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理需要怎樣的「善意」

說理的目的是形成共識而不是製造對抗。（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

善意提醒偏誤者，而不是苛責和攻擊他；因為說理的目的是形成共識，而不是製造對抗

在說理辯論過程中，如果人們發現一個論證有謬誤（經常被籠統地稱為「邏輯謬誤」），就會對謬誤（或謬誤者）有這樣兩種可能的想法：第一，認為謬誤是存心欺騙（狡猾），第二，認為謬誤是頭腦不清（愚蠢）。確實，這兩種情況都是存在的。欺騙或宣傳洗腦經常是第一種情況，而蠻不講理或胡說八道還自以為有理則是第二種情況。

心理學的認知偏誤研究讓我們看到，人即使沒有意圖對他人進行欺騙和洗腦，也不是頭腦糊塗、愚昧無知，也仍然還是會在說理中有所謬誤。這時候，說理中有「邏輯謬誤」，既不是因為故意扭曲邏輯，也不是因為沒有邏輯，而是聽從了一種與論證邏輯不同的捷思-偏誤（heuristic biases）邏輯。也就是說，他們所犯的論證謬誤來自一般人在不當心的情況下都會犯的認知錯誤。

有的說理謬誤和認知偏誤會有一致的關係（當然並不總是這樣）。例如，說理謬誤和認知偏誤里都有「因果謬誤」和「訴諸權威」。又如，說理謬誤中的「以偏概全」在認知偏誤中經常被稱為「得州神槍手謬誤」。得州神槍手謬誤源自一個典故：有個得州人朝著自己的穀倉射了許多子彈，在彈孔最密集的地方畫一個圈，然後自稱是神槍手。它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在不同的證據中刻意地挑選出對自己觀點有利的證據，而無視對自己不利的證據。

有時候，說理論證過程有誤，論證者自己並不知道有誤，他的錯誤是無意識的。有意識犯錯與意圖或知識有關，而無意識犯錯則是認知的心理問題。在錯誤發生的時候，將之確定為有意識或無意識（下意識），會影響我們對說理中謬誤的不同評價。例如，某城市經常有嚴重飲用水污染，負責水檢測的官員向民眾說明水源的品質，宣布水品質達到健康標準，並沒有對人體造成危害，他用多種科學儀器的檢測結果和專家意見來證明自己的結論。這時候，現場的聽眾會有什麼反應呢？怎樣的反應是合理的呢？

許多民眾深感污染的飲用水對人體的危害，會認為檢測官的說法不可信，因為儀器的檢測結果可能是偽造的，而專家則可能被收買或威脅。這些民眾會說，檢測官的結論不可靠，因為結論的有利證據是經過挑選的，不利證據被故意排除掉了。這種論證謬誤叫做采櫻桃（cherry picking）、隱瞞證據（suppressing evidence），或證據不完整謬誤（fallacy of incomplete evidence）。

但是，也有人可能相信檢測官的說法，真的相信飲用水無害，不必擔心。那麼，不相信的人們會怎麼看待他呢？第一種可能是，他們會認為他有奴性或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或者根本就是在討好官方，跟著幫腔。這是從動機和意圖來把他的意見確定為一種意識行為。

第二種可能是，他們努力去善意理解他為什麼輕信和易騙：他不是在討好或幫腔，而是因為他太希望飲用水無害了，所以下意識地拿檢測官的說法來作自己需要的證據。這是認知心理學所說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在他的下意識里作祟：他挑選了自己需要的證據，用來證明他想要的看法。由於這樣的善意理解，他們雖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會同情他，原諒他，理解他的無奈。

把偏誤當成是有意的，往往會引發對偏誤者的敵意，認為偏誤者不誠實、不真誠，討好權勢，故意說謊，是品格有問題的人。把偏誤當成是無意識的，那就會覺得偏誤乃人之常情。對偏誤者也更可能提出善意的提醒，而不是苛責和攻擊他。

對偏誤者本人來說，善意的提醒要遠比苛責來得容易接受。如果誰因為某人的偏誤而指責他「奴性」或是「愚蠢」，他一定會反感和抵觸，對指責者抱有敵意。而且，他甚至會因為反彈，更加堅持自己的偏誤看法。倘若如此，那就是在原來的偏誤上更增添「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或「購後合理化」（Post-purchase rationalization）的偏誤。相反，如果誰能同情、善意地指出他的偏誤，他就可能樂意接受，還會感謝有人提醒了自己的偏誤。

在說理中，看法不同的雙方之間相互糾正論辯中的錯誤，兩種不同的糾錯態度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一種造成產生對抗並終止對話，而另一種則能有助於溝通並形成共識。只有後面這一種才是有益於說理的，因為說理的目的是形成共識，而不是製造對抗。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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