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破譯珍珠港事件情報」乃誇張之辭/潛伏國民政府內部的紅色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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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日本偷襲珍珠港

文 | 楊津濤

一直以來，網上都有關於池步洲的神話。如一條流傳甚廣的微博說，「1941年12月3日，中國諜報人員池步洲破譯由日本外務省致駐美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內容包括：立即燒毀一切機密文件等。池步洲判斷這是日美開戰先兆，並估計開戰時間在星期天，地點在珍珠港。蔣介石震驚，立刻向美方通報，但未獲重視。4天後珍珠港事件爆發。」破譯偷襲珍珠港情報的特工，還有姜毅英、張聖才等幾種說法，無不表現了國軍破譯情報能力之強。

這些說法，全都誇大其詞。

被神化的池步洲

抗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成立軍委會密電研究組、交通部電政司電檢所、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等多個旨在破譯日方情報的機構。1940年，蔣介石將這些機構合并為「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研究室有工作人員500多名，大都為報務員，只有極少數掌握破譯技術，池步洲即是其中之一。

在池步洲的回憶中，他們於1941年10月，發現日本外務省電令東南亞各地使領館，「除留下最簡單的密碼本外，其餘各級密碼本全部予以銷毀」，同時啟用代表「已與美國進入戰爭狀態」的密碼「東風，雨」、代表「撤僑」的密碼「女兒回娘家」。此外，他們還注意到，從1941年5月開始，東京與夏威夷總領事館間的密電增多，涉及了美軍停駐軍艦數量等軍事信息。池步洲聲稱，在綜合信息後，他判斷日軍會在12月8日星期日這天，對美國發動襲擊。

其實，池步洲所提到的這些情報，美方完全掌握。美軍密碼破譯機構「黑室」，早在1936年就破譯了日本外務省的A 型密碼，隨後又破譯了日本的「紫色密碼」；1940年，日本外務省的B型密碼也被破譯。同時，美軍的偵聽站遍布夏威夷、關島和美國西海岸。日本外務省的密電，沒有什麼是美軍不知道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池步洲自稱破譯的情報，並沒有直接顯示日軍可能對美軍發起襲擊的日期和地點。這就意味著，這只是一份僅供參考的「戰略性情報」，而不是具備直接因應價值的「作戰性情報」。而類似的「戰略性情報」，美軍所獲頗多。

因此，當「戴笠……決定把這一消息通知了美國站長肖勃，由肖勃告訴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館武官郭德權，郭便急忙轉告美帝一些有關部門，請他們注意」時，美方並不重視，實屬正常。

圖註：池步洲和他的日本妻子

國民政府的破譯能力有限

國民政府對破譯工作的投入不可謂不大，如軍統重金聘任美國專家雅德利為技術顧問，一面指導中國破譯工作，一面培訓技術人員。但限於中國整體技術水平，成就有限。當時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只能譯出一些日本外務省比較簡單的密碼電報，比如日本政府向海外使領館拍發的通告等。池步洲自己也承認，「到了抗戰末期，日本陸軍密電碼研究仍無進展」「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撐局面」。

對於軍事方面的消息，中國除了獲知一些氣象資料、水文報告，以及日本開往東南亞船隻的行程、航向外，對日軍的密碼情報，幾乎一無所知。山本五十六座機被擊毀事件，事實上與中國無關，那是1943年4月，美軍截獲日軍密碼電報，提前獲知山本五十六將乘戰機, 前往布干維爾島視察。

中國破譯日方情報的真實例證，也並非沒有。1939 年5月，日軍對重慶進行過兩輪大轟炸後，軍統技術研究所有目的對日軍電文進行破譯，一旦發現日機出動，及時報告，使防空部門能更準確地發出警報。

情報工作落後，使中國吃了很多大虧。最典型的就是1944年豫中會戰，因缺乏必要的情報來源，軍委會做出黃河北岸日軍人數不多、準備時間不足，依舊是一次局部攻勢的錯誤判斷。這使蔣介石在許昌一帶的平坦地區部署主力, 造成慘敗。戰後總結，豫中「各部隊謊報敵情，動搖軍心，且影響於上級之作戰指導」；「諜報人員素質及訓練不佳……所得情報非為不確實，即有或已失時效。」

圖註：豫中會戰中的日軍

注釋

張令澳：《侍從室回夢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103頁；池步洲：《我在抗日戰爭中偵破日本密電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135輯）》 ，第66—74頁；寧志一：《中國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密碼嗎？》，《黨史博採（紀實）》2005年第2期；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資料選輯（第6卷 第22輯）》，第101頁；張令澳：《我的答覆》，《民國春秋》1997年第4期；劉熙明：《國民政府軍在豫中會戰前期的情報判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附文

