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離奇「從良彩票」：頭獎幸運兒可娶青樓名妓

彩票對於今天的中國人而言是個很熟悉的東西，這從遍布大街小巷的彩票亭就可見一斑。但實際上，彩票從國外舶來中國，尚且不足兩百年。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彩票是鴉片戰爭之後，以上海租界為中心發行的「呂宋票」。清代稱菲律賓為「呂宋」，呂宋票即菲律賓彩票，是西班牙在其殖民地菲律賓發行的一種大型彩票。在趨利心態的促使下，到了1882年，如《申報》所言，「呂宋國創設發財票迄今數十餘年，公平穩當，近年來流行中國」，僅在上海租界銷售呂宋票的就有五十家之多。時人稱之為「白鴿票」。其言下之意是，當你手持彩票時，好比懷抱一隻白鴿，人見人愛，浮想聯翩；開彩之後，大多數人中不了彩，猶如兩手一撤，白鴿一去不復返。

實際上，清朝對賭博的處罰極其嚴厲。按照《大清律例》規定，凡參與賭博，不論軍人還是百姓，一律枷號兩個月，杖責一百；官員犯有賭博行為者，革職枷責，並且不準將功抵罪。處罰之重，近於苛刻， 而呂宋票之類的彩票，「無賭博之名究有賭博之實」，實在也是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然而到了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訂後，清政府須賠款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列強逼債兇狠，1902年就要交出首批賠款2000餘萬兩。朝廷只好將巨額賠款轉嫁由地方攤派。各地財政早已困窘不堪，如今又要負擔龐大的賠款，各地方大員無不絞盡腦汁籌集款銀。房捐、鋪捐、膏捐紛紛開徵，廣東地區甚而開辦「豬捐」，實在駭人聽聞。壓力之下，督撫大員們終於再也顧不得彩票「倡導賭博之嫌」。湖廣總督張之洞帶頭聲稱，買彩票是願者上鉤之事，百姓自己花錢買彩票，等於主動向國家交稅，比派差役去向他們強征硬派好多啦。萬般無奈之中，清政府批准了張之洞的建議，浙江、湖北、廣東等省開始發行名稱為「善後籌款」的彩票。不久，清政府實行「新政」，舉辦各種新興經濟事業，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遼寧）、安徽等省也相繼以各種名義開辦彩票。一時間，彩票之風席捲神州大地。

這時的彩票俗稱「發財票」，這也道出了市井小民熱衷「彩票熱」的原委。清末發行的彩票，返利率將近七成，頗具誘惑力。清末作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有過這樣的記載：「哪曉得他時來運來，偶然買買發財票，居然中了一張二彩，得到一萬洋錢。」在當時，一萬洋錢是普通老百姓一生都難以賺到的天文數字。因此，帝國無論官吏、紳士、平民、知識分子統統陷人了「一夜巨富」的瘋狂之中。根據當的報紙的記載，「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處也。兒童走卒，里談偶語者，買彩票事也。」「開彩之日，眾人心坪坪而突動，意搖搖而不安。一無所獲者蹙然神傷，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偶中大獎者，貧兒暴富，揮霍於花天酒地之中。」

但對大清朝廷而言，無論名義是多麼冠冕堂皇，賑災也好，興辦學校也罷，最終目的都是通過彩票斂財。彩票不需要任何投資，只要放手讓民眾去買，一年幾十萬元唾手可得，算下來，全國彩票稅收達到數百萬元。而當時清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僅僅一個多億，其比例不能說不驚人。至於各省督撫熱衷辦彩票的真正目的，也是把彩票作為手中的一個生財工具，可以得到常年性的「預算外收入」。

這就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面。官辦彩票既以湖廣總督張之洞帶頭倡議，他治下的湖北省自然是發行彩票的急先鋒。可惜湖北彩票市場規模狹小，彩票銷售「購者寥寥」。譬如湖北「簽捐票」首期發行多達20000張，，雖經多方動員，至開彩時，還有800張未經售出。結果好大喜功的張之洞乾脆下令在所轄州縣實行只有中國才能見到的「攤派」。1902年，張之洞手裡有每票面值2000兩的彩票3000張，於是令手下每個知府必須買500張。知府拿了彩票，當然也不會自己出錢，於是令每個縣必須買50張。最後知縣們只好拿著彩票挨家挨戶地賣，哪一家大戶不買都不行。一個商人被攤到兩張，他只願意買一張，結果被抓到知府這裡，知府判決如下：買兩張，再罰兩張，「以示懲儆」。

