝。雖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會像對一個勝利者那樣崇拜他。」

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金川之役耗費了軍費近二千萬兩（當時一年歲入惟二千七百餘萬），調用了十萬官兵（加上夫役幾近二十萬人），死傷上萬，陣亡總兵、副將、參將等將領數十人（對方只有人口一萬，戰士數千）。為了這場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慘敗，處死了經略大臣訥親（皇帝最寵愛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川陝總督張廣泗、大學士慶復等。[11]戰爭最終以一個虛假的「勝利」結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訥親身為一等公、保和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二部，為皇上親手調教培養，十餘年來「第一受恩之人」，現在成了第一「負恩」之人。他的「軍前正法」，使滿朝為之震驚。皇上簡直就是以之泄憤、立威了。這在乾隆朝十幾年時間裡還是沒有過的。

皇帝不得不說：「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變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訥親、張廣泗兩人之案，輾轉乖謬，至不可解免。實為大不稱心。」[12]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劉松齡還寫了第二封信，這次是寄給他的兄弟Vajkardu的。[13]在這封信里，他專門談到了金川之役：

「（在戰鬥中）軍隊傷亡慘重，滿洲人真丟了面子。他們的軍事能力已經落下去了，他們的膽子也落下去了。

「雖然滿洲人在全國丟了面子，皇帝還把它當作一個大的勝利來慶祝，比法國打敗比利時更大的慶祝。不過雖做了樣子，全國還是在笑皇帝。

「現在事情全部過去了。但我看不出這些滿洲人還能有多長時間來控制中國？滿洲人的力量已經弱了，從幾個地方能夠看得出來，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個共同的認識，是中國人是比較容易趕走滿洲人的，如果在江蘇、浙江發生了什麼起義的話。」

劉松齡幾乎把這稱為「解放」，他的立場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壓迫者」的一邊，強調了他們和滿洲人之間的矛盾。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么！

這裡還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第一個，是劉松齡對清朝軍事力量的看法，他認為，通過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滿洲人的軍事能力已經低落了；[14]而在稍後一封關於平定準噶爾的信里，他都沒有一句話誇讚清朝的軍事力量。

第二個方面，是對金川之役這場戰爭的緣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過錯都推在了對方身上，如說他們搶劫行旅（「夾壩」），侵略友鄰，威脅進藏道路塘訊等。而據劉松齡說，這次衝突發生的原因，本是為了爭取「無限通商貿易的自由」，這就打破了單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國學者很容易說，劉松齡「錯了」。他們更為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書上有的，才算是有，沒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證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們的史料，特別是檔案史料。其結果，必然是幾乎什麼都「考訂」不出來，什麼「考異」都無法證明。

漢人——或當代那些相信傳統經濟是「自給自足」的漢人學者——不夠重視經濟貿易，這不奇怪，但周邊或內地的其他民族並不是這樣的。讀一讀《大清高宗實錄》，就可以知道與北方民族打交道時，「貿易」佔有了多麼重要的地位！金川就應該「例外」么？那裡豈不是以盛產黃金而聞名？[15]……

讓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1776）發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據說，起因就很複雜，除了官書檔案所記大小金川強橫不馴外，據章嘉國師若必多吉說：該部之人多驃悍尚武，地方到處是狹谷峻岭、河流環繞，道路艱險難行。該地流行「格魯派」以外的各種教派，而主要崇奉「本教」。因附近一些漢人地方官吏敲詐欺壓，故彼等倡亂反叛。[16]同樣或類似的情況，難道不可能發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嗎！

清史研究，正如其他歷史研究一樣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史料的問題。這一問題又因為清代實行嚴厲的文字管制而更形嚴重，其實施又是這樣的成功，以致「持不同政見」的史料只有在外國人的記載中，才可偶一見之。而有關材料，過去我們熟知的只有朝鮮使臣報告，此外就不多見了。劉松齡私人信件的史料價值，也就不言自明。我們最好還是在這裡多停留停留。

對傳教士的迫害並沒有繼續下去，劉松齡繼續寫道：

「我們發現，打擊我們的官員的地位下降了，但是歐洲人和天主教、基督教的最大敵人正是皇帝自己，而且他身體還好（不會立即死亡）。他基本上聽從他父親的原則，歐洲人只是在宮廷有用，而在外地各省沒有什麼用。所以他下決心把傳教士從各省趕走，但容忍他們在首都存在。不過傳教士也受到限制，不能幫助信教的中國人，也不能保護他們。官員有一個背後使壞的辦法，封閉了我們所有的渠道，不讓我們用書面的或口頭的辦法和皇帝說話，以保護這些傳教士。……」

