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變」與「不變」

人民網3月30日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友駿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發表《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研究》（全文約2萬字）。

陳友駿認為，戰後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形成與轉變經歷了萌芽期、成長期和轉型期三大階段，TPP折射出日本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上的新思考。儘管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台對TPP造成重大打擊，但日本依然希望藉助TPP主導構建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新體系，並將「高質量」和「高標準」的日本理念融入新體系的構建進程。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的擴容，有限的國內市場和日趨飽和的國內需求迫使日本製造業「走出去」，這就進一步提升了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意識與實踐步伐。總體而言，戰後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表現出不同層面的「固化」與「變化」特徵。

（一）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三個「固化」特徵

第一，堅持構建亞太經濟合作區的長期目標不動搖。

從日本戰後最初參與創建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和「太平洋貿易與發展會議」，到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環太平洋經濟圈」，再到之後建議併合作建立APEC，提出不同版本的「東亞共同體」及積极參与TPP，日本始終沒有放棄對整合亞太經濟的戰略追求。

第二，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路徑更為明確。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型」，之後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兩種經濟論述實則成為日本構建以其為中心的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理論基礎。「雁行分工體系」以日本為核心、以垂直產業間梯度分工為特徵，推動了東亞國家經濟的漸次起飛。

不僅如此，為了更為高效、便利地推進以其為核心的所謂「雁行分工體系」的構建，日本努力通過簽署並實施貿易及投資合作協定，降低或消除貿易及投資對象國的准入門檻，完善對方的營商環境，為日本產品或日本企業的進入創造條件。日本高技術產業及重要產品的核心零部件生產等均保留在日本國內，並不向外轉移，而其所強調的外部力量主要集中在合作對象國的人力資源、礦產資源及市場資源上，產能合作的重心也巧妙地躲避了技術合作的關鍵議題。這樣一來，日本對外經濟合作儘管可以通過有限的貿易和投資實現量的突破，但難以達成質的突破，不過這有效地維護了日本在這一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日本始終沒有放棄對制定亞太貿易投資規則的主導權的爭奪。

在亞太範疇，日本表現出異常的積極，並沒有完全聽從於美國的安排與計劃，反而頗有主張地推動其所設計的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大平正芳提出構建「環太平洋經濟圈」的設想之後，日本就積極投身於亞太一體化的制度化建設，倡導及推動了APEC的產生。進入21世紀，日本國內又不斷湧現出「小泉構想」「EPA戰略」「東亞共同體」「TPP戰略」等新想法與新觀念，雖然說法不一，但其核心都是日本必須主導、抑或合作主導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新秩序的構建與完善。

（二）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三個「變化」特徵

隨著外界因素的改變，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邏輯思維也發生了三個顯著「變化」。

第一，中短期的著力點發生變化。

總體來看，日本構建亞太經濟合作體系的中短期目標主要發生了兩次重大變革，進而引發了其亞太經濟圈政策重心的轉移，並凸顯兩個方面的重要特徵：（1）政策重心的對象範圍有所不同，即由完整的、均衡的亞太經濟圈縮小至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再轉移至以TPP為基礎而形成的TPP經濟圈；（2）政策屬性發生根本性變化，即由開放的地區主義轉變為半開放的合作模式，並最終演變為封閉的或排他性的合作範式。換言之，日本選擇加入TPP，充分表明其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範式亦由開放鬆散型逐步轉變為排他競爭型。

第二，以日本為核心的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地理分布發生實質性變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各類生產成本的普遍上升，依託「粗放型生產」「低成本競爭」建立起來的製造業傳統競爭優勢日漸式微，部分日本企業將部分生產轉移至東南亞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在此過程中，日本所構建的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地理分布也發生同步性位移，即由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生產基地、包括部分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東亞經濟圈，轉移至以新貿易投資標準為依託而形成的TPP經濟圈。

第三，影響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外在因素髮生根本性變化，美國因素的影響因子在逐步衰落。

戰後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演變與發展基本受制於美國因素，或者說，美國的亞太及全球戰略是前者的決定性因素。但是，隨著亞太局勢的整體變化及中美兩國綜合實力的相對位移，美國因素的決定性功能日漸式微，而中國因素對日本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戰略的外在影響作用卻在持續增強。

作為世界第三大及亞太地區重要經濟體，日本對戰後全球貿易投資領域的改革與發展發揮了積極影響。但日本的戰略意圖並不僅僅局限於此，更希望能藉助這種對外影響力的輸出，實現自身「政治大國」的抱負。因此，從這一層面來看，日本積极參与並希望引領亞太經濟合作新體系的構建，是其實現政治抱負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亞太乃至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關鍵一步。

（作者繫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陳友駿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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