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 道安大師紀念

道安大師像（網路圖）

兩晉南北朝，是佛教東傳中國後生根開花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佛教信仰形態由帝王佛教向士人佛教，特別是民眾佛教轉型；佛教信仰圈由西來僧人向漢地百姓擴展；經論典藉由單本傳譯向系統性經典文本翻譯發展，可以說如果沒有兩晉南北朝祖師篳路藍縷、瀝血叩心的辛苦經營，就沒有慧日高懸、流光溢彩的隋唐佛教的盛世氣象。在這一時期里，佛圖澄、道安、慧遠三人影響尤為重大。其中道安大師承上啟下，著眼高遠，僧團建設始終是他關注的目標與焦點。如果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來審視中國佛教早期的這一位領袖人物，不僅僅拘泥於思想史的研究，就會深切領會梁啟超先生何以讚譽道安大師為「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

道安，本姓衛，常山撫柳（河北冀州）人。12歲出家，24歲時至鄴城（河北臨彰），成為佛圖澄的弟子。佛圖澄死後，道安因避戰亂，顛沛流離於翼，晉，豫一帶，後在襄陽，長安等地組建僧團，編纂目錄，整理新譯舊譯經典，制定僧尼規範，統一僧侶釋」姓。他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對於其生平事迹，學界多有研討，如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劉貴傑《東晉道安思想研究》、方廣錩《道安評傳》、胡中才《道安研究》等專著對於道安之生年、行歷、成就均有詳盡考辯，並有諸多創見。

一、從恆山僧團到襄陽僧團、長安僧團

荷蘭學者許理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國》一書中對道安僧團的評價是「佛教首次獲得宮廷支持並首次由中國法師領導。」改變以往由印度或西域高僧主導的局面。道安是佛圖澄弘法事業真誠的實踐者和有力的傳承者。他與佛圖澄一樣重視教團的建設。早期追隨佛圖澄，代師宣法，成就了「漆道人，驚四鄰」的傳奇。後避戰亂，於恆山建寺立塔，接引天下學人，逐漸形成「道安僧團」。慧遠、慧持等弟子就是於此時皈依道安門下的。道安的「恆山僧團」成為其基本隊伍，也成為日後弘法的精英骨幹。時值荒年，寇賊縱橫，北地形勢逼人，他南下避走，與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為廣布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等40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則率領弟子慧遠等400餘人到襄陽，組建「襄陽僧團」，先住白馬寺，再立檀溪寺。後前秦苻堅派兵攻佔襄陽，將道安和朱序等人送至長安。道安遂住在五重寺，四方學者，聞風而到，僧眾達數千人，形成龐大的「長安僧團」。

道安認識到教團建設是佛法的基礎，僧團是弘法度眾的主體。所以他一直致力於僧團制度的完善。佛教初傳中土百餘年間，「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這就是說雖有經典的傳譯，卻獨缺律典的傳來。道安認為，儘管大法東流，而佛教戒律卻至為不全，「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僧團業已成立，而維持僧團的制度卻不完備。道安「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所以，對律藏的迫切需求是規模頗具的僧團最為需要儘快解決的問題。道安焦慮說：「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猶樹之有根，常以深恨。」

從《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也可以感受到這份期盼：「法汰頃年鄙當世為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擁有一部完整的僧法成為當時僧團最大的主題。而當時僧眾的泛濫與世俗的混雜也會引起統治層的關注和不安。如後趙時，「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於此石虎曾提出質疑：「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偽。」 擬行擇別。僧團所應呈現出的清靜如法的生活樣態，所應具有的與世俗迥然有異的不共性的精神品格，已為僧俗、王權、民眾所認同、所期待。如當時道安於襄陽已擁有數百人的僧團，為護持僧團之清靜，以規約來規範僧眾，遂制「僧尼軌範」。按《梁高僧傳》記載是「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這樣說來，道安因當時戒律未能完全傳入，只得依律而立僧制來救急。「鑿空開荒，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

僧團制定了規約，日常修持才算有了依止。道安的好友習鑿齒在致謝安的書中讚歎說：「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 將一個數百人的龐大僧團管理得道風井然，實在得益於軌範，這是道安在僧制建設上的成功之處。因而，此僧制一出，「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道安也開啟了中國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別立僧制之先河，這為日後禪林創立「清規」打下了伏筆。

此外，道安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貢獻就是統一僧人姓氏。初時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這對中國佛教的一體化極為不利，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高僧傳》卷五《釋道安》講得很明白：「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歷代三寶紀》中記載說：「魏朱士行創首出家服法，為僧猶稱俗姓。吳晉相踵，弗革其風。逮自符秦，有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道俗欽仰，眾若稻麻。雲既剃除，紹繼釋種，子而異父，豈曰相承？今者出家，宜悉稱釋。」 這一條透露的信息是，朱士行曾嘗試為中土出家者創立僧儀規範，即「出家服法」，但其時僧人依然以俗家姓氏相稱，一直到道安，這一習慣才得以改變。

