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談人生：多與聰明人打交道

沃森在演講

本文圖片攝影均為李曉明

撰文 | 陳曉雪、劉美幸

責編 | 李曉明

3月30日上午，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學界的傳奇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清華大學主樓報告廳做了一場關於「科學、文化與人生」的主題報告。

沃森是20世紀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一。1953年，他與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DNA雙螺旋模型，被廣泛認為開啟了分子生物學的新紀元。

受父親影響深刻

沃森1928年4月6日出生於美國芝加哥，下周即將迎來89歲的生日。雖然頭髮雪白，沃森的精神不錯，全程站立講話20餘分鐘，後與現場的師生交流了一個小時。畢竟，直到現在他還保持著打網球的習慣。

在沃森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給了他很大的影響。

「讀書伴我成長。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喜歡讀書，我不喜歡跟同齡的小男孩一起玩，因為他們很煩人。」沃森笑了起來。「我從來不想當小男孩，我想當一個大人。」

小時候的沃森，經常與父親聊天、交談，美國經濟大蕭條就是父子之間的話題之一。

1933年的時候，美國開始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很多人沒有了工作。「我父親在總統選舉的時候十分苦惱，他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共產主義者，後來羅斯福總統上台，發布了新政，使一切都好了起來，所以羅斯福總統算是幫助我們家的大英雄了。」沃森說。

喜歡閱讀習慣來自於父親。因為家庭困難，沃森的父親沒有讀完大學，卻喜歡讀書。「而且他喜歡與會思考、有想法的人一起讀書。我們家並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父親只要有錢，就都拿去買書了，所以我們家就只有書了。」沃森說。

也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沃森小時候很喜歡觀察鳥類，因此在15歲進入芝加哥大學讀書時，選擇了動物學專業。

不過，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沃森的研究興趣從觀察鳥類轉向遺傳學。當時，他讀到了奧地利理論物理學家薛定諤（Erwin Schr?dinger）新出版的一本書《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薛定諤提出：基因是活細胞的關鍵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麼是生命，就必須弄明白基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沃森意識到，基因是打開生命奧秘的關鍵。上了一些關於遺傳學的課程之後，他對遺傳學的熱情更加高漲。

1946年，印第安納大學的教授赫爾曼·穆勒（Herman Muller）因發現X射線能夠加快突變速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讓沃森也對印第安納大學和利用X射線做遺傳學研究充滿了興趣。

1947年，19歲的沃森來到印第安納大學研究噬菌體，跟隨出生在義大利的微生物學家薩爾瓦多·盧里亞（Salvador Luria）學習，正式開始遺傳學的研究。

與聰明的人打交道

出生在德國的物理學家馬斯克·德爾布呂克（Max Delbrück）沃森的人生影響很大。

「他告訴我說：永遠不要做任何很容易的事情，要朝著目標前行。」沃森說。

德爾布呂克是沃森的博士生導師盧里亞的好朋友，二人同為196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德爾布呂克曾與盧里亞討論並送沃森到哥本哈根學習化學，後幫助沃森到劍橋大學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學習，甚至在沃森遭遇獎學金問題時出面斡旋，使沃森最終得到資助，從而可以在卡文迪許實驗室繼續學習。

同時，沃森認為有一點也很重要，「你要知道什麼對自己來說很重要」，「我年輕的時候，只想跟聰明人打交道，因為你能學到很多」。這點也在沃森2007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提到。在《不要煩人》（Avoiding Boring People）中，沃森總結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一些經驗之談。

「一定要待在那種有你能向他看齊、比你聰明的人在的社交圈子裡。」沃森認為，如果所有的朋友不及你，「那麼你的社交圈就是錯誤的」。

上大學時，沃森覺得周圍每一個人都比他聰明，「但現在他們好多都不及我了，因為我一生中交了很多對的朋友，這大概對我幫助很大。」

「這樣聽上去我好像並沒有幫助什麼人，但我覺得在我的生涯中，我幫助了不少聰明人，所以我終於還是做了我所謂的重要的事。」沃森說。

在劍橋大學，沃森遇到了很多有著聰明大腦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好搭檔克里克。二人聯手提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

