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喬姆斯基革命」今如何？

騰訊科學訊 1957年，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政論家喬姆斯基（N. Chomsky，1928-）的《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一書面世，標誌著轉換生成語法的誕生。在書中，喬氏關注人腦的形式屬性和普遍語法，注重理論的構建，強調語言的解釋性，採用假說-演繹性的理論方法，開創了全新的視角。喬氏語法理論挑戰了當時流行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被稱作是「喬姆斯基革命」（Chomsky』s revolution）。

喬氏認為,語言學是認知心理學的一部分,語法是存在於人腦的語言機制。他強調，語言是先天產物。轉換生成語法研究體現在人腦中的認知系統和普遍語法,確定語法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探討這些系統與其他認知系統的相互作用。他的這一理論將語言學研究的重點從語言行為轉移到人語言行為的大腦產生機制上來。

喬氏提出的研究人類語言機能範式包含三部分：（1）語言學知識的正式明確性模型的構建；（2）普遍語法規則的檢索對可能語法空間的精準勾勒；（3）語法知識和語法使用可以被視為不同的方法性假說。這項研究曾經宣稱其最終的理論是為了解釋普遍語法規則的運用是語言習得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的遞歸性（運用有限語言表達無限思想的能力）是普遍語法理論的核心觀點。

在過去60年里，人們對喬氏革命的評價褒貶不一。支持者當然對喬氏及其革命大加褒揚，如美國語言學家裡斯（R. Lees）宣稱，喬氏為理解人類行為的新科學革命指明了方向；美國哲學家、語言學家舍爾(J. Searl)認為，喬氏革命對哲學、語言學、心理學等都具有深刻的影響。而反對者卻對喬氏及其革命極力貶斥，如美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默里（S. Murray）認為，喬氏根本沒有憑藉《句法結構》掀起一場革命，而是夥同他人策划了一場學界的「宮廷政變」（palace coup）；美國語言學家格雷（B. Gray）甚至認為，根本就不存在喬氏革命,存在的只有這樣一種形勢：轉換主義者已經成功地奪取了權力機構。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語言學家萊因斯（J. Lyons）對喬氏革命評論道：「不論喬氏語法理論正確與否，它無疑是當前最有生命力、最有影響的語法理論；任何不想落後於語言學發展形勢的語言學家都不敢忽視喬氏的理論建樹。」

本世紀以來，喬氏的學說，尤其是「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的假設連遭強烈質疑。例如，美國語言學家埃弗雷特（D. Everett）2005年就曾向喬氏的學說發起挑戰。他以自己研究了30年的亞馬孫部落作為佐證，提出語言結構並非從頭腦中憑空產生，而絕大部分是文化熏陶的產物。埃弗雷特認為，僅僅依據我們具備習得語言的能力，並不能得出「語言是先天產物」的結論。

此外，英國語言學家埃文斯（V. Evans）在2014年出版的《語言神話：為什麼語言不是一種本能》（The Language Myth: Why language is not an instinct）一書中再次向喬氏的「語言本能」論提出挑戰。他搜集整理了許多明顯的經驗證據，把「語言本能神話」分成不同方面，比如是否存在普遍語法和內在語言模塊，是否天生就有等。經過深入探究，埃文斯認為，「語言作為本能」的觀點應替換成「語言作為使用」。

有意思的是，美國作家、新新聞主義鼻祖沃爾夫（T. Wolfe）在去年出版的《演講的王國》（The Kingdom of Speech）一書中也向喬氏的學說開了一炮。他說，「語言器官、普遍語法……沒有一個是真實存在的。」他還說自己非常小心翼翼，不想把喬氏的語言理論及其激進左派觀點混淆了。

1987 年5月，在哈爾濱舉辦的「生成語法國際研討會」上，中國語言學家、數學家周海中曾指出，「普遍語法一直以來都是備受爭議的熱門話題。人類的語言能力究竟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習得的；語言的演化是人類基因作用的結果，還是歷史文化影響的結果。由於這些問題至今還沒有讓人特別信服的答案，因此對普遍語法的探究和論爭仍將繼續下去。」近年來對普遍語法的爭論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說法。看來也只有等待認知神經學的研究揭示大腦的語言處理器的功能後才有可能平息這場關於普遍語法的爭議了。

毫無疑問，經典名著《句法結構》已把人們對語言學的認識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對於喬氏語法理論是否引發了一場革命,自誕生之日起就眾說紛紜，爭論不休。但是，它對語言學發展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對其他學科的發展也具有啟蒙作用，促進了各個學科與語言學之間的融合，加速了各自的發展；其體系、內容仍在不斷發展完善之中。（陳立/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