道安之後，隨著佛教在更大範圍內的傳播，佛教與中國社會諸系統的協調也在各個層面展開。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佛教內部又出現了許多依據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軌範。這樣在教團中就既有傳自印度的戒律，又穿插了許多根據實際需要而訂定的本土僧制。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中國僧人有了適合自身情形的規章制度，更為重要的是開拓了寺院規範的立法權，中國的僧團有了自己給自己訂立規矩的自治權。可以說，在教團制度建設上，伴隨戒律在中國的傳播，那就是中國僧制的制定與流傳，僧制幾乎成為與戒律並行不悖的僧團規範。中國僧人對自己所制、所守的行為規範關注的並不在乎其是否為佛說，而是在於它們在中國的適應性與應用性。

道安大師塑像（網路圖）

二、道安大師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

如果說佛圖澄利用與後趙統治層的關係，使得正法得立，民聽入道，不僅使佛教的弘化取得了國家政權的保護,而且為中國佛教僧團的建立贏得了合法性，更為中國佛教的展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那麼道安就是在僧團成立的基礎上確立僧尼軌範，開拓了僧團規範的立法權，對中國後世佛教教團秩序的建立，有極大貢獻。而慧遠對於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在制度設計層面多有建立，更在王權與法權、三教關係方面有較為深層的思索。他以包容平等的胸襟來建立廬山教團，使得僧俗良性互動，方內方外和諧共修。回顧祖孫三代相繼撐起的中國早期佛教弘傳大業，會有無盡的啟示，在教團建設上亦有各自的特點。

1．教團內在建設的特色：

佛圖澄處於教團草創期，所以隨緣度化的色彩較濃。所謂「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受業追游，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受業追游」說明其弟子的來源更多是在游化中的隨緣接引，佛圖澄的主要使命是化導石氏父子，從社會管理層面為佛教生存、寺院建設、僧團成立求得合法性。其實三位高僧都是屬於卡里斯瑪（Charisma）型的佛門領袖。據道安《比丘大戒序》中說：「大法東流，其日未遠，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之譯人考校者甚少。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鄴，少習其事，未及檢戒……」可見，佛圖澄對當時所傳戒律有所規正，是一個十分重視僧團戒律規範的人。佛圖澄本人持戒很嚴：「酒不逾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如律的修為故有極大的號召力。

道安對於教團的成立表達出積極的主動性。他從佛圖澄死後，避難恆山時就開始了教團籌建，他立寺建塔，弘宣法化，從恆山僧團，到襄陽僧團，再到長安僧團，他的一生是圍繞著僧團的建立而努力。與佛圖澄相比，他的弘化目標不是王權人物，而是建立純粹的中國僧團，在其傳記中沒有看到太多對普通信眾的接化，而主要任務是制定僧尼規範。他以不離不棄的精神率領著他的僧團從北到南，傳燈續焰。如果說佛圖澄當年的教團發起帶有更多的草創性，管理是隨緣的、鬆散的。比如其弟子僧朗建立「泰山僧團」，門下比丘尼安令首亦有200人僧團。那麼道安僧團管理制度就是理性的，緊密的，有組織的，他要在老師贏得僧團合法建立的基礎上，成立精金良玉般的真正漢地僧團。

慧遠在教團建設方面可以說是後來居上。他是道安最為看重的常隨弟子，從恆山一見之下，極為嘆服，「以為真吾師也。」皈依後一直追隨相伴，最後道安唯恐襄陽僧團遭受滅頂之災，無奈分張徒眾，以呈春風吹又生、星火燎原之勢。慧遠從此離開恩師，南下廬山，建立東林僧團。他沒有辜負道安對他的囑託：「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也完全領悟了離別時老師一言不發，「如汝者，豈復相憂？」的信任與期許。在恆山僧團時他便耳濡目染地體會著道安護法安僧的種種方便，襄陽僧團時更是從制度化層面上深受老師所立「僧尼軌範」的熏陶。

慧遠的廬山教團，不僅有義理純熟、戒律清明的出家眾，也有虔誠修道、玄理精良的文人雅士，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123人於東林寺同結白蓮社共修，成為「道德所居」的模範教團。慧遠本人生死以之的持戒精神更為《高僧傳》所讚歎：「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其精神足以感化一方。如果說佛圖澄是在游化中接眾，以隨緣為方便；道安是建立純粹僧團，以出家眾為中心；而慧遠是以寺院與四眾為中心，建立和合共住的四眾教團，恢復了當年佛陀僧俗共修的完整團體。

