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人是啥時候失去尚武精神的

什麼是尚武精神？在中國精英們普遍進入「婦女態」的同時，日本的精英們卻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這令當時來訪的大清學者極為震撼……

中國的文弱，普遍認為正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杆子里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乾脆連槍杆子都藏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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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真宗手裡，宋室達到強盛頂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蔔。

清初思想家顏元指出：「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並認為其根子里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他甚至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著權力的臨幸。

中國雖然很早就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著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日本的精英們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

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泛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精英們，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日本精英群體已然具有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始寫作《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70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為這本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長達五千言的自序，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當梁啟超呼籲「中國武士道」的時候，革命派和立憲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飛、洪秀全，標準是種族革命;而立憲派則反對以族群劃線，而將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奉為民族英雄。

在一個尚武年代到來之時，中國卻又悲劇性地陷入了「誰是我們的敵人」的難題之中，「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傳統劇目持續上演，經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