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債務奴役制改革的時間到底是哪個？

古羅馬債務奴役制改革（《波埃特利法》）的時間有兩種記載，李維認為是公元前326年，瓦羅認為是公元前313年，筆者目前所了解過的史料及相關著作，都只列舉了兩種說法或是選擇了一種說法，沒有做出具體判斷。我們無法從兩種史料的一般可靠性上判斷哪種史料是真實的，只能從邏輯上和史料上判斷哪種觀點更加合理。

羅馬共和國的歷史是戰爭與階級鬥爭的歷史。公元前451年《十二銅表法》的出台是平民階級對貴族階級鬥爭的第一次勝利，從此之後，階級矛盾以各種形式不斷的爆發出來，導致了在布匿戰爭之前長期的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混亂。但是，正如馬基雅維利認為的那樣，階級鬥爭是建設性的鬥爭，而派系鬥爭才是破壞性的鬥爭，羅馬長期的階級鬥爭使得法律、政治制度和軍事制度越來越完善，使得共和國越來越團結和強大。債務奴役制改革本質上也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為了保障平民中的貧民的權益。「只要債務人宣誓聲明他無力還債，這法律便許他割讓財產，以保全他的人身自由；迄今因借款欠債未還而實行迅速扣押抵債的規定被取消，另規定羅馬市民除非受陪審員的判決，不得被牽走為奴。」（蒙森《羅馬史》第二卷第三章）

要分析債務奴役制改革的時間合理性問題，需要結合這近兩個世紀的階級鬥爭與戰爭來討論。327年至304年，羅馬正處於第二次薩莫奈戰爭當中，李維和瓦羅都認為改革處於這一時期。如果李維的說法更可信，也就是說第二次薩莫奈戰爭開始的第二年，羅馬就進行了債務奴役制改革，我認為這不符合客觀規律。舉個例子，公元前210年，也就是第二次布匿戰爭中期，羅馬面臨著嚴重的兵源危機，30個拉丁殖民地中間有12個拒絕提供新兵。由於漢尼拔對義大利南部地區的蹂躪，使得青壯年人口數量大幅下降，義大利的農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以至於羅馬元老院不得不向托勒密四世請求向羅馬供應糧食。我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戰爭，其最困難的時期不會是戰爭開始的時期（我所說的「困難」，不是指作戰的難度或者說敵人的強大，而是指戰爭資源如兵源、物資等的缺乏），而是在戰爭的中後期，當戰爭進行到一定的時候，雙方的戰爭資源都會面臨枯竭。這個時候統治階級就會力圖發掘戰爭資源，只要是有利於此的改革也更容易推動。因此326年的說法從這個角度看是站不住腳的，而313年是比較符合這一情況的。經歷了321年的考地烏姆之恥之後，羅馬人被迫與薩莫奈人締結了對羅馬人來說是非常可恥的和約。羅馬維持了六年的和約後，於315年繼續戰爭，但是，羅馬人連吃敗仗，羅馬在坎帕尼亞的地位岌岌可危，甚至威脅到了本土。314年羅馬人扭轉了局勢，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到了313年，就如210年的情況一樣，雖然羅馬人穩住了陣腳，但是羅馬的戰爭資源消耗是巨大的。在此時對債務奴役制進行改革阻力更小，更符合實際需求，因此更為合理。那有沒有什麼條件可以使326年的說法也能滿足上述要求呢？第一次薩莫奈戰爭發生於343至341年，時間短，規模小，與第二次薩莫奈戰爭的間隔長。也就是說，326年的時候，羅馬是有足夠的戰爭資源來維持戰爭的。

再來分析一下312年的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的改革，我認為，正是因為313年的改革，為312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礎。監察官克勞狄烏斯進行了一次大膽的改革，「在監察官中，他第一個著手審查元老的名單，並且把被釋奴隸的兒子們加了進去。」這種做法引起了元老院的激烈反抗，執政官不承認克勞狄烏斯新任命的元老。為了回應元老院的反抗，克勞狄烏斯實施了另一項改革措施：「每一個公民均有權加入任何一個特裡布斯並在他所願意的地方登記自己的財產。」（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第八章）這一改革削弱了保守的農村地區的優越性，但是該項改革對早期羅馬公社的農業性質抵觸太大，因此到了304年才被批准。此外，克勞狄烏斯還修建了羅馬的第一條軍事政治意義上的「大道」，稱為「阿皮亞」大道，這條大道最初是連接羅馬和卡普阿的，後來一直修到了布林迪西。我們來分析一下克勞狄烏斯的改革與建設。第一，為什麼克勞狄烏斯有這個膽量和實力審查元老院的名單？審查元老院名單是監察官的權力，但是，在克勞狄烏斯之前，沒有任何一個監察官敢於對元老院進行改革，他敢於做出改革，必定是有政治前提和社會基礎的。我認為正是因為313年對公民債務奴役制的取消和對債務奴隸的釋放，為克勞狄烏斯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前提和社會基礎。既然313年羅馬批准了債務奴役制的改革，那麼克勞狄烏斯很有可能隨著改革的趨勢，趁機延續313年的改革。我們要注意到他賦予了被釋奴隸的兒子們進入元老院的政治權利，這和債務奴役制的取消密切相關，顯然債務奴役制賦予了平民中的貧民更多的權利，而克勞狄烏斯改革則與其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就很容易讓人想到克勞狄烏斯可能在延續313年的改革。在執政官和元老院不認可改革的情況下，克勞狄烏斯竟能與之抗衡，試圖改變傳統上特裡布斯的分配原則，沒有313年奠定的社會基礎支持他，他是難以做到這點的。若債務奴役制改革發生於公元前313年，便為克勞狄烏斯的改革贏得了大量平民以及被釋奴隸的選票；若發生於326年，雖然在改革效力上和313年的情況是一樣的，但是時間跨度過大，對312年的改革不會產生明顯影響。順便一提，由於314年羅馬人在與薩莫奈人的戰爭中穩住了陣腳，羅馬人開始繼續向坎帕尼亞推進，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克勞狄烏斯會在312年修建「阿皮亞」大道了。

為了證明各時期法律的關聯性，即證明債務奴役制改革與克勞狄烏斯改革之間的關聯不是偶然性的，我們再來看看339年的普布利烏斯·披羅法。普布利烏斯·披羅實施了三項改革，這三項改革對之後的改革都十分重要，是平民階級與貴族階級鬥爭的一次重大勝利。第一，重複了449年就提出的，平民決定有一般法律的效力；第二，改變了元老院批准人民大會決議的程序，今後平民大會做出的決定不再需要元老院批准，元老院的批准只剩形式上的效力；第三，兩位監察官中的一位必須從平民中選出。很明顯能看出，普布利烏斯·披羅法對之後313年和312年的改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總結來說就是明確了人民大會決議的效力和平民對監察官的選舉權。

事實上，格拉古兄弟之前的歷史上出台的所有法律之間，都有一定的相關性，因為這些法律無論如何變化，其本質都是平民階級與貴族階級鬥爭的產物。也正是這種本質，解釋了313年與312年兩次改革之間的關聯，即古羅馬債務奴役制改革發生於313年的可能性要更大，瓦羅的記載更加可信。以上內容為筆者個人分析得出的觀點，不足之處請讀者批評指出。

作者：獻樂；歷史百家爭鳴特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