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吹了一個大牛：袁世凱想用20萬買我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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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長期以來，史學界一直深信這樣一個故事：袁世凱為了稱帝，希望用20萬元來賄賂梁啟超，換取其放棄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篇反對帝制的文章，但被梁拒絕了。

其實，這個故事是非常可疑的。

梁啟超的敘述里有破綻

所謂「袁世凱20萬元買梁啟超文章」之說，其史料源頭，是梁啟超1916年於《大陸報》刊發的回憶文章《國體戰爭躬歷談》。當時，「護國戰爭」剛剛結束。梁在文章中寫道：

「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以下全部簡稱「《異》文」）。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消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生死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尚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日：『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

坊間流傳甚廣的「袁世凱20萬元買梁啟超文章」的說法，即系以梁啟超的以上自述為依據——20萬是個什麼概念？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魯迅當時在教育部工作，一年的工資約為3000元上下。

關於此事的具體情形，梁啟超1922年12月25日「為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時，還有所補充。梁說道：

「當我那文章還沒有發表以前，有一天他打發人送了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來。說是送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他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後來一想，我們還要做實事，只好忍著氣婉辭謝卻，把十萬塊璧回，別的禮物收他兩件。同時卻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給來人看，請他告訴袁世凱採納我的忠告，那人便垂頭喪氣去了。」

同一次「行賄」，梁啟超的兩次講述，略有不同。

有些區別不必較真，比如，贈款金額雖然對不上，但「幾件禮物」或許也可以折價為十萬元。再如，梁啟超的回應也對不上。一者「婉謝」並將文章「錄寄袁氏」；一者十萬塊沒收，但收了兩件別的禮物；且拿稿子給來人看，而非將稿子寄給袁世凱。這種區別，若歸結為記憶誤差或表述不精準，也還算說得通。

圖：《異》文最早刊登於梁啟超主任撰述的《大中華》雜誌

有些區別則非常關鍵。1922年的回憶，稱袁世凱送來「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其名義是「送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這是1916年的文章所沒有提及的重要細節。這個細節，讓梁啟超的謊言露出了破綻。

「我們老太爺」，即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生於1849年，卒於1916年。查梁啟超年譜，梁寶瑛誕辰系舊曆三月十六日，其1915年公開過壽，是在省城廣州，時間是舊曆三月十八日（新曆5月1日）。而梁啟超《異》文的寫作時間是1915年8月份，最早刊登於該年8月20日出版的第八期《大中華》雜誌。

也就是說：梁父過壽的時間，比梁寫成文章的時間，早了三個多月。袁世凱作為壽禮送來的「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不可能具有阻止梁啟超刊登《異》文的用意——除非袁世凱沒有在梁父過壽之日送禮，而是遲滯了三個多月後才來「補送」。

對梁父過壽的實際情形略作鉤沉，即可知「袁世凱遲滯三個多月補送壽禮」，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袁世凱的贈款，與梁啟超的文章無關

據梁啟超致女兒梁令嫻書信中的描述，梁寶瑛此次壽誕，「全城官紳商咸集」「全城雷動」，相當隆重：

「十六在家慶祝，十八乃開筵受賀。老人康豫歡悅，自不待言，抑幾於全城雷動矣。初擬一切從簡，而群情所趨，遂不許爾爾。十八日竟演劇侑祝，蓋合全城官紳商之力，乃能於數日間布置略備也。在八旗會館開筵，其地之宏敞，過於湖廣館，……此間人莫不咋舌嘆美，謂是全省之榮幸也。」「十八日在省城慶壽，全城官紳商咸集（都中兩賀電以十六晨至），共謂為空前之盛會也。」「此間於舊曆十八為祖父祝壽，其莊嚴熱鬧，咸謂粵城空前之盛。」

梁啟超特別提到，其父壽辰當天早上，接到了「都中兩賀電」。這兩封賀電中，有沒有一封是袁世凱所發，尚不可考。但可能性是很大的。梁為了籌備此次祝壽，曾於1915年初，特意兩次致信梁士詒，拜託他幫忙向袁世凱為自己討一個勛位，好讓父親在壽誕之日臉上有光——「家君壽日福慶，甚思自獲一勛位，為娛親之助」——希望袁世凱能顧念自己「十年來文字鼓吹」 、「兩年來與亂黨相薄」的「微勞」，效仿張謇之成例，授自己一個勛位。據查，1915年1月1日，張謇被袁世凱授予「中卿」；1月27日，梁啟超獲袁世凱「授為少卿，並加中卿銜」。

