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竟然允許合法持槍，民間甚至裝備火炮

作者：冷兵器吧函人

古代社會後期，人類發明出了火藥武器，不僅大幅度改變了戰爭的形式，甚至對社會結構的演變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即使是未經訓練的農夫，也能用火槍輕易擊斃訓練有素的武士——這就導致了騎士階層的衰落。有說法甚至認為，西方世界的國家權力由君主向市民階級下移，就是由於火槍的普及。既然火藥武器對政治的影響如此深遠，那麼中國歷史上民間使用火器的情況又如何呢？中國古代（1840年之前）的百姓，可以合法持有槍支嗎？

【早期的原始火器——三眼銃】

火器相關法律的變遷

事實上，中國古代政府一開始也禁止民間持有火器。中國軍隊大規模配備火器，最早可追溯至明代初期。當時的《大明律》規定：「凡民間私有人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號帶之類應禁軍器者，如果私自持有，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自製造並私自持有則罪再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非全成者並勿論，許令納官。」不過，雖然朝廷在立法方面明文禁止民間持有火器，但實際上我們仍能在史料中找到許多私造火器謀反的例子。這恐怕是因為，早期火器的製造工藝相對簡單，只需精通鑄造技術和火藥配方就能批量生產。換言之，從管理技術角度講，要徹底禁絕民間火器是無法實現的。

【明朝的戶籍制度類似於印度的種姓制度，使百姓職業固定化。雍正年間，戶籍制度被廢除，世代只能從事鑄造槍炮的「匠籍」由此能夠自由從事其他行業，也使得製造火器的技術流傳更廣】

到明末清初，由於全國性動亂，民間火器泛濫的問題愈發嚴重，清朝政府幹脆承認了民間私有火槍的合法性。順治六年，順治帝發表上諭：「曩因民間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槍、馬匹，慮為賊資，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聞民無兵器，不能禦侮，賊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與甲胄兩者原非民間宜有，仍照舊嚴禁。其三眼槍、鳥槍、弓箭刀、槍馬匹等項，悉聽民間存留，不得禁止。」

順治年間，清政府還未統一全國，初步建立的權力系統沒可能深入到鄉間收繳火器。更何況當時流寇遍地，朝廷的軍隊無力保護城市以外的農村地區，鄉間的義勇民團只能自備武器與盜賊周旋。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來看，無論是明代倭寇還是清代流賊，手上都不缺火槍甚至火炮。因此放開對民間火槍的管制，不僅是出於政策可行性的考量，同時還能大大節約統治成本。

到康熙年間，清廷徹底剿滅了南明政權，又經過削藩戰爭和平台戰爭，時局逐漸穩定。朝堂上開始出現反對民間「持槍」的奏疏。任何一個王朝都不會樂見民眾持有先進武器，老百姓的武裝越薄弱，政府的鎮壓成本就越少。

例如，康熙二十一年，監察御史拉塞就上奏稱：「天下已定、除陝西近邊、及沿海地方外、其別省火器、應概行禁止、毋許存留（《清聖祖實錄》卷一百零四）。」

康熙四十八年，兵部又上奏：「火器鳥槍、久奉明禁。近來商民尚有私用私造者。請敕該地方官、將民間見存鳥槍限期繳官入庫、永行禁止《清聖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三）。」

有趣的是，康熙帝卻針對這種奏疏批覆道：「朕思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於火器何與。夫火器孰有多於吳三桂者乎、因其所行悖逆、即致滅亡。觀此、則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所奏不必行。」顯然，康熙並不認為民間「持槍」會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在他看來，統治的穩定性和民間的武裝程度並無必然關聯。如果政府倒行逆施，那麼即便民眾沒有火器，政權也必將滅亡。

