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新論五則

一、魯迅又陷「同性戀門」？

街頭散步的魯迅

當今魯迅研究領域新論迭出。不過，「新論」有兩種：一種是符合史實和文本的創新，將「魯迅學」科學體系的水平提升到了一種新的高度；另一種是為標新立異而生吞活剝域外理論，雖然出語驚人，但絲毫經受不起理論和事實的檢驗。說「魯迅與周作人很可能經過了這樣一個短暫的接近於或類似於同性戀的時期」，就是我說的後一種「新論」。

據說這種「新論」的理論依據是弗洛伊德學說。這位論者從《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引用了一段話，說明少男少女在青春發動期「明顯地表現對同性的情愛」：「和一位同性同學的浪漫而多愁善感的友情，隨著誓約，接吻，永久不渝的友誼承諾，以及敏感的嫉妒心，是一個少女與一個男人初戀前常有的序曲。之後，在順利的情況下，同性戀的傾向終歸消失。」

我雖然沒有研究過弗洛伊德學說，但卻經歷過從少年至中年直到老年的人生轉折階段，並不認為每個人在成年之前都非要演奏一段「同性戀」的序曲。我絕對無意在此對「同性戀」傾向進行道德評價，只是不同意把同性之間的情感寬泛化。因為我們通常理解的同性戀，不僅是一種性心理，而且是一種性行為。如果把同性之間的情誼與情愛混為一談，那同性之間的情誼就可能成為一種社會禁忌了。

這位論者讓青年時期的周氏兄弟陷入「同性戀門」的史實依據，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的一段話：「《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設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這樣說，或者世人都要以我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覺，深信這是不大會錯的。」《傷逝》是一篇什麼樣的小說，魯研界已有一種基本看法。周作人認為作品有影射之意，這只是他的一種理解。大約30年前，我在《京報副刊》發現了周作人用筆名翻譯的一首短詩，題目就叫《傷逝》，原作者是羅馬詩人卡圖路斯，內容是「詩人悼其兄弟之作」。9天後，魯迅寫完了小說《傷逝》，題目與周作人的譯詩同名。我估計周作人的「假設」是據此而來。不過，影射說即使成立，也不能說明現實生活中兄弟就真有「同性戀」傾向。

這位論者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還從周氏兄弟青少時代的詩文找出「凄絕」「惜別離」「聯床話語」一類的詞語，說從中「可以覺察出友愛中近乎愛情的意味」。這種研究方法就更加離譜了。如果這種做法可以成立，那麼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豈不也會成為「同性戀」的鐵證？杜甫《夢李白二首》中寫道：「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豈不同樣成為了李杜「同性戀」的證據？李白《贈汪倫》詩中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之句，豈不更成為他們「同性戀」的鐵證嗎？

這位論者聲明他進行這種考證和推理的目的，「是使我們更加清楚，魯迅兄弟失和之前，他們的感情是多麼濃烈深厚！」說周氏兄弟曾經感情深厚，這並不錯，但有什麼必要非往「同性戀」上扯呢？

二、魯迅缺失母愛嗎 ？

新近有論者認為魯迅的母親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魯迅童年生活中缺失母愛。主要論據就是魯迅的回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寫到了「長媽媽」，寫到了「衍太太」，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唯獨「母親的形象蒼白而脆弱」。另一個論據就是魯迅的母親愛讀書看報，卻從來不讀魯迅作品。這位論者還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支撐自己的觀點：「一個為母親所特別鍾愛的孩子，一生都有身為征服者的感覺，由於這種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導致真正的成功。」這位論者認為魯迅性格中有自卑、絕望、孤獨的成分，這就更說明魯迅生活中母親是個「缺席者」。

根據我自己的人生體驗，以上這些觀點通通站不住腳！一般來說，回憶文章多是寫逝去的人們，久遠的事情，在父母生前就為其寫回憶文章的子女實屬罕見。魯迅寫《父親的病》等回憶文章的時候，父親已去世30年，長媽媽、衍太太也都已作古，而他母親那時還健康地活著，直到87歲才去世，魯迅卻比她早7年就離開了人間。

魯迅的母親是鄉下人，幼小時只在私塾旁聽過一年功課，因此她不讀魯迅作品跟是不是有母愛並無必然聯繫。比如，我的家人基本上都不看我寫的文章，這絲毫不意味著我缺失母愛、妻愛、兒孫愛。至於弗洛伊德的那句話，也並不是普遍真理。即使魯迅沒有被母親鍾愛，又有誰能否定魯迅是「真正的成功者」呢？