劉松齡似乎擁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個傳教士，傳教，在他看來是最崇高的使命；他同時又像是一名「外交官」，或「駐外記者」，向自己國家（或教會組織）報告駐在國的「新聞」，或在報章發表自己的發現；有的時候，更像是一名「持不同政見者」；但他同時也是中國的一個官員，[17]負責「天文」等「科學」工作；有時也不免參加一些外交事務（乾隆十八年劉松齡即因迎接外國使臣「甚屬黽勉」，而被給予三品職銜）。他接著寫道：

「閣下您可以看得出來，我們處在怎樣危險的情況下，和在怎樣的宮廷，給怎樣的君主服務。我們受得了這種工作，只是因為職業的目的，希望我們在這個國家的存在和為皇帝的服務，可以給上帝顯著的貢獻；其次為了可以保護我們這個殘破的傳教站；第三，為了好幾千中國教徒的利益。

「關於我和我的同伴的工作，我們忙碌的進行天文觀察，我希望如果上帝讓我長壽和有更多的力量，能夠儘快的完成一部比較厚的書（按：即後來出版的著名的《天文觀察》）。除了日食和月食，我們也觀察木星的衛星，它怎麼從木星的影子出來和進去。也通過跟那些不動的星的比較，觀察其他衛星的位置。我們作的是那麼仔細，以致把所有的天上星球的變化都作了記載。」

他又談到需要新的天文儀器，以及經費不足等問題；但儘管有著這些困難，他仍與聖彼得堡和倫敦的科學學會建立了學術關係（亦被選為倫敦皇家學會外國會員），

「1745年，聖彼得堡的男爵Korff，過去聖彼得堡科學院的院長，現在瑞典宮廷的大使，他代表全體聖彼得堡科學學會會員邀請我們和他們通信。同時他很高興的贈給我們三箱他們科學院出版的珍貴的書籍。對於這些沒想到的邀請和禮物，我們靠自己三個教堂的經費，給他們寄了一箱中國的書。有的是數學方面的，有的是其他內容。是我的前任，按照那時一些比較準確的方法所做的觀察。聖彼得堡科學學會收到了這些書，特別高興，我們今年得知，他們決定利用第一個俄羅斯的商隊，帶來一批歐洲的新書，和新的西伯利亞的地圖。我們正在熱切的期望這批禮物明年能夠到達。

「倫敦國王學會（科學院）的書記，Cromwell Mortimer 先生，他也作了努力，給我寫了一封熱情的信，希望我們給他及其同伴提供科學的服務，並以他們的名義，請我們經常通報天文研究的成果。因為他的熱情的態度，我們今年收到了一本哲學論文。

「出於同樣的目的，法國的De l`lsle給我們北堂神父Gaubil（宋君榮）寫了一封比較長的信，裡面描寫了當代歐洲天文學的情況，也寫了巴黎、倫敦和博洛尼亞科學院為進一步發展天文學所做的努力。同時他希望我們也對天文學的發展作出貢獻。」[18]

筆鋒一轉，劉松齡又寫道：

「當然我們來了這個國家不是為了天文學，不過，我不耽誤任何機會如果有時間我們就搞科學，一部分是為了繼續和歐洲的朋友們互相聯繫，一部分是為了勸說中國人，他們還有多大差距，為了能完全掌握科學，所以他們還需要我們。現在有很多假的科學家在中國，他們在宮廷也自稱是最了不起的天文學者，如果他們得到了承認，將成為最後一次對基督徒和歐洲人的打擊，也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災難。

「在安南的北部和南部的朝廷，我們兩個歐洲傳教士，南部的Joseph Neugebauer和北部的Venceslav Palechek，他們兩個比我們更安全、順利得多，因為沒有人阻礙他們的工作。Palechek 對安南的國王說明了他自己要從西方來到東方的目的。那個國王非常贊成的喊起來：我們怎麼能打擊有這麼好的教師的宗教呢！同時，他命令釋放所有的、以前為了這個宗教被關起來的人，而且以後不再為此打擾他們。在蒙古，王爺和其他的王對我們和我們的宗教也有非常好的態度。我希望在上帝的幫助下，中國的皇帝的眼睛也會打開，尊敬我們的宗教。

