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生命 值多少錢？

如果你必須給自己的生命標價，你會出多少錢？也許你會覺得這個問題是愚蠢的，生命是無價的，怎麼可以像商品一樣標價呢？

不過，這也許是你出於道德角度的考慮，在現實生活中，無論在非法領域還是合法領域，給生命定價已經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現在就讓我們看看生命該如何定價，又有哪些因素影響著我們生命的價格。

非法的生命買賣市場

如果要說哪裡將生命當成商品一樣買賣，大多數人肯定會想到臭名昭著的器官買賣。確實，像商品一樣，在黑市，每一個器官都被明碼標價。比如在美國，一塊頭皮能賣到607美元，心臟價值為11.9萬美元，脾臟和胃都為508美元，腎臟更貴，能賣到26.2萬美元。

這樣的標價讓人觸目驚心，而在一些其他販賣人口活動中，雖然交易不至於這麼血腥，但同樣也有自己的商品價格，價格高低也同樣受著供需市場的調節作用。根據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研究人員的研究，現在在非洲農村購買一個兒童，大概要花200美元，買主可能隨後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一轉手價取決於兒童被轉賣的次數、販賣人口過程中的難度，以及當時被販賣人口的數量。

除了買賣，還有綁架贖金，也是一種生命標價。買賣風險、運輸、勞動力成本以及市場環境同樣影響著贖金。如果犯罪分子只是在委內瑞拉的街道上隨便找了一個人綁架，投入的成本很少，他們只可能獲得幾百美元的贖金。但如果針對一個非常富有的個人進行更加複雜的綁架策劃時，可能得到數十萬美元贖金。

在這些赤裸裸的生命交易中，生命已經幾乎等同於商品，你很難找到一個人應該有的尊嚴與價值。那麼，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生命又值多少錢呢？這就要涉及到合法的「標價活動」。

各國人的生命價值

說到合法的對生命的「標價」，牽涉到許多方面，很是複雜。一般來說，一個人生命的價值就是他生存在社會上所創造的財富總和，包含人的壽命、技能和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狀況和對創造財富的影響。這就是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標價」。那麼，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計算呢？

最簡單的演算法就是拿國家人均GDP乘以預期壽命。如根據2015年的統計，美國的人均GDP大約是5.5萬美元，美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為80歲，兩者相乘，得到440萬美元。中國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預期壽命為75歲，兩者相乘，得到60萬美元，不足美國的1/7。而人均GDP最高的盧森堡，一個人一生創造的價值居然達到了800萬美元；靠賣石油的卡達為600萬美元。相反，對於印度來說，GDP低不說，人均預期壽命也僅有65歲，所以他們的一生僅能創造10萬美元的價值，相當於中國的1/6，美國的1/44，盧森堡的1/80。

這樣一來，各國人的生命價值就體現出來了。殘酷地說，6個印度人的生命價值才能比得上一個中國人，而60個印度人的生命價值沒有1個賣石油的卡達人高。

當然這並不是一套嚴謹的演算法，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上，如果為了挽救一個生命而投入的錢，超過了他可能創造的價值，那這筆買賣就是虧損的。

你可能認為為了自己和親人的生命可以付出一切。但是很遺憾，平均值就在那裡，大多數人所能付出的也僅僅是平均值的上下。60萬美元，約相當於人民幣400萬，這是大部分人窮盡一生所能創造的所有財富。換句話說，如果挽救一個人的生命，需要投入超過400萬元，大部分中國人不得不坐下來好好想一想。而卡達人可能不用去想，而印度人則早已提前放棄。

變動著的生命價值

即便在同一個國家裡，考慮到某些跟國民生命財產有關的問題時，人的生命價值的演算法也是有差異的。

根據有關資料顯示，美國交通部公布的每個生命的價值是600萬美元，這是基於交通部門為了投入多少錢，才能避免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換算而來的。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公布的每個生命的價值是790萬美元，最高的是美國環境總署的測算，他們給出的每個生命的價值是910萬美元，這些都比美國人的平均生命價值440萬美元高。這是因為這些涉及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健康問題。