魯迅的母親叫魯瑞，剛嫁到周家，魯迅的父親就中了秀才，家人都誇她有「旺夫命」，31歲即成了當家媳婦。但好景不長，5年後公公入獄，8年後丈夫去世。她生下5個子女，有兩個夭折：第三胎是個女兒，叫端姑，生下10個月即患天花死去；第五胎是個兒子，叫椿壽，6歲那年也病逝。這些變故都使魯瑞備受煎熬，感情上受到重大打擊。在眾多孩子中，魯瑞最愛的是魯迅，所以舉家北遷之後願意跟魯迅居住，魯迅離京之後她也不願跟二兒子周作人共同生活。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描述過18歲那年離開故鄉到南京求學的情景，說當時社會上一般人認為他是走投無路，將靈魂賣給了洋鬼子。「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自便；然而伊哭了……」寥寥幾筆，既寫出了母親當時承受的巨大壓力，又寫出了母親對兒子遠行的無限眷戀。

魯迅雖然是封建禮教的叛逆者，但對母親卻極盡孝道。蔡元培先生晚年以「周子余」為筆名，是因為他的母親姓周，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周樹人以「魯迅」為筆名，也是因為母親姓魯，同樣以此表達對母親的愛戴。如果魯迅認為他的生活中母親的席位缺失，他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個通用筆名。魯迅在日常生活中對母親體貼入微，關懷備至。在婚姻問題上魯迅即使對母親有腹誹，甚至怨懟，但也完全屈從，就是因為他覺得身處亂世，母親身邊需要有人陪伴，自己則寧願陪著做一世的犧牲。

魯迅雖然並不否認他承受了母愛，但也認為母愛有著盲目的一面。在《華蓋集·雜感》一文中魯迅寫道：「死於敵手的鋒刃，不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這些話當然是有慨之言，有感而發。1918年5月中旬，魯迅友人許壽裳喪妻，留下了5個子女。魯迅致函弔唁。他在信中說：「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因為他們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這也道出了母愛的兩重性。

三、「衍太太」是何許人？

最近有一位博士運用弗羅伊德學說研究魯迅的回憶散文集《朝花夕拾》，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該書《瑣記》一文中的「衍太太」在魯迅少年時代的生活中，兼具了「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身份，讀後使我瞠目結舌，懷疑自己真成了「時代的落伍者」。

「衍太太」是何許人？她的人物原型是魯迅的一位叔祖母。在紹興覆盆橋周氏房族中，魯迅所屬的「智房」一系又分為「興房」「立房」「誠房」3個分支。「衍太太」就是「誠房」叔祖周子傳的太太。周子傳有一個大哥叫周子林，所以人稱「衍太太」為「二太太」，或「子傳奶奶」。魯迅一生同情婦女，但他生活中起碼有兩個厭惡的女人：一個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這從魯迅筆名「宴之敖」（宴，家字頭日字中女子底，意思是被日本女人從家裡趕出來了）中就能得到證明；另一個就是這位「衍太太」，這從魯迅的《瑣記》一文中也能得到證明。

魯迅在《華蓋集·並非閑話（三）》中寫道：「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魯迅還指出，流言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只配當作狗屁」。「衍太太」就是傷害少年魯迅的「流言家」。她教唆魯迅去偷母親的錢。魯迅說他母親沒有錢。「衍太太」又教唆他去偷家中的手飾變賣。魯迅從此不到「衍太太」那裡去了，但很快就傳出了魯迅偷家裡東西的流言，使魯迅「也彷彿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魯迅講述這一人生經歷之後接著寫道：「好，那麼，走罷！」說明他之所以要走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是因為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臉和心肝。

既然如此，「衍太太」怎麼又會兼具了「母親」和「情人」的雙重角色呢？這位論者的論據是：「衍太太」慫恿小孩子打旋子（一連轉80多個圈），如果跌倒，頭上起了包，她會用燒酒調水粉，擦在疙瘩上。這種惡作劇，在這位論者的心目中，竟成了崇高母愛的流露。《瑣記》中說，父親去世後，16歲的魯迅常去找「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閑天」。這樣一句普通的話，被這位論者隱去了「或她的男人」這5個字，又把「談閑天」說成是魯迅「在潛意識中渴望與衍太太獨處的隱秘願望」。這樣一來，一個比魯迅長兩輩的老女人，就兼備了他「情人」的身份。

