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我只為不多的讀者寫作 並以此為榮

「小說想寫什麼其實是不著數的，對一個作家來說，關鍵是怎麼寫。」在剛出版的《小說課》中，畢飛宇這樣寫道。

作家寫文學批評不奇怪，福斯特的《小說藝術面面觀》、伍爾夫的《論小說與小說家》，包括王士禎的《帶經堂詩話》等，均稱名著。

將評論家與作家的文學批評對照，趣味判然：批評家關注思想，總在追問「寫什麼」；作家則關注手藝，更願追問「怎麼寫」。

然而，文學卻絕不是「思想加手藝」這麼簡單。兩者俱備，並不等於就是好作品。這意味著，在思想與手藝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空白，而《小說課》試圖填補這個空白。

在畢飛宇看來，手藝本身也是一種思想，只是這思想不是哲學，很難用邏輯思維去捕捉它。一代代人們將其稱為靈感、趣味、境界、意境、小說智慧等，用畢飛宇的話說，它就「像出汗一樣，從內向外發散出來」。

從這個角度去讀《小說課》，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張創作構思的路線圖，一本怎樣當小說家的「科普手冊」。

《小說課》，畢飛宇，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3

小說的思想性不是注射進去的

北青藝評：您怎麼想起寫這麼一本書？

畢飛宇：算是巧合吧。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常被拉去講座，從來沒想過整理成文稿。後來在南京大學做系列講座，恰好《鐘山》雜誌約我開專欄，我就把講座稿整理成文，聚合在一起，就是這本書了。如果一開始我就這麼做，現在得出一堆書了。

北青藝評：這本書讓人想起金聖嘆，近於傳統的點評式文學批評，為何這麼寫？

畢飛宇：還是有區別的。金聖嘆的批評很短，每章開頭時略長，後面都是點評，幾十個點彙集起來，前後無邏輯。而我這本書的每篇文章還是有邏輯的，是完整的文章。

不過，我對金聖嘆的批評方法很熟悉，10多歲時就開始看，至今手邊仍有，因為它對我講課有幫助。金聖嘆是將我提升為一個好讀者的人，沒有他，我可能無法走上寫作這條路。

北青藝評：當時金聖嘆的東西不是禁書嗎？

畢飛宇：當時很多書是禁書，偏偏《金聖嘆評水滸傳》不是，1975年有個「評《水滸》，批宋江」運動，讓這本書成了普通百姓唯一能接觸到的傳統文化書籍。

北青藝評：您為何這麼喜歡金聖嘆？

畢飛宇：因為咱們中學的語文課，包括大學的文藝理論、小說讀法等，都是在小說外圍下工夫，只講作家履歷、創作背景、社會意義、思想性、批評誰、歌頌誰等，就是不進入文本內部去分析。猶如環城公路賽，費了很大勁，卻始終在繞圈子。總之，這些課對寫小說沒什麼幫助。

上中學時，我無意翻到《金聖嘆評水滸傳》，一開始沒注意到點評，讀完小說後，再看點評，越看越有滋味，那時我還沒想過將來會去寫小說。

金聖嘆的點評好看，因為他是由內向外寫，告訴你作家為什麼要這麼寫。小說都是從內部寫起的，誰會先定好主題思想之類再去寫呢？那就寫不出來了。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針管注射到身體里去的，而是從作家身體內部，像出汗那樣，自然流淌出來的。否則，你就無法將哲學與文學、邏輯與感性區分開來。

當然，我真正意識到這些是很多年後了，這是個漫長的摸索過程，一點點懷疑並否定學校教給我的東西。

怎能跟教授們去比學問

北青藝評：其實從您的書中還是能看出中文系的底子的，比如分析《促織》時，與《變形記》進行了精彩對比。您說從表面看，二者都採取了變形、魔幻的手法，但卡夫卡關注的是人，蒲松齡卻未能突破民的框架。這段分析，其實還是在談「寫什麼」。

畢飛宇：確實如此。如果不是英語不太好，當年我可能就會去研究文藝學或美學，會一直讀完博士，那就是另一條人生道路了。我是一個對理論有興趣的作家，我大學畢業後教了5年書，還編了一套美學教材，所以分析小說的基本功還在。但我不可能把這本書寫成學術著作，在南京大學中文系裡，研究文學史、文藝美學、小說論的好教授太多了，我和他們唯一不同，在於我有寫小說的經驗，我怎能放棄所長，去和人家比學問？

北青藝評：您這本書試圖展現「小說智慧」，但在這個「科學智慧」壓倒一切的時代，這麼做有意義嗎？

畢飛宇：當然有意義，因為人應該有足夠的精神寬度，如果從生到死，始終用一種方式面對生活，這樣的生命就是有缺憾的。對個體而言，有時思維方式、角度一換，可能一個全新的人就誕生了。

比如一個女人，她在街上看到小孩，會覺得孩子很好玩。幾年後，她成了母親，再在街上看到小孩，她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因為她擁有了母親的視角，情感方式改變了。

