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十大名曲及背後的典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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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逸士胸懷鴻鵠之志――《平沙落雁》
據說《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來流傳最廣的古琴曲,現存的琴譜就達五十餘種。與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後,並無膾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載於明代崇禎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這樣解題《平沙落雁》:
「蓋取其秋高氣爽,風靜沙平,雲程萬里,天際飛鳴。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通體節奏凡三起三落。初彈似鴻雁來賓,極雲霄之縹緲,序雁行以和鳴,倏隱倏顯,若往若來。其欲落也,迴環顧盼,空際盤旋;其將落也。息聲斜掠,繞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應,三五成群,飛鳴宿食,得所適情:子母隨而雌雄讓,亦能品焉。」
按說崇禎七年的時代,正是明朝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的時代。朱明王朝王祚將盡,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此時刊印《古音正宗》,也許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題文字意趣昂然,並無半點憂天憫地的情緒在內。也許「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兩句,正是中心點題之句,以示儒家倡導的「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隱士,指隱居山林的讀書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從現實急流中退卻下來的文人,在山林、田園中找到了最後的棲身之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的說法。中國歷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國隱逸文化影響甚深。逸士雖「處江湖之遠」,但社會影響力有時並不弱於「居廟堂之高」者。
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商朝的伊尹曾隱於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隱於山野。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隱士層出不窮。漢代以後,隱士的身份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一般指那些不與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人。三國魏晉時代是隱逸最盛行的時代,士人「以高隱為貴」,諸葛亮、陸機、王猛、謝安等歷史名臣都曾有過隱逸的經歷。
真正的隱士應該「只釣鱸魚不釣名」,但是,漸漸地,自魏晉以降,隱逸卻有極端化、世俗化的傾向。隱士中的一些人,他們不但「釣名」,而且「釣利」。他們把隱逸做為獲取名譽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當權者,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刻意逢迎隱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隱」充「高隱」。
《晉書·列傳第六十九》記載,隆安二年(399年),東晉權臣桓玄(桓溫之子)發動叛亂,把持了東晉朝政。自魏晉以來歷代都有隱士,偏偏當時卻一個也沒有。桓玄覺得很沒面子。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他趕緊派人找來了西晉著名隱士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之。先讓皇甫希之隱居山林,由桓玄資助各種費用。然後桓玄下召將皇甫希之徵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辭不接受,然後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為「高士」。此事傳為舉世笑談,時人戲稱這種隱士為「充隱」。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見於唐代劉肅編的《大唐新語·隱逸》。唐時的盧藏用考中進士後,特地隱居終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與當時的朝士交往密切,後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遺,時人稱之為「隨駕隱士」。另一個隱士司馬承禎嘗被召,將還山,盧藏用指著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司馬承禎慢慢道:「以在下看,這是仕官的捷徑啊。」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終南捷徑」。此時隱逸已成為一條做官捷徑了。
士人的隱逸,根據其價值取向,大致可分為儒之隱和道之隱。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則進,天下無道則隱。儒之隱者大都抱有「兼濟天下」的抱負。而道之隱則無任何功利目的,通過遁世來使心靈獲得最徹底的明澈和寧靜。對於那些既有從政經歷又有隱逸經歷的人來說,其隱逸分為仕前隱和仕後隱,即先隱後仕和先仕後隱。《平沙落雁》所表現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雖身處隱逸之地,猶胸懷「鴻鵠之志」,應屬於儒之隱和仕前隱。
真正做到徹底的隱逸,談何容易。自古以來,象陶淵明、謝靈運一樣純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數的逸士,或為世情所困,或因言獲罪,最終歸隱山林,潛居幽廬,也許不過是為世人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他們表面上超脫,但內心裡也許從未平靜過。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對懷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勵志,和對因言獲罪而退隱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橫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潔,冰肌玉骨,凌寒留香,歷來是文人墨客詠嘆的對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簫曲,後被改編為琴曲。「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調反覆演奏三次。這種反覆的處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風中次第綻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個性和節節向上的氣概。
《梅花三弄》的歷史典故是東晉大將桓伊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調》的故事。《晉書·列傳五十一》和《世說新語·任誕第二十三》里都曾記載了這段典故。
王徽之應召赴東晉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碼頭。恰巧桓伊在岸上過,王徽之與王徽之並不相識。這時船上一位客人道,「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對桓伊說:「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伊此時已是高官貴胄,但他也久聞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車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調,高妙絕倫。吹奏完畢,桓伊立即上車走了。賓主雙方沒有交談一句話。晉人之曠達不拘禮節、磊落不著形跡,由此事可見一斑。
根據《晉書》的介紹,桓伊是武將,被封為右軍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也許是音樂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為人謙虛樸素,個性不張揚,曾立大功而從未招忌。正是由於這樣的性格,他才能靜的下心來精研音樂。《晉書》稱讚了他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後秦苻堅摔大軍進攻東晉,時任中郎將的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共破苻堅於淝水(即歷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而丞相謝安也因立下存晉之功而進官至太保。後來晉武帝之弟司馬道子與謝安發生權爭,屢進讒言,對謝安極盡誹謗。晉武帝對謝安有了猜疑之心,漸漸開始冷落謝安。桓伊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會上,桓伊為晉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詩》,詩中唱道:「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其「聲節慷慨,俯仰可觀」。使晉武帝甚有愧色。謝安也為之動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曾任黃門侍郎。王徽之行為怪誕,故作超脫,有才而放蕩不羈,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車騎將軍桓沖手下的騎兵參軍一職。一次桓沖問他:「你在哪個官署辦公?」他回答說:「不知是什麼官署,只是時常見到牽馬進來,好像是馬曹。」桓沖又問:「官府里有多少馬?」他回答說:「不問馬,怎麼知道馬的數目?」桓沖又問:「近來馬死了多少?」他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覆幽默詼諧,但都有來處。西漢時丞相府曾設馬曹,但東晉時軍中並無馬曹一職,王徽之為顯示自己率性超脫,不理俗務,故意說成馬曹。後來,宋代陸遊曾有「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的詩句,說的就是王徽之這一段典故。上述對話中「不問馬」,來自《論語·鄉黨》,原是說孔子的馬廄失火,孔子「不問馬」,只問傷了人沒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則來自《論語·先進》,原文為「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問,令人捧腹,但句句有來歷。其應變之妙,學問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風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聞,二人相會雖不交一語,卻是難得的機緣。正是由於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導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誕生。
據說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幾乎成了以秦淮八艷為代表的名妓們的必修科目。槳聲燈影里傳來陣陣清笛聲,為當時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誕生了「停艇聽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觀。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將古曲《梅花三弄》改變為鋼琴曲,其表現主題為毛澤東的詞《卜運算元·詠梅》,即「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姜玉恆演唱過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詞這樣唱道「紅塵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許,看人間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從通俗歌曲的角度來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現代人玩古風,無論是表現政治品格,還是表現男女之情,畢竟少卻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見分曉,毋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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