筆者對弗洛伊德學說缺乏研究，但知道魯迅對這種學說是進行了具體分析的。魯迅一方面肯定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撕開了「正人君子」的假面，並在小說《補天》中運用這種理論塑造了女媧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批評了弗洛伊德的「偏執」，「只注重於性慾」，連嬰兒吃奶也歸結於性慾——須知，男嬰吃母乳，是出於食慾，並非想和異性接吻。（《南腔北調集·聽說夢》）弗洛伊德離開人世已經74年了。他大概不會想到，中國當代有位博士套用他的學說，觀點居然會比他更為「偏執」，以至於近乎「說夢」了。嗚呼！

四、魯迅緣何拜和尚為師?

魯迅臨終前想起了他「半個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於是寫了一篇《我的第一師父》。這位師父叫龍師父，紹興長慶寺的一位和尚。關於拜和尚為師的原因，文章是這樣解釋的：「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稀為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里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

魯迅的母親後來補充了幾個怕魯迅養不大的理由：一是魯迅出生那天是陰曆八月初三，與灶王爺同一天生日，衝撞了神靈，而這位神靈不僅能降福，而且能降災，得罪不起。二是魯迅出生時的「衣包」質地薄，像舊時的雨具蓑衣，紹興叫作「蓑衣包」。這種新生兒十分罕見。三是魯迅出生那年是閏年。閏年出生的人，跟神仙同生日，又是蓑衣包，按迷信的說法將來會出息，但又怕養不大。拜和尚為師，表示出家做了小和尚，就可以避凶神躲惡鬼了。

紹興原有很多寺廟，如大善寺、戒珠寺、雲門寺、平陽寺、大佛寺、龍華寺、五世禪寺、爐峰禪寺、羊山石佛寺等。魯迅選擇在長慶寺拜師，主要是這裡離家近，又有點兒名氣。據說該寺始建於宋代，為紹興八大寺之一。從魯迅所住的東昌坊口往北，過塔子橋，向南走不遠就是長慶寺。

魯迅拜的那個師父叫龍師父,長慶寺的住持。他身材瘦長，待人和氣。雖受了大戒，但不恪守佛門規矩。他不僅吃葷，抽大煙，而且娶老婆，生了5個兒子。其中跟魯迅感情很好的三師兄也娶老婆，並揚言：「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哪裡來。」魯迅寫《我的第一個師父》的時候，龍師父已經去世。他估計師兄弟們後來大半都做了一寺的住持，繁衍了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然而，魯迅的估計不盡準確。龍師父和他的弟子們娶親，因為他們是「吹敲和尚」，靠「拜經懺」度日——「拜經懺」就是吹吹打打，為死者祈福，所以待遇跟一般和尚有所不同。1948年春，許廣平跟周建人等到紹興，特意尋訪了長慶寺，並見到了龍師父的孫子企祥師父——他是龍師父第四個兒子阿方師父所生。據企祥師父說，龍師父的子孫原有24人，但遭遇十分悲慘：有的是死於貧病，有的是死於戰亂，有的被地痞流氓欺辱，存活下來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龍師父替魯迅取了一個法名，叫「長庚」，含長命百歲的之意。又送給魯迅兩件禮物：一件是用橄欖形小綢片縫製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一條懸掛著各種辟邪物的「牛繩」。至於魯迅讀佛經則跟龍師父完全無關，主要是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認識到佛教經典中包含了許多人生哲理。魯迅作品中有許多佛家語，如《野草》中的「大歡喜」「布施」「伽藍」「火宅」「火聚」「劍樹」「牛首阿旁」……可以說，不懂佛學，就解讀不了魯迅的《野草》。拜和尚為師，開啟了魯迅和佛學的淵源。

四、魯迅別名「方老五」

魯迅有姓有名有字有小名，還有100多個筆名，這些人們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據我所知，僅研究魯迅筆名的專著就有好幾種。但很少為人提及的是，魯迅還有一個別名，叫作「方老五」。