這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在精神世界中，還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我是大學教師，面對的學生天天都在接受「科學智慧」的訓練，我有義務讓他們知道世界上還有「小說智慧」。如果他們畢業時，不能多帶一個腦袋走，那他的大學也就白念了。

愛比超越更重要

北青藝評：在現實生活中，只有一個腦袋的人太多了，在網上，為一點小事網友們就會吵成一鍋粥。

畢飛宇：我倒不認為這是「科學智慧」的結果，恰恰相反，很少有網友在用腦子講話，多是在用舌頭講話。他們不拼邏輯，只拼嗓音，拼感嘆號的數量。

社會發展了，依然出現這種情況，所以我認為，今天擁有理性思維比擁有感性思維更重要。說到底，文明就是理性，就是講道理。

北青藝評：作為寫作者，該怎樣處理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之間的關係？

畢飛宇：沒什麼辦法，二者之間的對立永遠存在，只能由天性決定。或者去當理性強的作家，或者去當情感豐沛的作家，但你最終會知道，你是無法改變自己的。唯一能改變的是態度，你只能順應自己的內心去寫，接受它的聲音。

北青藝評：這種衝突會不會讓你很痛苦？

畢飛宇：我兒子還很小時，我就帶他去跑步，一到極限，我就告訴他，熬過這2分鐘，你會發現你還有驚人的能量。所以他很小便知道，每個人都有極限，但過去了，好光景就在眼前。我對兒子這麼說，對自己也這麼說。當我覺得困難時，我知道那是到達了極限，所以一是別急於放下，二是別恐慌。

北青藝評：作家要不斷超越自己，這其實也是一種煎熬，您會怎麼應對？

畢飛宇：超越自己一定是好事，但我問過自己，為什麼要寫作，最根本的原因是愛，而不是超越。所以能超越就超越，超越不了，做的也是自己所愛的事，能從中得到快樂，這就足夠了。

我從沒說我講的就是對的

北青藝評：您是大學教師，如今大學生還讀小說嗎？

畢飛宇：我在南京大學教書，也到其他大學講座，講座完學生們會提問，其實回答很容易，提問題更難，從中很容易判斷出他們的閱讀量如何。從北京、南京的情況看，令人樂觀。我1984年在揚州師範學院讀大二時，成為學校詩社的社長，可以很榮幸地告訴你，這個詩社現在還在。

不過，如今理科生比文科生更關注我的講座，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理科生的文學課太少？我百思不得其解。

小說影響力下降了，也沒必要難過。文學不可能再像當年那麼輝煌，因為那是個大變遷的時代，文學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在今天，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小眾作家，我從來沒想成為大眾作家，我只為不多的讀者而寫作，並以此為榮。但中國人口這麼多，小眾的數量其實也並不小。

北青藝評：李敬澤曾說，虛構正變得越來越艱難，您怎麼看？

畢飛宇：李敬澤還說過另一句話：如果你想寫一個長篇，2年內還沒寫完，第3年就不用拿出來了，因為它已過時了。

你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3年前你關心的東西，現在還關心嗎？3年前的房價，和現在還一樣嗎？社會變動太快了，讓作家應接不暇，我們的眼睛、耳朵、皮膚全都變得遲鈍了。過去的歷史是有節奏的，作家能適應它，現在真適應不過來。

北青藝評：如果學生們沒有足夠的閱讀，他們能聽得懂您的課嗎？

畢飛宇：所以我只講最常見的小說，如蒲松齡的《促織》、莫泊桑的《項鏈》、魯迅的《故鄉》等，中學課本里都有，這對我很有挑戰性，因為這些小說被許多中學老師講過。

我開始講座的第二天，電視台兵分兩路，一路來採訪我，一路去採訪各中學的教師，問是否同意我的解讀。

我特別要聲明一點，我從來沒說我講的就是對的。對中學生來說，應以老師的講解為準，我講的只是補充，只是打開另一扇進入小說的門而已。

北青藝評：打開這扇門的意義何在？

畢飛宇：2005年我到法國，有兩位攝影師在海灘上為我拍照，他們忙了2個小時，突然，其中一人躺了下來，讓我在他面前走過，他來拍。我覺得很搞笑，怎麼拍不行，為什麼要躺著拍？可轉念一想：為什麼人家不能躺著拍呢？換一個角度，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發現。讀小說也如此，你可以坐著看，也可以跪著看、躺著看。

讀《紅樓夢》就像談戀愛

北青藝評：如今年輕人面對的壓力比較大，這或者也是他們不太愛閱讀的原因吧？

畢飛宇：我不這麼看，歐美也處在互聯網時代中，可人家地鐵、火車、機場里，閱讀的人多得讓人嘆服。他們壓力也很大，單就作家來說，我覺得外國作家壓力就比中國作家大，不閱讀，可能還是生活態度、文化傳統的問題。