另一方面，精明的國人很快也發現，比起買彩票，坐莊辦彩票更容易發財。於是各行各業紛紛興起了民辦彩票，連古玩業、出版界乃至「六根清凈」的僧人道士也不例外，它們層出不窮，相互間爭奇鬥勝，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越變越奇。

這時的彩票獎金早就不限於現金大洋了。清末廣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於同治末年虧空公款三百萬兩銀子，家產被全部籍沒充公。他在廣州西關的別墅豪宅「海山仙館」也被南海縣衙門收管，以發行彩票的方式售賣，共發行了彩票三萬條，每條金額為銀幣三角，頭獎即為「海山仙館」的所有權。香山縣 （今中山市）的一位鄉學先生幸運地中了頭獎，卻面臨著巨宅難以兌換成現銀的窘境，以他的財力，又無法自住，光是維護費用他也吃不消。為了儘快兌現，這位鄉學先生先是賣宅子里陳設的古玩名器，然後賣園林里的假山巨石，接下來又拆賣用名貴木料製作的門窗，末了連園子里種的名樹也鋸掉賣了。不過一兩年時間，「海山仙館」這座昔日的嶺南名園就只剩下幾堆頹垣敗瓦，最後竟被夷平成為耕種之地。

在千奇百怪的眾多彩票中，讓人大跌眼鏡的莫過於花會（妓院）彩票。中頭彩者，可將當地小有名氣的妓女娶為妻室。妓女若自己購買此種彩票而中大彩者，便可贖身從良。當時的報紙在報道此類彩票時還給出了頗具煽動性的標題：《欲作天台客者，請快買女優彩票》。譬如在天津，有名叫小連芬的女子系自幼被人拐賣於娼寮，之後經其父查得，巡警總局判定小連芬交濟良所擇配。到這裡事情的發展還算正常，接下來就變得離譜了，因為小連芬「身價較昂」（大洋二千塊），有關部門擔心沒人出錢為她贖身，所以頗為人性化地宣布，「方擬仿各省彩票辦法，出彩票三千張，每張二元，共取彩六千元，得頭彩者即領小連芬」。一如輿論所言，此「可謂彩票之中之別開生面者矣」，用兩千塊幫助「失足婦女」從良，另外四千塊反而落入主事者腰包，可謂是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了。

在諸多亂象奇景之中，自然也少不了彩票發行中的「作弊」。如湖北「簽捐票」開獎時，工作人員「將袖內號碼揭出，報稱頭彩」，結果被圍觀群眾當場發現。由於事情鬧得太大，最後張之洞被迫下令這期的開獎結果作廢，並將主持搖獎的兩名工作人員處決，以平民憤。 省城如此，下面的州縣自然更為不堪，譬如黃岡縣的彩票頭獎偏偏落到「與縣署素有往來」的縣城錢鋪手裡，真是無巧不成書了。

可以說，上個世紀的最初十年，各種彩票在大清各地遍地開花。大略言之，當時的二十幾個行省，竟有彩票不下兩百種之多。以致《大公報》驚呼，其時中國乃一「賭世界」。更有人諷刺當時的大清天下，放眼望去都是三隻鳥：鴿（彩票）、鴉（鴉片）、鷂（娼妓）。從今天的話說，就是「黃賭毒」泛濫，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彩票泛濫為政府所縱容，彩票不禁，其他社會公害難除，故而出現了取締彩票的輿論，「一切弊政不可不改革，彩票為之弊之尤，與憲政之進行，最相抵觸」。奉天《盛京時報》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政府當局靠彩票斂聚民財，實乃一低級的財政手段，「搜刮至於凈盡，乃遂為此無策之策」。

在輿論的強烈呼籲下，1909年，廣東省當局不顧經濟上的巨大代價（當時賭稅占廣東地方收入十分之一），嚴厲禁止賭博（包括彩票）。1909年11月，江蘇咨議局提出「永遠禁止彩票」的議案獲得一致通過。緊隨之後的浙江諮議局也提出「禁止彩票規則法案」，全省一律禁止彩票。當時，上海（時屬江蘇）是全國最大的彩票市場，浙江是第二大彩票市場，加上廣東，三地的彩票銷售量約佔全國的60%-70%。三省禁止彩票，引起各省的連鎖反應。到了宣統三年（1911年）《大清暫行新刑律》刊印問世，其中專設「關於賭博彩票之罪」一章，宣告清代的彩票熱潮就此收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