「弗朗西斯對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正面的影響，他對我就像對待弟弟一樣。」沃森說。

「我還是想說，我可能就只是單純地喜歡聰明人而已，而且我竭盡全力去避免和無趣之人（dull people）打交道。」沃森說，「還有一點很重要，永遠不要做你社交圈子裡最聰明的那個人」。

克里克顯然並不是這樣。克里克思維敏捷，見解深刻，在劍橋大學時總是會冒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後迫不及待地與其他實驗室的人分享。「他總是他所在的所有圈子裡最聰明的那個，所以他就一直麻煩不斷。」沃森說。雖然同事們常常向克里克請教問題，但是「克里克並未獲得足夠的賞識，許多人甚至覺得他夸夸其談」，沃森在《雙螺旋》中寫道。

「現在，我很想念克里克，因為再也沒有像他那麼聰明的人和我對話了。」沃森說。

楊振寧評價《雙螺旋》

楊振寧向沃森提問

雙螺旋，既是沃森與克里克提出的DNA結構模型，也是沃森撰寫的回憶錄的書名——這是沃森給予這個世界的一個重要禮物。

在這本書中，沃森以第一人稱的角度介紹了發現DNA結構的整個過程。1968年，此書甫一出版，就收到如潮的讚譽。據《雙螺旋》一書的附錄介紹，《雙螺旋》曾經連續16周位於《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還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2012年入選美國國會圖書館「88本改變美國的書」之列。

「《雙螺旋》寫得很風趣。你一旦開始讀這本書，就放不下來，會一直追著看完這個故事。」 94歲的楊振寧說。當天上午，楊振寧攜夫人翁帆出席了沃森博士的報告會。

楊振寧與沃森均是芝加哥大學的校友。1947年，沃森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學士學位；一年後，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全書運用通俗的語言展現了當時的很多細節，比如人類歷史中這一最重要發現的氛圍、努力，絕望，最終成功等等。」楊振寧說。

然而，楊振寧認為，《雙螺旋》出名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這本書生動地描寫了新美國做科學的精神」，「我認為這比前兩個原因更重要」。

「在二戰之前，歐洲一直是科研的中心。二戰之後，美國成為全球科研的主導力量。」楊振寧說，美國能夠做到這點，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美國這種做科學的全新的、實用的方式，與傳統的歐洲方式非常不同（new useful American way of doing scienc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to traditional European way）」。

對此，冷泉港亞洲CEO季茂業博士讚歎道：

「楊先生思維極為清晰，且看問題有寬廣的文明維度和深遠的歷史高度。他評價沃森之語比較了歐洲貴族式的做科學之道，同溫文爾雅、四平八穩的歐洲做法完全不同，沃森代表了二戰後蓬勃又快速崛起的，具有摧枯拉朽，旺盛生命力的美國科學之道。沃森的自傳體經典名作《雙螺旋》飽含了此種澎拜能量。」

「中國擁有著古老的文明，重視、推崇學習，但是中國的哲學是傳統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沃森在《雙螺旋》中描述的精神相反。因此，我非常非常高興，沃森教授今天能夠與中國許多年輕人分享這本書，分享做科學的有用的精神。」楊振寧說。

現場互動部分花絮

饒毅：一個笑話、一個評論、一個問題

饒毅對話沃森

北京大學教授饒毅：

我有一個笑話，一個評論，一個問題。

1）我們知道，很多中國學生只看學校的名稱，而無論內容和質量，例如很多學生到清華學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學有更好的自然科學研究；

2）你建議大家與比自己聰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聽你的話而與施一公交往的。

3）1955年，你去哈佛大學生物系任教時，那裡儘是傳統生物學家，當時其資深教授Ernst Mayr（著名進化生物學家）的女兒剛不久前拒絕你，而年輕教授的E. O. Wilson將成為你多年的爭吵對手。哈佛不能說是充滿聰明的人，你去那裡不是違反你自己的建議嗎？

沃森：我以前對生物學很感興趣。我沒有選擇加州理工學院，因為那裡太小，直接就能看到山，而且加州理工學院沒有什麼女生，所以我去哈佛了，哈佛有更多好看的女生。

饒毅：你這麼說的話，可能沒人告訴你有些女生對你和Francis Crick的意見。有個Radcliffe女生告訴我，你要她陪你和Francis吃飯，後來Francis追她，她很不高興，認為Francis是「臟老人」（dirty old man），可能他當時不過40多歲。