袁世凱當日希望籠絡梁啟超，故願意破例為其授勛，以滿足其「娛親」願望。袁既知梁如此重視乃父之壽誕，必不會辦出「遲滯三個多月補送壽禮」的失禮之事——即便無法將壽禮即時送抵廣州，袁也大可將其送往梁在北京或天津的居所。

另據袁世凱總統府負責「特別費」支出的唐在禮在遺稿中披露，梁啟超在袁的「特別費」支出排序里，位於第三梯隊，大致是「中等數目，每次四五萬元乃至六萬元等」這樣一個級別——第一級別「每次饋送總在十萬元以上，有的多至四五十萬」，如奕劻、馮國璋；第二級別「每次饋送總在十萬八萬」，如張作霖、曹錕。唐在禮並稱，梁啟超「是由梁士詒拉攏的。袁見他的時候少，袁克定卻同梁啟超走得很近。我知道克定請梁吃過飯，支過特別費也由克定經手」。唐的上述說法頗為可信。如前述，梁啟超欲求得袁世凱頒發勛位，即是通過梁士詒的渠道，且要求梁士詒閱後須將書信焚毀；梁啟超自述，亦承認1915年初曾赴袁克定之宴。

圖：梁啟超

梁啟超為何虛構「袁世凱20萬買文章」？

綜上所述，「袁世凱20萬元買梁啟超文章」之說乃是虛言。那麼，梁啟超為什麼要虛構此說呢？

這和梁啟超當時所面臨的困境有關。

1、梁啟超欲塑造自己和進步黨同仁在討袁之役中的領導地位

自入民國以來，梁啟超組織「進步黨」，近乎無條件支持袁世凱，在政見和輿論上與國民黨對壘。但袁氏欲變共和為帝制，對梁啟超及進步黨的政治命運，造成了巨大危機。1915年11月，梁致信同仁熊鐵崖等，勸他們參與討袁，即與這種危機有關。梁說：袁世凱欲稱帝，進步黨「四年來試驗之結果」徹底失敗，淪為「為人所利用」之工具；如今，國民黨在滇黔運動反袁，「當此普天同憤之時」，若進步黨不能及時自樹旗幟，一旦袁被國民黨人推翻，「我為牛後，何以自存？」

這種「我為牛後，何以自存？」的困境，梁啟超在辛亥年有過深刻體會——「革命」成功後，因曾提倡「改良」，梁遭到了國民黨人的奚落和排擠，一度難以在政壇立足。梁啟超當然不希望歷史重演。故討袁之役剛剛結束，梁即試圖利用自己的輿論影響力，通過公開演講、媒體撰文的方式，塑造出進步黨在討袁之役中的絕對領導地位。1916年10月份刊登於《大陸報》的《國體戰爭躬歷談》一文，就有這種用意。

史學界公認，討袁之役的成功，是進步黨、國民黨與西南軍人三種力量合作的結果。但《國體戰爭躬歷談》里，只敘述梁啟超、蔡鍔與進步黨的功績——該文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談「帝制問題之經過」，無一字提及國民黨和西南軍人；第二部分談「雲貴首義」，直言「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乃是蔡鍔，起義計劃系梁啟超與蔡鍔在北京制定，亦無一字提及國民黨和西南軍人；第三、四部分則直接指責西南軍人拖了討袁之役的後腿。

梁的這種做法，引起了國民黨人和西南軍人的強烈不滿。1916年12月，雲南都督唐繼堯授意秘書班子撰文《雲南起義事略》，詳述國民黨與西南軍人謀劃討袁之役始末，重點渲染唐繼堯的功績，將梁啟超、蔡鍔置於次要附屬地位。該文在雲南媒體刊發。唐繼堯還命人將其寄給梁啟超主持的《中華新報》，以示挑釁。在蔡鍔追悼會上，唐繼堯甚至公開演講強調：「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自主自做之事。」此一關於討袁之役誰是領導者的爭論，遂由此開端，延續十餘年之久——直到20年代，尚有周素園撰文批評梁啟超《護國之役回顧談》一文「混淆是非，變亂是非」。（11）

