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處「制裁」張敬堯，抗日鋤奸毫不含糊，但暗殺異己也臭名昭著

文｜周渝

1932年9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了調查統計局，這個機構下設兩個處，戴笠的特務處被劃歸該局，設為第二處。特務處本部設於南京徐府巷，處長戴笠負責綜理全盤業務。第二處正式掛牌後乾的第一單就搞了個大新聞。

七七事變前，中日全面戰爭雖未起，但雙方已是諜影重重，日寇在各地的特務活動尤其猖獗。1933年《塘沽協定》簽訂後，日軍即在冀東設置特務機關，以土肥原賢二為機關長，到處勾結失意政客，密謀效仿炮製偽滿政權之方式製造「華北國」。這次被日軍選中的是北洋時代在湖南惡貫滿盈，在民國爛人榜上能排得上號的軍閥張敬堯。日本人為他提供了1000萬元的活動費，讓他在北平一帶舉行武裝暴動。這一消息很快被特務處偵知，並密報給時任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得知此陰謀後，何應欽即與特務處華北區特派員鄭介民商議對策，決定「制裁」張敬堯。

「制裁」是軍統常用的術語之一，即刺殺之意。當得知張敬堯藏身於中國人難以管理的六國飯店後，王天木、白世維等人潛入飯店，摸清了張敬堯的住所。5月7日這天，白世維發現張敬堯後隨即拔出手槍對其連開3槍，張敬堯胸部連中兩彈，送往醫院後即喪命，而白世維等特工則在成功刺張後全身而退。

當時日偽在中國設立的漢奸組織多如牛毛，例如「上海市人民自治促進會」「中日滿文化協會」「大光社」「大亞細亞同盟會」等組織均被特務處偵知，但因取證困難，一時未採取行動。不過在證據確鑿或影響惡劣的情況下，即使涉及日籍人員，特務處也照抓不誤，例如鄭州通商東巷9號的敵偽特務組織「文化研究社」因被戴笠掌握實際證據，於1937年1月14日被搗毀，社中的日籍成員山口勇男被抓獲。

涉及日籍人員的還有藏本事件。藏本英明是日本駐南京領事館的副館長，1934年6月9日突然「失蹤」，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跑到國民政府外交部大吼大叫，聲稱藏本已被抗日分子擊斃，日本大使館也發出強硬照會，限中國於48小時內找到藏本，同時將軍艦集中於下關江面，一副隨時準備開戰的勢頭。國民政府為此焦頭爛額，不知所措，倒是戴笠立即採取行動，他判斷藏本6月8日還在南京，僅隔一天即告失蹤，不可能走遠，極可能就潛藏在南京近郊紫金山一帶，於是立即下令搜查。果然13日午後，特務處人員在明孝陵附近尋獲藏本，並將其送至外交部。既然人已找到，日本也不好再挑事，這場國際風波遂告平息。

對於日偽漢奸的打擊和破壞，特務處的確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不能否認，這種特務組織正如一把雙刃劍，在對付國內不同政見者時，它們也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案例，例如震驚國內的楊杏佛案。參加過武昌起義的楊杏佛怎麼說都算是「黨國元老」級的人物了，但他在政治上確與南京政府水火不容，尤其在九一八事變後，公開堅決反對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監禁愛國人士。

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與其子楊小佛駕車外出，途經上海亞爾培路時，被事前潛伏的特務開槍射擊，楊杏佛與司機身中數槍，不久身亡，楊小佛腿部中一彈，幸免於難。這次負責刺楊的正是特務處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兇手一共6人。刺楊案僅過去一年半左右，戴笠手下的特務又在1934年11月13日殺害了著名報人、民主人士史量才。楊杏佛案和史量才案引起各界人士的憤怒，不過當時人們不了解特務組織情況，只說是「藍衣社特務」所殺。

對於中共，特務處取得的成果相當有限，這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一，中共自身諜報工作就相當厲害，特務處雖強，但並不能撈到多少便宜。其二，蔣介石對中共及黨內政敵等國內工作，主要由CC系的調統局第一處（即後來的中統）負責，特務處也沒有多少插手的餘地。直到兩統正式成立後，還一直延續著中統重心主內，軍統重心主外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