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暴力和不平等教會我們什麼
本文為經濟學人文章翻譯，書評擇要
書名：「平等化推手: 暴力和不平等的歷史」Walter Scheidel 著
譯者：森羅
難以想像1930年代的「大衰退」可以被當成一件令人安心的事件，但當它出現在這本書中時，卻會為讀者帶來一刻的安心。「大衰退」作為一個特例被作者納入書中，因為史上沒有其他經濟危機可以實現同樣的結果——實際工資增長和富人收入的下降，降至一個低得可以有力地改善經濟不平等的地步。的確「大衰退」帶來很多悲劇和慘況，但它沒有導致成千上萬人的死亡，這是它是一個特例的原因，也是它令人安心的地方。
愁雲慘霧的「大衰退」在這書中卻是一個令人安心的桉例，可以想像到書中其他桉例的慘烈。作者Walter Scheidel 是歷史學家，他在維也納出生，現在於斯坦福大學任職。他把其他作者諸如Thomas Piketty, Anthony Atkinson, Branko Milanovic 等對近年經濟不平等惡化的討論放到歷史背景之中去研究，去探討歷史上，在什麼情形下才可以改善經濟不平等。
作者整理了大量學術文章，從石器時代開始進行調查，他發現經濟不平等在各國是一個普遍現象，在歷史上多數時間也保持在一個高水平，或呈上升趨勢。這是因為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支持，而兩者也會傳給下一代(譯註：因此導致社會階級的固化)。他們並不會如一些人所言，有自我毀滅的傾向。
根據這調查，作者總結歷史上只有四種事件可以導致大規模的平等化：大規模瘟疫和傳染病是其一，像是中世紀的黑死病改變了在歐洲土地和勞力的相對價值。第二是國家和經濟系統的完全崩潰，像是中國的唐朝的滅亡和西方的西羅馬帝國的分裂。當所有經濟活動停擺時，富人總是會損失最多。第三是牽連整個社會的大革命，像是俄國1919年和中國1949年的革命。最後是大革命在20世紀同氣連枝的兄弟：總體戰爭。
然後這就是全部了，至於其他事件，經濟危機加劇經濟不平等的時候和改善經濟不平等的時候一樣多，政治改革是最無效用的，因為它們通常是以均衡有政治權勢的強人和有經濟能力的富人之間的權力為目標，而不是針對無錢無勢的平民。土地改革，債務減免和解放奴隸亦不大可能對促進經濟平等有太大的幫助，不過如果它們越是暴力，就越有可能有幫助。然而，除非是極大規模暴力，否則暴力本身不會促成經濟平等，正如作者所寫:「歷史上大多民眾動亂都對促成經濟平等毫無幫助。」
書中最精華的部分，也許是作者細心收集的證據揭示總體戰爭是西方社會經濟不平等在1910到1970之間大幅改善的根本原因(雖然1930年代的「大衰退」不尋常地幫上了忙)。總體戰爭要求全體社會作出犧牲和貢獻以最大化地調配社會資源以應付戰爭，這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理由去威逼富人奉獻。
所得稅和財產稅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大幅上升(在美國，對富人徵收的所得稅在1944年達至最高的94%，財產稅則在1941年達至最高的77%)。戰爭帶來的物理性毀壞及戰後的通貨膨漲亦有效地消滅了富人的財富。與之同時，戰爭也令更多國家參加商貿聯盟 - 這個和戰爭有關的因素幫助西方社會在戰爭後保持一個較低的經濟不平等水平，直到其在1980年代再次上升為止。
20世紀亦是一個民主化的年代，在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民參與到政治活動之中。但作者認為這趨勢也是總體戰爭的後果。他跟隨採納社會學的創立人之一，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思想，認為民主是精英階層，為了尋求平民階層在總體戰中的合作而付出的代價和妥協，因為總體戰合法化/合理化(legitimize)了深入的經濟平等。基於Daron Acemoglu 及其同僚的著作，作者發現在除了總體戰外()的其他時候，民主並無助改善經濟不平等(一個可以和20世紀對照的例子是古典時代的雅典，那時雅典是民主政體並有低水平的經濟不平等，而這是建基於古代海戰大規模動員的需要)(譯註：在希波戰爭中取勝的雅典成為提洛同盟的盟主，在伯里克利的領導下，迎來雅典民主體系的全盛期，直至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敗給斯巴達而沒落)。
在未來，由災難帶來平等化的可能性不大。傳染病(譯註：如近日的寨卡和伊波拉)是確切的威脅，但當今不大可能發生可以和黑死病相提並論的瘟疫。全面的革命和經年累月的大規模戰爭也不大可能發生。在此之上，自工業革命以來，如無視經濟不平等，普遍社會的財富是增長了，而在過去數十年間，全球不平等亦有所改善。
這些一般而言是好消息，但對想看到經濟不平等被大幅度改善的人來說卻不是。雖然作者認為再分配政策及賦予勞工權力在改善經濟不平等上是無用之舉，但最少這不會造成什麼傷害。而雖然它們不可能改變不平等上升的趨勢，但卻有可能可以減緩其上升的速度。而這些方針也有機會成本：如果這些和平地減少經濟不平等的方針被證明是不可能而不被實行的話，進步主義者也許會用其他激進的方法去達成自己的訴求。
儘管如此，本書基於歷史證據，認為和平地減少經濟不平等是基本上不可能的，而對未來總結出兩個可能的方向。第一是理解歷史環境的改變，如作者所示，20世紀和之前的世紀很不一樣，可能在我們這一世代，我們會經歷一些史無前例的重大改變，使我們可以(或不可以)找到一個新的，更和平的方法去和身邊的人/國家共處，例如，經濟價值穩步上升的人工智慧決定它們不要為人類所有而要自我解放，這種等級的重大改變。
另一可能性是，有些人會認為為了建立新的烏托邦，文明的崩潰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代價，又或是單純的想見到世界的毀滅，一些個人或小團體可能想用核子或生化武器對世界帶來過去無法想像的大規模暴力。也許財富會不可避免地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破壞的能力不會。
[投稿 via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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