北青藝評：雖然現在年輕人不太讀紙質書，可他們讀電子書，這不一樣嗎？

畢飛宇：完全不是一回事。對我來說，如果手裡沒有筆，不能批註、做個記號什麼的，那就不叫讀書。紙質閱讀是延續的，會持續發生影響。幾年後翻出來，看著那些批註，你還能想起當初的感受。電子書就不同了，看過就徹底過去了，不會留下任何痕迹。

讀一本400頁的紙質書，你大腦就要建構一個400頁的體系，而讀一本電子書，你大腦建構的體系只有這一屏，所以可以從歷史串到體育，從體育串到搖滾，從搖滾串到汽車，最後什麼也留不下來。

總之，我還是喜歡讀紙質書的那種儀式感。

北青藝評：您最近在讀什麼小說？

畢飛宇：其實我現在很少看當代小說了，就像剛才說的，小說不再像當年那樣，給人以震撼的感覺了。不過我的房間中永遠放著一堆經典小說，有時間就會去翻翻。我看老小說的時間遠遠多於新小說。

北青藝評：從書中可見，您對《紅樓夢》相當熟，您看了多少遍？

畢飛宇：這我就不敢說了，因為在我家，我看《紅樓夢》的次數是最少的。我夫人每年都要看一遍，我父親在「文革」時，晚上點著小油燈還在偷偷看，你說我怎麼和他們比？但《紅樓夢》的細節我還算熟悉。我年輕時不喜歡《紅樓夢》，現在則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讀《紅樓夢》需要年齡，這就像談戀愛，不到年齡你談不了。

在我的寫作中，對我產生影響的作品非常多，但《紅樓夢》對我影響最大，只是從字句上看不出來。

俄羅斯文學偉大，是其文學土壤偉大，因為誕生了一大批作家，這個不行那個上，出巨著是必然的。《紅樓夢》偉大則是個案、是偶然，完全源於曹雪芹這樣難得一見的天才，它恰好落戶在中國。

我幹什麼不吆喝什麼

北青藝評：您寫這本書時，心中的目標讀者群體是誰？

畢飛宇：雖然這些課是在大學裡講的，但我最大的願望是中學語文老師來讀，如果他們能從中受到啟發，則將來的孩子們會受益，更多感受到文學的自由與美，特別是文學的自由。

北青藝評：也許中學老師們會對您的書不以為然。

畢飛宇：沒問題，哪怕他們批判我的書也好，就算你完全不同意，你也該知道，小說還有這種讀法。誰對誰錯不重要，文學不看重結論，看重的是過程。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教人如何讀小說，而是想方設法幫人們如何寫小說，最重要的是，讓大家看到作家是如何思考的，創作的思路是什麼，對於想寫小說的人，這本書對他肯定會有幫助，比讀文學史、文藝理論更有價值。

北青藝評：今天想當專業作家的孩子不會太多吧？

畢飛宇：在任何時候，我都不會勸年輕人去做專業作家。我也不是專業作家，我有自己的工作，寫作只是我的業餘愛好。靠寫作養活自己這條路太難了，總說幹什麼吆喝什麼，我是幹什麼不吆喝什麼。

北青藝評：您一直在健身，這對寫作有幫助嗎？

畢飛宇：我健身的目的不是為了寫作，但對寫作一定會有幫助。健身讓我比同時代的許多作家更健康、更精力充沛。雖然我會寫頹廢人物、悲劇人物，但我很少感到頹廢。寫作者內心付出巨大，好身體有利於寫作。

不怕寫得慢，就怕寫太快

北青藝評：您的下一部長篇何時會出來？

畢飛宇：這兩年我刻意讓放一放，這樣才能寫下一部。

北青藝評：您的寫作速度如何？現在網路寫手一天得寫一萬字。

畢飛宇：我一天大概要寫六七小時，一天大概寫1000到1500字。一天一萬字太不正常了，人的能力達不到，只能降低對文字的要求，那是我不能忍受的。

北青藝評：這麼慢？

畢飛宇：這還慢？我這個速度很正常，已經算比較快的了。寫小說要考慮的因素太多，就像開車一樣，如果只看前面，一定會出車禍，你要四面八方都看到。寫小說時，要考慮情節、人物、時間、語言等八九個因素，必須綜合推進。

寫小說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寫著寫著容易high（興奮），這時我會刻意把速度降下來，只用兩個手指打字。我不擔心慢，就怕因為high寫得太快。年輕時常幹這種事，一下寫了很多，第二天早晨起床一看，全是垃圾。不是我給自己找彆扭，而是虧吃得太多了，所以現在不得不這麼干。

如今寫到high時，因為寫作速度降下來了，所以內心特別快樂，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北青藝評：這種談小說的書，您將來還會寫嗎？

畢飛宇：一定會寫，因為還在講課，將來可能會談長篇小說，談一些專業作家才懂的話題，比如時間，《百年孤獨》如果去掉時間因素，恐怕得寫八九卷，那就沒什麼看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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