這個掌故出自魯迅二弟周遐壽（作人）的《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一書。該書第一部分《吶喊衍義》的第73節標題為《方玄綽》。文中寫道：「民六以後，劉半農因響應文學革命，被招到北京大學來教書，那時他所往來的大抵就是與《新青年》有關係的這些人。他也常到紹興縣館裡來。他住在東城，自然和沈尹默、錢玄同、馬幼漁諸人見面的機會很多，便時常對他們說起什麼時候來會館看見豫才，或是聽見他說什麼話。他們就挖苦說是像《儒林外史》里那成老爹，老是說那一天到方家去會方老五，後來因此一轉便把方老五當作魯迅的別名，一個時期里在那幾位口頭筆下（信札），這個名稱用得頗多的。」周作人的上述回憶是研究魯迅和研究《儒林外史》傳播史的珍貴資料，但還有一些有待補充說明的地方。

周作人1917年4月1日從紹興到北京，在北京大學文科任教，跟魯迅同住在位於宣武門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對其兄的情況當然了如指掌。更何況「方老五」這個別名用了「一個時期」，不僅出諸友人口頭，而且見諸友人書簡，應該是不會有錯的。不過，我手頭有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鉛印本，依據的是嘉慶八年（1803）卧閑草堂的線裝本——這是現存《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書中卻沒有出現「方老五」這個人物，一時令我費解。

經查閱，《儒林外史》中有關成老爹的故事，見諸該書第46回《三山門賢人餞別，五河縣勢力熏心》和第47回《虞秀才重修元武閣，方鹽商大鬧節孝祠》。小說中的成老爹酒糟臉，花白鬍須，是一個「勢力熏心」的小人，以做中介人（當時叫「行頭」）為職業，撮合一些生意（比如買賣田地），以賺取傭金。當時五河縣的虞華軒家道衰敗，而方老六家卻是暴發戶。成老爹趨炎附勢，常常把出入方家掛在口頭，結果被虞華軒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劉半農跟周作人一樣，也是1917年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但由於他沒有博士頭銜，留美背景，頗被胡適等小覷，教書是在預科，心中有一股悶氣。他接觸多的同事，是錢玄同、沈尹默、馬幼漁等人。劉半農當年26歲，待人真誠，愛好廣泛，談吐詼諧，深為周氏兄弟賞識。劉半農對周氏兄弟也深懷敬意。不過他到紹興縣館造訪，恐怕最初是拜訪周作人，因為魯迅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直到1920年8月才到北京大學兼職。由於劉半農常說起拜訪周氏兄弟，無意間可能流露出自炫之情，所以朋友們戲稱他為「成老爹」，周作人因此成了「方老六」。魯迅是周作人的長兄，自然也就成了「方老五」。

劉半農跟他的朋友之間互取綽號，純屬玩笑，不能較真，更不能跟比擬的人物一一對號。比如沈尹默遇事沉著穩重，朋友們就戲稱他為「鬼谷子」。馬幼漁是鄞縣人，姓馬，劉半農給他寫信就直書「鄞縣馬廄」。劉半農原是鴛鴦蝴蝶派作家，言談間流露羨慕「紅袖添香」的語氣，周作人和錢玄同就將他的號改為「半倫」，內含缺失倫理道德之意，劉半農也並不在意。1934年劉半農英年早逝，周作人為他撰寫了墓誌，魯迅為他撰寫了回憶散文《憶劉半農君》，緬懷他們之間長達17年的友誼。

正因為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一個「方老五」的別號，所以1922年6月他創作小說《端午節》時就把主人公的名字確定為「方玄綽」。這位主人公的一些觀點和經歷也跟魯迅相似。周作人認為，「方玄綽」的姓跟「方老五」有關，而名字卻沒有什麼意義。這種看法自然有他的依據。不過，「玄」有不容易理解的意思；「綽」有外號的意思。也許是說 「方老五」這個外號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吧。當然，這僅僅是我的一種推測。

周作人的回憶中還提到「豫才」，這是魯迅的字。魯迅初字豫山，因與「雨傘」諧音，後改為豫才。但魯迅書寫時常將「豫才」寫為「預才」。一般人認為「豫」與「預」是通假字，都含有「事前有所準備」的意思，並不深究。其實這種改寫體現了魯迅謙虛進取的精神。魯迅說：「這兩個字原是一樣的，但在我是兩樣的。我的家長為我取名，是希望我成為豫章之才（豫章是佳木，比喻傑出人才），而我現在還在預備著，所以常寫這個『預』，少寫那個『豫』。」從魯迅的別名和字，說明魯迅研究領域其實還有不少有待開墾的生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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