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王陽明的精髓，兩位大師，誰與我們更近？

朱熹和王陽明，是中國歷史上兩個集大成者，前者在南宋集理學之大成，後者在明朝集心學之大成。就時間維度而言，誰與今天的我們更近，這不是一個問題。但在精神上呢？

（ 一）朱熹強調「存天理，去人慾」，講求「格物致知」。

在歷史上很長時間裡，朱熹是僅次於孔子的第二大聖人。他的《四書集注》是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成為封建士子（而非皇帝）修身的準則；他的理學思想被公認為「天下之真理」，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同時也作為封建王朝對人們（同樣不包括皇帝）思想行為的規範準則。

朱熹一生所追求的東西叫做「道」，即天下所有規律的總和，洞悉了道，就可以洞悉世間一切。

朱熹把世界分成兩塊，一塊叫「理」，一塊叫「欲」。他認為「理」存於萬物中，但「理」有一大敵，那就是「欲」；所以要想「存天理」，就必須「去人慾」。

在踐行上，怎樣才能做到存天理、去人慾？怎樣才能悟道？朱熹提倡的方法是：格物致知。格，即琢磨的意思。只有不停地格物，與事物緊密接觸，才能明白其中包含的「理」；在這個過程中，還得要去除人的一切慾念。

朱熹終其一生，雖為仕不多，但也曾在其任上勤政有為，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他還改建、擴建了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但朱熹在奉詔進講《大學》時，卻犯了一個錯誤，沒有區分清楚授課對象，自顧自地在那反覆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濫用，這就引起了宋寧宗和宰相韓侂胄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一個半月，便被宋寧宗內批罷黜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朱熹是個做聖賢的人。可惜的是，他成也聖賢，黜也聖賢。

（二）王陽明強調「心即理」，講求「知行合一」。

王陽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和軍事家，又是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並稱為孔、孟、朱、王。他的哲學思想在明代影響最大，並傳至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他集立德、立功、立言於一身，成就冠絕有明一代。

有趣的是，王陽明早年卻是朱熹的一個超粉，他起初的理想就是像朱熹那樣，做聖賢。

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故事，說的便是王陽明在他21歲那年，讀完朱聖人著作後，便邀請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兩人端坐院中一棵翠竹下，目不轉睛盯著竹子，希望參透竹子的變化玄機，掌握世間萬物的變化規律。格了三天三夜，朋友暈倒了。格了七天七夜，王陽明也暈倒了。蘇醒之後，王陽明喟然長嘆：「聖人之說可疑也！」

後來又經歷了一件事，讓王陽明開始全面懷疑朱熹之學。他在遊覽杭州虎跑寺時，看見一位僧人正在閉目打坐，據說已不視不言三年。王陽明繞著和尚走了幾圈，冷不丁大聲喝問：「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和尚給驚動後，睜眼應了一聲。王陽明繼續盯著他問：「家中還有何人？」和尚答：「老母尚在。」王陽明又問：「你想念她不？」和尚沒有即刻回答，過了一會，面有愧色地說：「怎能不想啊！」和尚的回答，讓王陽明頓時陷入沉思，這個僧人即便苦修至此，心裡也仍存思母之念想，何況凡人？王陽明意識到，凡為人者，皆有慾念；人之慾念，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泯滅。朱熹之說，不符合人性。

這兩件事，對王陽明思想上打擊甚大，他原來一心要做聖賢的理想就此破滅。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陽明在二十八歲時參加了禮部會試，因考試出色，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第七人，觀政工部。後又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劉瑾擅政，並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王陽明上疏論救，觸怒劉瑾，被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當驛棧驛丞。

路途中，王陽明發現被劉瑾派人追殺，遂偽造跳水自盡躲過一劫，隨後繼續上路，來到「萬山叢薄，苗、僚雜居」的龍場。王陽明來到這個當時還未開化的地區，根據風俗開化教導當地人，受到民眾愛戴。他自己也棲居山洞，親手種糧種菜，自食其力。在這段時期，他對《大學》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他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在這段時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史稱「龍場悟道」。

王陽明頓悟的「道」，是「吾心之道」，即每一個人都具有「本心」，這個本心實際就是生命的本原。人之所以具有各種各樣的生命活動，諸如感知外物、分辨善惡、判斷推理，就在於人具有這樣一個「本心」。聖人之道原本就存於每個人心中，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麼，「吾心即道」，求理於吾心，就是「聖人之道」。這實際上就等於說，「天理」與「人慾」原本就存乎一心，並不能兩相分割。基於此，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並由此發展起了「心學」。

在踐行上，王陽明提出的方法就是要「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僅要認識「知」，更應以「行」實踐「知」，只有把「知」「行」統一起來，才稱得上「善」。人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應去付諸實踐；實踐符合這個道理的「知」就是真知；若實踐與道理相悖，那「知」就不是真知。

在「知行合一」基礎上，王陽明又進一步提出「致良知」，從而完成了他的心學理論體系：「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也就是說，「天理」就在每一個人心中；人們應該「知行合一」去提高內心修養和智識；去除私慾雜念的紛擾，從而達到社會和諧運行，這就是「致良知」。「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實踐過程；「致良知」是根本目的。三者形成一個整體，缺一不可。大千世界，紛繁複雜，但人們只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致良知的前提下，知行合一去踐行，則人人皆有成為聖賢的可能。

作為一個朝廷命官，王陽明強調「知行合一」，就是要內聖外王，將心性之學轉化為卓越的事功。他將自己的心學理論付諸實踐，屢屢使用心戰，蕩平江西為害數十年的盜賊匪患、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總督兩廣撫平盜匪。儘管終武宗一朝，王陽明平叛之功未得到朝廷封賞，但世宗即位以後，王陽明又得以加官晉爵。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還極大影響了東亞無數豪傑。1905年，率領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海戰中擊敗俄國海軍，開創近代史上東方黃種人打敗西方白種人先例的日本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在日本天皇為其舉辦的慶功宴上，面對眾人一片誇讚之聲，卻高舉起一塊腰牌，上面寫著七字：「一生俯首拜陽明」。日本近代著名哲學家、東京大學教授、專門研究中國學的高瀨武次郎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於王學所賜予。」日本之所以能迅速竄升與歐美列強分庭抗禮，一切都歸功於明治維新；而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推手，就是王陽明的心學。連國父孫中山也曾說過：「日本的舊文明皆由中國傳入，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三）傳承與踐行：誰與我們更近？

2015年兩會期間，主席在提及王陽明時說過，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脫離歷史人物當時所處的歷史背景；但揚棄和傳承其思想精神，卻應超越其歷史的局限性。黑格爾也說過，「真理是在漫長的發展著的認識過程中被掌握的，在這一過程中，每一步都是它前一步的直接繼續。」

朱熹和王陽明，他們的學說思想和踐行方法，都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記憶和圓融大氣的中國智慧，都是中華文明悠久的文化積澱，都有著跨越時空、超越國度、與時俱進而日久彌新的生命力，也都能為國家持久發展、興旺發達提供不竭動力與重要支撐。

但若比較二人的思想精神內核、踐行方法與實際效果，可以看出二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朱熹認為「人慾」是可以去除也必須去除的；而王陽明則認為人慾不可能去除，但可通過「致良知」以儘可能減少人慾的干擾。從這個角度看，尤其是基於符合人性的考慮，個人覺得，還是王陽明與我們更近一些。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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