還有一種演算法，是生命的價值等於為了減少死亡，人們願意花費的成本上限值，這個值就相當於一個人的生命價格，其計算公式為：生命價值=支付意願/風險降低水平。

再比如，假定煤炭工人比一般藍領每年多掙700美元，但煤炭工人的死亡率為千分之一，普通藍領工死亡率為零。也就是說，人們寧願放棄這700美元的額外薪水，也不願意當煤炭工。也可以這樣認為，人們願意每年付出700美元的代價，來避免這個危險的工種。這樣，每1000個人每年放棄的薪水為70萬美元，這一數目便是一個煤炭工人每年大概的生命價值。然後再把工作年限考慮進去，再折算成現值，結果就是生命的價值。

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的生命價格

當一個人意外致死時，會涉及到對死者和家屬的賠償問題，這個時候，死者的生命價值也往往是最容易被「商品化」的。如果這個人的工作本身是高危工作，往往已經有一些確定了的賠償標準。比如，在美國，對於警察和消防員，賠償標準會包括養老金、工人賠償、人壽保險、工會福利與國家和聯邦基金。

但如果不是公職類，普通人意外死亡後獲得的賠償，變動的範圍很大。比如，在美國新澤西州，2013年，一個6歲的孩子被另外一個孩子槍擊致死，只賠了57萬美元。但2014年在俄亥俄州，一個12歲孩子拿著玩具槍，被警察當做「可疑犯罪分子」擊斃，獲賠了600萬美元。為什麼差別如此大呢？

這是因為受到當地法律的影響，新澤西州的意外致死訴訟法規定，在計算賠償金額時，不允許法官將受害家庭的精神影響考慮進來。而俄亥俄州的法官不僅將受害者家屬的精神痛苦考慮了進來，也考慮了社會輿論，因為這個孩子的死亡加劇了黑人和美國警察的對立，這已經不是一起簡單的槍擊案件，而是一起政治事件。

同樣地，政治作用往往會使得一些死者獲得的賠償比另外一些人的多。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在美國「9·11」事件中的遇難者和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受害者獲得的賠償金。

「9·11」後，美國政府為受害者和近3000個死者的家庭建立了一個基金。一部分賠償金會受到受害者生前工資的影響，比如，一個CEO的親屬會比門衛的親屬收到的賠償金多，但也有一部分人得到的賠償金都相同，比如每位受害者都會獲得25萬美元賠償金，倖存的配偶和家屬每人將獲得10萬美元的撫恤金。總的來看，每位遇難者獲得的賠償總額在25萬美元到710萬美元之間。

那麼，為什麼在「9·11」之前，比如1993年，美國世貿中心發生了爆炸，這次爆炸也是一次恐怖襲擊，造成5人死亡，700多人受傷，但受害者根本就沒有從政府那裡獲得任何補償呢？這同樣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之所以「9·11」後，政府拿出了這麼多賠償金，是因為美國國會想向世界展示美國政府的同情心和對受害者的支持，也可以團結當時受到重創的美國公民的人心。

年輕人的生命優先權

如果只有一劑解藥，但有兩個人需要它，你會給哪個人？心理學家最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做了一項研究。當測試者被迫在不同年齡的人之間做出選擇時，研究結果表明人們傾向於救更年輕的人。測試者同時給出了自己的理由，每個人有公平地享有生命的權力，50歲的人已經活了50年，而那些10歲的孩子才活了10年，所以應該救這個10歲的孩子。同時，比起年輕人，50歲的人剩下的生命更短，所以，應該救這些能活得更久的年輕人。

然而也有人認為，我們應當考慮，當隨著一個人的年齡增長，社會在教育、健康醫療保障等方面對他的投入更大時，就會發現對整個社會來說，最有價值的人並不是剛出生的嬰兒。比如一個50歲的人，可能受到的教育高，經驗豐富，正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好年華。而一個10歲的孩子，還要受教育、受培訓，工作中還要積累經驗等等，需要社會投入很多，所以應該救這些正在創造財富的人。

總之，在生活中，生命並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沒法用價格衡量。相反，受到政治因素、經濟環境，甚至是國別的影響，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動，往往在這個時候，生命是否真是平等的這個問題就需要我們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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