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草的戰爭

中國古代戰爭中，軍糧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物資，幾乎沒有之一。一支失去了給養的軍隊即便再剽悍善戰，用不了多久也會因飢餓而喪失戰鬥力，長平之戰的趙軍已用自己的慘痛教訓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這點。《管子》稱：「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凡與敵對壘，勝負未決，有糧則勝，是故軍無輜重則亡。」西漢時期的晁錯也在《論貴粟疏》中稱：「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出於這樣的原因，當時各國都十分重視糧草儲備，秦國就有專門的《倉律》，對此進行了各種嚴格規定：糧食入倉時，穀物要按黃、白、青三種分別儲藏，還要註明儲藏數量、各級主管人員；取糧食時，如果不是原入倉人員來出倉，就要把倉中的糧食都稱量一下，稱出的數目和入倉時一樣才允許出倉，以防管理者私吞糧食。

這些儲藏的糧食一般以萬石為單位，每萬石被稱為一「積」；像舊都櫟陽這樣的重要城市，是兩萬石一「積」，咸陽倉則是十萬石一「積」，這叫太倉，天下最大的太倉是敖倉，位於魏國廣武，也就是後來「楚河漢界」的地方。史料沒明確記載這座倉庫儲藏了多少糧食，但秦末戰爭中，它先是給秦軍，後來又給劉邦的漢軍提供糧草，保守估計，存糧至少能供數十萬人次吃上四五年，其糧食儲備量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光有豐厚的糧草儲備還遠遠不夠，糧草運輸是一個更棘手的難題。

現代戰爭中，軍糧都是經過處理後的壓縮食品，往往由士兵們隨身攜帶；但古代並沒有這樣的工藝，士兵們的軍糧都是真正意義上的糧食，不可能隨身攜帶很多，只要幾天就會告罄。一旦遇上時間稍長、規模較大的戰事，只能從後方將糧草運來，集中囤積在一處，在作戰間隙現行烹煮；如果是長達數百里的遠征或追擊，甚至需要先將糧草秘密運送到距戰場較近的地點隱藏好，等軍隊正式開拔後，再來到這些指定地點，獲得補給。

當時沒有汽車等現代化交通工具，想要運輸糧草，一般只能由人力或畜力運輸，但他們在運糧途中同樣要吃糧食，路途越遙遠，消耗口糧也就越多。《漢書?主父偃列傳》記載，蒙恬北擊匈奴的時候，糧草主要從如今山東的黃、腄、琅琊等地區運到內蒙古，每運輸三十鍾糧草，只能有一石最終運到前線，其他絕大部分都會在路途中消耗掉。正因為這種驚人的消耗，中國古代的軍隊中真正專職作戰的士兵只是少數，大部分都兼任運糧的後勤人員。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估算，一支理論上10萬人的軍隊，需要30萬民夫運糧，其中能夠上陣打仗的士兵也只有7萬人。

更重要的是，一旦糧道被敵軍截斷，後方的糧草無法運輸到前線，幾乎就等同於己方的失敗。長平之戰中，白起正是注意到當地山路崎嶇狹窄，趙軍運糧十分艱難，派出奇兵切斷了趙軍補給線；數十年後的巨鹿之戰，秦將章邯儘管也意識到保護糧道的重要性，專門建甬道運糧，卻還是被項羽故伎重施，切斷了糧道。被包圍又失去糧草的趙軍和秦軍，最終不得不在飢餓中選擇了投降，兩場大戰的結局早在糧道被切斷後就已註定。

在當時條件下，解決運輸難題的最佳方式只能是水路運糧，一方面船隻可以承載大批糧草，途中的消耗也遠小於陸路運輸；另一方面，如果能順流而下，運糧會更加便捷。《華陽國志》載，名將司馬錯曾率領十萬大軍、上萬艘大舶船，載著六百萬斛大米，從蜀地出發，浮江伐楚，攻佔了商於之地。

征服百越時，由於嶺南地區山巒連綿，陸路運輸極為艱難，秦軍遲遲無法取得戰事的進展。後來一名監御史「祿」設計了靈渠，連接了湘水、灕水，軍糧得以從關中地區沿著南方密布的水網一直運到嶺南腹地，糧草問題迎刃而解，這也成為整場戰爭的轉折點，靈渠修成後的第二年，秦軍就基本平定了嶺南地區。

另一種解決方式是從敵方那裡奪取糧草，這樣既解決了自己的給養，又削弱了敵軍。《孫子兵法》稱，聰明的將領要學會從敵人那裡獲得糧食，每吃掉敵軍一鍾糧食，相當於自己得到了二十鍾；每吃掉敵軍一石草料，相當於自己得到了二十石。歷史上也有些這方面的戰例。春秋時期的城濮之戰，晉軍擊敗楚軍後，曾經「三日館穀」，也就是在楚軍營地駐紮了三日，吃繳獲的軍糧；楚漢戰爭期間，敖倉一直是劉邦項羽反覆爭奪的焦點，雙方目的自然都是為了儲存在那裡的大量糧草；不事生產的游牧民族更是主要靠掠奪為生。

不過，「因糧於敵」的情況大多隻適用於短期內結束、距離較近、規模也較小的戰爭，歷史上更常見的還是燒毀敵軍糧草。漢武帝打擊匈奴時，名將衛青千里奔襲，攻克了匈奴的趙信城，獲得了大量軍糧，但漢軍來不及將這些糧草運走，最後只在此飽餐了一天，離開前將剩餘糧草盡數燒毀；官渡之戰中，曹操突襲了袁軍的烏巢，也是燒掉了那裡的糧草，迫使袁紹撤軍。

如果是長期的拉鋸戰，最穩妥的方式還是屯田。也就是在邊境地帶專門開闢田地，由士兵們、從內地遷徙來的戍卒罪犯們進行耕種，官府派出專職人員進行管理。這樣既克服了遠途運糧的困難，也可以使軍隊在長期戰爭中獲得穩定糧草供應。蒙恬在北疆戍守時，有可能採取了屯田，到了西漢時期，名將趙充國正式創造了這一形式；東漢末年，曹操也在許昌實行屯田，這為他統一北方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