可以說從佛圖澄到道安再到慧遠，完成了從教團草創、初具規模、完善成熟的時代使命。

道安大師繪像（范曾繪）

2．教團外涉建設的形態：

政權對宗教的社會控制問題是從佛教傳入之日起就存在的，歷代高僧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來協調著王權與法權的關係，消解著二者之間的張力。在這祖孫三代身上同樣體現了睿智的溝通協調能力。佛圖澄與石氏父子有著不同尋常的關係。石勒稱帝後，事澄彌篤，有事必咨而後行，並尊為「大和上」。石虎即位，更傾心事澄，有過於勒。其下詔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眾坐皆起，以彰其尊。」 更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以表尊敬。佛圖澄在後趙所受之尊崇可與後世「國師」地位相比。對於佛圖澄的期待，石虎以「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的旨意作了最好的回答。可以說佛法在後趙的落地生根完全依從於「佛法寄囑人王」的思路格局。

在中國佛教史上，道安同樣留下了千古閃爍的名言：「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有學者認為其間包含了不得已而為之的一份無奈與權宜。道安於其師的弘法路徑是有所繼承，有所保留的。外弘因緣雖然不是主因，但卻可以影響到僧團的內證。從道安傳來看，他一反佛圖澄的神異性，確立佛法自身的攝受力，以制度來護法安僧。但他也非常顧忌外圍的形勢發展，所以與政權有較好的溝通。道安到了襄陽後，不僅受到了朱序等達官貴人以及習鑿齒這些豪富名士們的推崇、禮敬，而且還受到了東晉皇帝的禮遇。

《高僧傳》中的記載說，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請安暫往，而朱序西鎮，亦請還襄陽，深相結納。高平郄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殷懃。道安以所住白馬寺狹小，不能容眾，擬擴建更立寺，時大富豪者，全力贊助，可以看到道安在民眾中之影響力。當時涼州剌史楊弘忠聞聽道安建寺之事，送銅萬斤。苻堅也曾遣使送外國金箔佛像、金縷繡像等。東晉孝武帝司馬曜，「承風欽德，遣使通問」。並特下詔書說「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德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出家人享有同「王公」一樣的「俸給」。苻堅素聞道安之英名，常讚歎說：「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隨後苻堅派苻丕領兵攻佔了襄陽，將道安和朱序等人都送到長安。苻堅對僕射權翼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這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一個有意義的話題。苻堅甚是看重道安，如僧傳中記載說，「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勑僕射扶安登輦。」從此對話中可以看到苻堅對道安的尊崇態度。荷蘭學者許理和評價道安說：「他對中國佛教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位前輩。」

慧遠在政教關係上的姿態一直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面旗幟，他求宗不順化，始終高揚「遁世之志」以及「不與世典同禮」的沙門傳統，以《沙門不敬王者論》力主出家人應處「方外之賓」之位。但我們依然看到他運用善巧方便來維護佛教權益。《歷代法寶記》中記載：「晉桓帝時，欲刪除佛法。召廬山遠法師，帝問曰：朕比來見僧尼，戒行不純，多有毀犯。朕欲刪除，揀擇事今可否？遠公答曰：崑山出玉，上雜塵砂。麗水豐金，猶饒瓦礫。陛下只得敬法重人，不可輕人慢法。晉帝大赦之。」慧遠運用超常的政治智慧為僧團爭取著更大的生存空間。據載他初上廬山時，江州剌史桓伊就為修建了東林寺；晉安帝途經廬山，慧遠稱疾不肯下山來見，晉安帝反派人致書問候。桓玄權傾當朝，一次他在征討殷仲堪途中去見慧遠，他知道殷仲堪在任荊州剌史時與慧遠曾有交往，便問此次征討，勝敗吉凶，慧遠笑而不答。他再問：「遠公所願如何？願我勝，還是殷仲堪勝？」慧遠說：「貧僧唯願一切施主皆得安康，除此之外，別無他想。」桓玄聽出話中之意，只是對天下的戰亂不止，深懷憂慮，既不願玩弄神異，預言吉凶，更不會對誰說一些奉承之語。桓玄出山後，對左右嘆說：「此公乃平生所未見，怪不得天下稱道，聲望如此。」

慧遠儘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聲望來為佛教的生存和發展爭取合法地位。他「內通佛理，外善群書」，深得一些文人學士的歡迎。所以在廬山僧團周圍又形成一個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居士群。慧遠雖是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實際上他並沒有絕離塵世，相反卻與上層社會保持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繫。他不僅結交文人名士，而且和朝官權貴、王公大臣乃至皇室也書信往來，關係甚好。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廣博的學問來調和佛教與名教的關係。慧遠一生有其堅持，更有圓融，在中國佛教史上其「方外之賓」的僧格形象千古獨步。他送客或散步，從不逾越寺前的虎溪。虎溪成為一種精神坐標，成為一條世出世間的分隔線，劃定了方內與方外的界限，並演繹為一種超凡脫俗的精神象徵，化現為維持慧遠宗教信仰的僧格符號。

從佛圖澄到道安再到慧遠，可以看出在處理政教關係的循序漸進，從完全依賴，到有保留地依從，再到若即若離，其間各有因緣，無論高下，他們分別承擔並成就著自己的使命，使中國佛教教團走上一條既保持自身出世品格、又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發展之路。

------文：溫金玉(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