2、《異》文是梁啟超在塑造領導地位時，必須作出「解釋」的一個漏洞

此處不擬討論討袁陣營內部的是非。惟梁啟超欲塑造進步黨人（主要是梁、蔡二人）在討袁之役中的領導地位，有一個非常致命的漏洞需要彌補。這個漏洞就是那篇著名的《異》文。

儘管後世普遍籠統稱讚此文「反對袁世凱稱帝」，但若細讀全文，當不難發現，文章主旨並不是「反對稱帝」，而是「反對過早稱帝」。梁甚至在文章中表達了對重回帝制的渴望——「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並提出了兩種可以讓「帝政重現」的方案：一種是大總統勵精圖治後，「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被國人推舉為帝；一種是天下再次大亂，群雄割據，有人起而重新統一國家，然後稱帝。梁認為，第二種方案將使生靈塗炭，絕不可行；但第一種方案，「正以大有為之人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正是「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所在。（12）

簡言之，《異》文在帝制問題上的立場是非常「溫和」的。這種「溫和」立即為梁啟超引來了諸多批評，如1915年10月10日，有署名「觀海」者在媒體刊文《駁梁啟超反對帝制論》，指責「梁氏近作，所謂反對帝制者，非不主張袁氏之稱帝，不過謂稱帝之非其時；非主張共和之決當保存，不過恐帝制之難於恢復。」（13）

顯然，梁啟超欲塑造自己在討袁之役中的領導地位，必須先就《異》文的「溫和立場」有所「解釋」。

3、虛構「袁世凱20萬買文章」，極大提升了《異》文在討袁之役中的地位

梁啟超的「解釋」雙管齊下：

一者破：借同仁吳貫因之「日記」，擊破外界對《異》文「溫和立場」的質疑。日記聲稱，公開發表的《異》文，出於種種考慮有所刪減，「原稿比後所發表者較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並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14）

值得注意的是：1、「日記」的發表過於巧合。《異》文刊於由梁啟超主任撰述的《大中華》雜誌，日記亦同（第2卷第10期）。時為1916年10月，梁啟超正與人爭奪討袁之役領導權、《異》文在筆戰中備受指責。2、日記內容可信度存在問題。如學者李吉奎在利用該日記時，已發現日記的某些記載過於詳盡，超出情理，「不是沒有可疑的地方」。（15）

一者立：即如前文所考證的那般，梁啟超謊稱袁世凱願意花20萬元來阻止《異》文的發表。這個謊言，有效地樹立、並極大地提升了《異》文和梁啟超本人在整個討袁之役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謊言，也須依賴吳貫因的「日記」才能成立。因為公開發表的《異》文立場非常溫和，斷不致於震動袁世凱，讓他拿出20萬來收買。

圖：袁世凱出殯

注釋

筆者視野所及，惟一對此事提出質疑者，系李永勝先生的文章《梁啟超勸阻帝制與袁世凱之回應——以袁梁往來書信為中心的考察》，載於《民國檔案》2016年第1期。該文對筆者極有啟發，特此致謝。

梁啟超，《國體戰爭躬歷談》。收錄於：雲南省社會科學院、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護國文獻（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P299。梁在開篇稱，文章的寫作動機是「大陸報主人將於雙十節發行增刊為我國慶祝，征余記事之文」，此可大致判斷其文章寫作日期，當在1916年9-10月間。

梁啟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收錄於：《護國文獻（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P30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P711-713。據梁啟超自述，除省城廣州外，家鄉新會茶坑亦同樣舉辦了規模宏大的祝壽活動，地方賢達名流齊聚，梁氏父子的行動，甚至有兵船、軍隊護送。

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東方出版社，2014，P104-105。

唐在禮遺稿，《辛亥以後的袁世凱》。

梁啟超與梁士詒的微妙關係，可參見：馬以君，《梁啟超佚札十七封》，《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梁啟超赴袁克定之宴，可參見《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啟超，《致籍亮儕、熊鐵崖、陳幼蘇、劉希陶書》，1915年11月18日。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13，P51。

《滇督署秘書廳編纂雲南起義事略電》，收錄於《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P108-112。

（11）周素園，《梁啟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正謬》，收錄於《貴州辛亥風雲錄》，貴州省文史研究館，2011，P83-95。

（12）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此處筆者核對了1917年出版的梁啟超所著《盾鼻集 第2冊》（商務印書館，P16）

（13）《革命文獻 第四十六輯 討袁史料（一）》，P501-508。

（14）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轉引自《梁啟超年譜初編》。

（15）李吉奎，《梁士詒》，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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