「你閣下如果非常認真的作禮拜，是我一個非常樸素的要求。」

也許，劉松齡只能寄希望於歐洲那些同仁的祈禱和祝福了。在南堂居室昏暗的燈光之下，真說不出他有多麼的孤獨。[19]

還是在十年之前，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劉松齡到達北京，並進入了欽天監。乾隆八年（1743年），他補授為欽天監監副，從乾隆十一年（1746年），開始擔任監正一職。到寫這封信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正好46歲，當今皇上正值38歲，都方進入中年。

大清需要這些外國人的服務，讓他們在政府里擔任較高的職位，參加若干重要的工作。若沒有這些外國人，那一切都不會是這個樣子。但皇帝就完全不了解他們複雜的另一面嗎？他明明知道，傳教士的第一目標是傳教（「科學」只是為之服務的一個手段），明明知道他們跟一些「教案」有關，知道他們不喜歡官方任命的那些「信使」，而寧可另外尋找「自己人」（劉松齡的信件大多是那樣發出的）。[20]顯然，作為一個中國的皇帝，他就必須包容這一切。[21]否則，又怎麼解釋皇上的那些行為呢？

在這之後，劉松齡還在欽天監服務了25年，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以憂鬱卒，[22]終年71歲。他前後一共在中國達35年之久，一如已知的那些成文不成文的規定，他沒有娶妻，沒有生子，也再沒有回到他的祖國，最後就葬在了北京阜成門外的墓地里。那個曾被「詛咒」過的皇帝，則到更久以後的1799年，89歲高齡，才不情願的離開了這個世界。也許，無論是外國傳教士，還是中國的皇帝，他們彼此相對而言，始終都是一個「迷」。並給我們後人留下了更大的謎團。

在同時代人中，劉松齡享有良好的聲譽，據說，公正無私之忠誠，始終構成其性格之一面；其處理事務謹慎賢明，剛毅而有才具，全國神甫皆愛戴之；宋君榮（Antoine Gaubil）在其信札中常譽揚松齡之工作勤摯，學識淵博；又有記載說，劉松齡交遊甚廣，對人殷勤謙和，不特中國大員敬重其人，即與之交換信札著作之歐洲第一流學者亦皆表示欽尚；[23]據說，1747年（乾隆十二年），劉松齡曾為教難事上疏皇帝為之「辯護」。[24]表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勇於公開表達自己意見的人。

在剩下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劉松齡當有不小的變化，他更了解中國了，可能也更愛中國了。他曾寫了不少文字讚揚中國的文化，甚至誇獎了當今皇上的認真和治國能力，[25]不過所有這些，就不是我們一篇短文所能容納的了。

[1]按：Nikolaju Giampriamu（喜大教）以前也來過中國；所謂耶穌會「東亞省」及「拿波里省」，不是別的，而是耶穌會自己劃分的「省份」（或譯「教區」）。此信後來發表於耶穌會雜誌《新世界報告》Der Neue Welt-Bott，第4書，34段, 編者Franz Keller,維也納1758年，信696號 第125～128頁，參見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Muzej Menges, 2003，pp.257－260；翻譯：米加（Mitja Saje，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哲學院亞非系主任），2007年5月，北京，校對：Marta Elmer，2007年12月；又，費賴之（Louis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95，頁653）有傳，稱喜大教神甫，1716～1720年在朝治理歷算，似得皇帝信任；1721年賚康熙皇帝敕大主教嘉樂書，赴羅馬遞呈教皇，奉命未還云云。

[2]亦有謂嗣後對信教者即持寬大態度，迫害之事幾絕跡者（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8；鞠德源等：「清宮廷畫家郎世寧年譜」，《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2期，轉引自郭成康：《清史編年》第五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頁15）；又，1737年，在印度果阿的時候，劉松齡就開始注意了解中國的情況，也聽說了新皇帝的即位，及有了一點希望等，米加講述，2006年7月，斯洛維尼亞。

[3]以上參見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國華僑出版社，頁912～917；黃愛平「從清代檔案看雍正乾隆時期福建地區的傳教與禁教」，《西學與清代文化》，中華書局，2008，頁189～196。

[4]按：此人當為周學健，時為江南河道總督，按中國史料的記載，他並非絞死，而是「賜令自盡」的。

[5]這可能就是尹繼善了；但劉松齡信中不少說法與中國史料不符，這是不難理解的，似乎也應多方查證。

[6]參見郭成康：《乾隆大帝》，頁917。

[7]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諭，《高宗實錄》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舊曆除夕。