沃森：我不評論具體情況，我去哈佛還因為它的化學系很好。化學對生物很重要。哈佛生物後來很好。

槍打出頭鳥 VS. 爭當第一

傅新元與沃森互動

南方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傅新元：

你說你要做自己的老闆，但是在中國我們有句諺語「槍打出頭鳥」，這是我們的文化。在科學探索中，我們都想爭第一。對此你有何評價？

沃森：

中國文化代表的可能是那些讓你放慢腳步，阻礙你發現真理的老年人。

我覺得這種觀念的風靡是有道理的，而且將來還會繼續流行。儒家文化可能宣揚的是「接受命運」，但我從不願意接受命運。我要逃脫命運的控制，活得比命運安排更加精彩。可能這就是某種文化差異。

你年輕的時候，可能並不想聽從長輩的意見，也想逃離。我們都知道，人人生而自由，所有的觀念也是自由的。這種觀念聽起來可能很（虛），但真的有用。我只想說，要對年輕人有信心。

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

沃森想說，在中國文化中，年輕人傾向於聽長輩的話，不批判不懷疑，但我們正在改變。

數理化生，誰更聰明？

施一公在沃森報告會主持互動環節

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20世紀60年代，人們發現了基因和癌症的關係。是否能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沃森：藥品中大多有化學成分，容易帶來副作用。治療癌症，很多時候把自己也治得半死。每一個人的反應又不一樣，很不好說。相反的是，最早生物學家想到，DNA能很容易地診斷治癒病人，因為這不是葯，沒有化學成分，所以我認為對癌症很重要。

施一公：在癌症的治療上，就像您說的那樣，生物學起了很大的作用。傅新元教授能否分享一下？

沃森：我個人覺得生物學沒什麼用。一開始生物學只是單純地觀察生物，沒有顯微鏡。後來才通過鏡頭來看。

傅新元：在場的有很多生物學學生。我的立場上，最重要最基礎的還是生物學。

沃森：我認為遺傳學第一，化學第二，生物學第三。

傅新元：我們那個時候，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裡面就沒有生物學。現在中國最有名的科學家，很多都是生物學家。我認為，生物學是最讓人感興趣的學科。生物學在科學領域非常重要。化學和生物學聯合，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我經常說，物理和生物結合，會大大地不同，很多東西都是這樣。比如飛機，就是結合了鳥的生理結構，以及物理知識來製作的。生物學是一個有力的工具，尤其是這個時期，我們需要物理，需要化學，需要生物，來解決自然的謎題。

楊振寧：在中國對聰明存在這麼一種認識：數學家是水平最高的，然後是物理和化學，生物學在最底層。比如，中國的大學校長，很多是數學家。而在美國，沒有看到幾個數學家做大學校長的。這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現象，中美存在很大的差異。這與美國更為年輕的文明有關，而中國是古老文明的代表。我在清華被尊敬，但在美國並不是這樣。哪個更好？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想，最重要的是學習對方的長處，彌補自己的短處。

施一公：在兩個文化中，對聰明評價的標準很不一樣。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我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招生部的老師們討論學生的質量的時候，說今年的研究生不如去年。我問為什麼？她說語文（verbal）部分（GRE考試的一個部分）的成績不如去年。我感到很驚訝，對聰明的定義在她看來，語文部分更加有說服力，而不是數學部分。她說她追蹤了普林斯頓畢業生的發展成就，發現對學生未來評價的標準最合適的是語文的成績。在一些比較年輕的文化中，比如美國文化中，學文科可能是更聰明的人。當然對聰明有不同的定義。我在中國受教育，我認為物理都是大科學，於是我選擇了生物學。和我工作的人都很聰明，與他們工作會取得更大的進步。生物確實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很聰明的人一起工作。

本文據沃森報告會現場實錄整理，未經嘉賓審閱。楊苗、陳柳、陸綺、殷雯迪、梅寶對本文亦有貢獻。

沃森與其夫人

沃森演講現場

製版編輯：鄧志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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