不過，康熙的漂亮話並不能代表清政府的實際施政方針。朝廷雖然允許民間持有火槍，但對火槍的規格有明文限制：「止令長一尺五寸，家置一桿（《清世宗實錄》卷七十八。」而且民間如需使用火器，必須呈報官府。足見衙門對民間「持槍」仍報有相當的戒備。

到清朝中後期，隨著國家軍隊日趨衰弱，清政府在戰爭中反而開始仰賴這群持槍的農夫。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會強制要求民戶備置鳥槍。如在道光年間，近山、沿海地方的民戶和旗民（旗民後因濫用槍支在道光時期被禁止持槍）「必應存留鳥槍守御者，報名地方官，於槍械鏨刻姓名，編號立冊存案（《清宣宗實錄》卷二百九十三）」，以便在緊要關頭配合正規軍禦敵。

在一些特定場合，清政府還主動向民間派發火器、火藥等物品以備自衛。如民間出海：「每船酌給編號，鳥槍四桿，每次酌給火藥三斤（《清仁宗實錄》卷二百一十四）。」如果是遠洋出行，還允許攜帶火炮：「往販外夷之大洋船，准其攜帶炮位，每船炮不得過兩門，火藥不得過三十觔，其鳥槍、弓箭、腰刀等項亦仍准攜帶（《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六）。」

【明清時期的火炮樣式】

清代針對私藏火器的處罰

清帝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火器湧入民間，必有監管疏漏之處。面對這些不受法律束縛的槍支，朝廷的政策大概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限令主動上交，並由官府贖買。對於民間私藏私造的火器，官方「核給例價，勿使隱匿」。根據道光十七年頒布的《查禁緝捕私藏鳥槍章程》，價格約為每桿槍支二兩銀子。

出訪國外販貨的商船，也會在國外購置大炮自衛。對於這類超出規定尺寸的火炮，回國時必須上報官府，由官府估價收購，放入軍庫：「至炮位為軍火要需，民間原不應私行製造。即商船在外夷置買，以為途中御盜之用。進口時報明呈繳，地方官酌量給予價值，分撥各營備用（《大清會典事例》卷五百七十五）。」

第二種是直接處刑。清律規定的持槍數目限制在「唯每戶止許一桿」，一旦查出超額，就會被官府治罪。若使用鳥槍行搶劫鬥毆之事，量刑時還要在已有罪行的基礎上再加兩等（《清世宗實錄》卷一百五）。

清代民間火器的盛行

在清代，隨著火器技術的進步，火槍的造價日趨低廉。再加上有朝廷的許可，火器甚至融入了民間文化當中，一些傳說軼事也出現了火器的身影。如《閱微草堂筆記》中就有記載了用火器嚇退鬼的民間傳聞：「奴子王發，夜獵歸，月明之下，見一人為二人各捉一臂，東西牽曳，而寂不聞聲，疑為昏夜之中，剝奪衣物，乃向空虛鳴一銃，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歸，倏皆不見。方知為鬼...」《聊齋志異》也提到村民使用火銃驅趕天上掉下的龍：「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嘩噪，銃炮轟然，龍乃出。」

到清朝中後期，民間火器的規模逐漸擴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範圍。例如，道光年間，時任福建直隸的張應馨在日記中記載民間用火器鬥毆的場景：「漳州城外不及數里，即聞槍炮聲，聽其相鬥而已（《清史稿》志一百八）。」廣東一帶，也充斥著大量民間火器，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的記載就提到遭到三元里鄉民的槍炮射擊的情況。這些記載說明，雖然不知其具體口徑重量，但民間確實已經擁有火炮。

然而，即便民間火器超標，民團鄉勇在維護清王朝統治方面，仍以正面作用為主。在清政府鎮壓白蓮教和太平天國時期，團練部隊功不可沒。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還出現過由大紳士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等人主持的人數達十萬計的團練。雖然他們的裝備基本是冷兵器和舊式槍炮，但也為抵禦侵略者做出過不遜於正規軍的貢獻。

【三元里抗英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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