[8]參見郭成康：《乾隆大帝》，頁721～722；或說是去帝舜廟。

[9]此刻劉松齡還不可能知道，就在兩年以後，這一位皇長子也薨逝了，見《高宗實錄》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諭。

[10]據費賴之說：其時，帝已年高（按：實不到50歲），而殘忍殊甚，致受天罰。其嫡生之獨子歿於中國新年元旦；若干時後正後繼歿，帝痛憤之極，幾類瘋狂。曾足踢皇長子仆地而痛擊之；又將朝中重臣二人杖斃；征苗之役勞師無功，全國怨憤。若使中部諸省亦有叛亂，時人咸信清朝必亡，《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784；較之更早談到這一問題的，是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約翰·巴羅（Barrow），他寫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個才貌雙全的蘇州女子，有意帶回京城去。皇后通過一個太監得知皇帝有了新歡，害怕今後失寵，鬱鬱不樂，幾天之後便以一條白綾自盡了。皇帝聽到這個傷心的消息十分沮喪，立即返京。他的一個兒子沒有穿對喪服，皇帝惱怒之下，猛踢了一腳，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終證明乃是致命的一腳；又：皇帝曾經棒打他的兩個已成年的兒子，《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頁165～166、277。

[11]以上參見周遠廉：《乾隆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成崇德：《十全武功》，見《乾隆皇帝全傳》，學苑出版社，1994。

[12]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諭，《大清高宗實錄》卷三三〇。

[13]信件，第8號，參見Mandarin, Hallerstein Kranjec na Kitajskem Dvoru，Muzej Menges, 2003，pp.266－270；按：劉松齡的弟弟Vajkardu也是耶穌會士，為比利時國王的神父，米加講述，2006年7月，斯洛維尼亞。

[14]大約同時，這場戰爭在李安德（1692？～1772）的日記中被翔實地記錄下來。他是一位著名的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在其傳教基地成都，他敘述了清軍高昂的陣亡損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饑寒交迫成了殘廢，一些士兵為逃避敵軍追擊縱身跳下懸崖，許多將校在絕望中上吊自殺。凍瘡嚴重削弱了清軍的戰鬥力。清軍陣亡士兵的遺孀在官府沒有發給她們撫恤款項的情況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門門前示威抗議。在這種糟糕的形勢下，謠言四起，甚至謠傳乾隆帝已經駕崩（羅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enmann：《李安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戰爭1747——1749》，《中西文化關係雜誌》，第19期，1997，第8、10、13頁）。為此，亞歷山大·伍德賽德（Woodside）在《劍橋清代史》第五章《乾隆朝》里寫道，滿洲旗人所向無敵和辦事高效的聲譽在金川寶塔形狀的碉堡前完全破滅。

[16]《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331－332頁，郭成康：《清通鑒》卷一二八；按：所謂「本教」，即藏傳佛教紅教「嘎當派」，所謂「格魯派」乃黃教教派。

[17]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782）：中國政府給他們的「酬勞」，僅供傳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為生者，蓋為歐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為巨。

[18]以上聖彼得堡、倫敦、巴黎諸人皆屬費賴之所謂「歐洲第一流學者」之列。

[19]同時有另一個法國傳教士寫信，也說到北京的生活是多麼寂寞，米加講述，2006年。

[20]如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軍機大臣等議覆，兩廣總督楊廷璋奏稱，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鄉信往來，向系澳門夷目，或在省行商僱人代為傳遞。嗣經奏准，嚴禁行商腳夫等，私行代遞。但自定例以來，閱今六七年，未見有西洋人呈請轉達奏咨之事。至詢問傅作霖、劉松齡等，據稱向來西洋人所有書信，其從京城寄至廣東者，亦由提塘遞送，《高宗實錄》卷七六八，並未承認乃私下遞送。

[22]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785：劉松齡聞耶穌會廢止消息，即於1774年10月29日以憂鬱卒。

[23]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782、784。

[24]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785；又，頁738：乾隆十一年教難時，北京諸耶穌會士聞訊，急求朝中友好營謀挽救，然皆無效；頁983：1768年前後，京中又有一教難開始，劉松齡與欽天監同僚二人，盡其所能以真情向帝表白，但教難仍不免於爆發，特其勢不如所畏之大也。

[25]米加講述，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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