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煙販做了什麼？陳賡為他作保，周恩來彌留之際對他念念不忘

民國時代的上海灘是一座光怪陸離的舞台，生旦凈末丑早就難以嚴格定義。我們在這裡要講述的就是一位「白皮紅心」的中統特。他，就是楊登瀛。

楊登瀛，本名鮑君甫，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早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後到上海發展，就職於日本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同時為幾家日本通訊社撰稿，在洋人、國民黨左右派、共產黨、青幫等各派勢力之間長袖善舞，是一個在上海灘上非常「兜得轉」的人物。大革命失敗後，他因參與「討蔣運動」被捕入獄，後經蔡元培保釋，蟄居上海。

楊登瀛

在上海期間，楊登瀛的人生因兩個人而改變。一個是廣東同鄉楊劍虹。1928年，已是中統大佬陳立夫、張道藩身邊紅人的楊劍虹被任命為駐上海特派員。由於人手緊張，楊劍虹想起了自己的老鄉楊登瀛頭腦活絡，交際廣泛，尤其在租界當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為自己的副手。楊登瀛由此 成為中統的得力幹將。1929年楊劍虹因涉及貪腐案自殺，楊登瀛接任中統駐上海特派員一職。從此，他不再使用本名鮑君甫，開始用化名楊登瀛活躍於上海灘。

另一個改變楊登瀛的是共產黨人陳養山。楊陳兩人早在1925年就曾相識，陳養山1928年在浙江武裝起義失敗後輾轉到上海，被編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以下簡稱中央特科)，並與鮑君甫取得聯繫。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1928年5月，經陳養山牽線，特科負責人陳賡與鮑君甫會面，正式將鮑君甫吸收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員，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過街上設立了「楊登瀛辦事處」，安排安娥（《賣報歌》、《漁光曲》的作者）為楊登瀛秘書。為配合楊登瀛的工作，中央特科也給他送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轉移的活動據點，讓楊登瀛帶人「破案」立功，很快獲得陳立夫的信任，並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層人士建立起聯繫。英國探長蘭普遜就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楊以外的人接觸。」

陳養山

楊登瀛曾多次向上海的中共傳遞情報，幫助其完成營救、鋤奸等使命。1929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的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人因叛徒白鑫的出賣被捕入獄，楊登瀛成為了黨組織與彭湃等人的聯絡員，囚車突然提前兩小時出發，黨組織營救行動惜敗。但楊登瀛將叛徒白鑫的住址和活動情況通知陳賡，使中央特科剷除了這個叛徒。1929年和1931年，在楊登瀛的斡旋下，黨組織順利營救出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嚮應。1930年，楊登瀛還將共產黨員黃第洪叛變的消息告知周恩來，使原計劃與黃接頭的周恩來幸免於難。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楊登瀛受牽連被秘密拘捕。1932年，楊登瀛被老上司張道藩保釋出獄，蟄居上海，後調至南京任反省院副院長。此時的楊登瀛已完全脫離特工系統，與共產黨方面的人員也失去了聯繫。南京解放時，楊登瀛已窮困潦倒，靠擺小攤賣茶水、紙煙補貼家用。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期間，楊登瀛因解放前在中統任職被公安局逮捕。陳賡曾致函證明鮑君甫的身份：「鮑君甫確系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繫，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

陳賡

1969年12月，鮑君甫在北京逝世，臨終時曾再三聲明：「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恩來是知道我的。」周恩來獲悉後指示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鮑君甫的家屬」。1976年，周恩來於重病中曾叫來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向他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鮑君甫)，並囑咐「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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