潛伏在國民政府內的紅色經濟學家

文 | 諶旭彬

一個紅色經濟學家，隱藏其共產黨員身份，潛伏在國民政府內部，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國民黨提供各種禍國殃民的經濟政策建議，使其在內戰中喪盡民心一敗塗地。這是陳立夫在其回憶錄《成敗之鑒》中，對經濟學家冀朝鼎的沉痛控訴。

陳立夫說：「孔（祥熙）、宋（子文）兩人都因冀（朝鼎）很能幹（而重用他），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金融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有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並舉「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與「美金儲蓄券到期賴賬」兩例，指其為冀朝鼎所為，「以上兩項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幣與威逼不合理的懸殊兌換比率，無異使富者變窮，貧者愈加窮困了。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意」；「大陸淪陷後，冀朝鼎被毛任為財政部重要職位，可以為證。」

冀朝鼎確屬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員，這一秘密身份，直到其1963年去世都未曾公開。據其弟媳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鑄》一書披露，「1957年，我同朝鑄認識後，他常帶我去看他大哥。……（朝鼎）曾經笑眯眯地說：『我這個共產黨員隱藏得太好了。直到現在，很多人還以為我是民主人士!』」

該書還披露，冀朝鼎的秘密潛伏受周恩來單線領導，絕對保密。「（1938年）他回國為他的研究工作收集資料時，在重慶見到周恩來同志，並接受任務回美國搞國際統戰工作。……1941年，他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回到祖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在重慶擔任國民黨政府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1944年，這位年輕的地下黨員成為孔祥熙極為信任的秘書，住在孔祥熙的公館裡。」「朝鼎後來同我們談到他過去的經歷時說：『國民黨的人事制度有問題，他們不知道我去過莫斯科，否則我這個地下黨員早就被揭發出來了。』」

圖註：1949年，軍代表龔飲冰(左一)、冀朝鼎(左二)等赴上海代表中共接管中國銀行

但陳立夫控訴冀朝鼎為國民政府出過很多餿主意，則很難得到其他史料的直接證實。大多數回憶資料，止談及冀朝鼎利用其特殊身份，秘密幫助延安搞物資、籌資金乃至傳情報一類活動。亦有語焉不詳者，譬如其中國夫人羅靜宜曾回憶，為了「搞東西」，冀朝鼎曾與另一秘密潛伏的紅色資本家盧緒章鬧過烏龍，「盧緒章，是廣大華行經理，……我們互不通氣，都不知道對方是黨員。有時他要搞的東西，正是我們要搞的，這就有了矛盾了。他還想把我們吞掉，可是我們的後台是中國的大財閥孔祥熙，他欲吞不能。如今談起這些往事來，真叫人忍俊不禁。」至於「要搞的東西」是什麼，外人已不得而知。

另據《中共黨史資料·第六十七輯》中廖訓振文章披露，1947年2月中共駐南京、上海和重慶的談判代表撤回延安時，周恩來曾擬以「吉兄」化名致信冀朝鼎未果，轉由鄧穎超代為致意：「吉兄本擬留書給你，以臨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數行以寄意。茲際時局嚴重，國運益艱，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時，深望能做更多貢獻。想兄必具責無旁貸，義不容辭之感。吾輩既有志，更宜具遠大眼光也。不知吾兄以為如何？」所謂「做更多貢獻」，雖引人遐想，亦未必能證實陳立夫的具體指控。

1949年後曾與冀朝鼎有過密切接觸的資中筠，也證實冀朝鼎進入孔祥熙的財政班子，確系奉了黨的指示，「組織上希望他能以山西老鄉的身份接近孔祥熙」，冀朝鼎通過陳光甫的關係結識孔祥熙後，有意識地「逐步轉入孔祥熙的班子」，還曾引起過陳光甫的不滿——「陳對孔祥熙這樣的官僚實際上是看不上的，對冀逐步接近孔而疏遠他有所不滿，他當然不知道的冀的特殊任務。」但冀在國民黨財政決策核心，究竟為延安做了些什麼，仍然是個不解之謎，資中筠也只能依靠揣摩：「可以猜測的是，共產黨通過他掌握了國民黨方面的經濟、金融情況以及與美國的關係，也可以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雙方政策施加一些影響。例如前面所說的阻止美援。除此之外，具體情況就無從查考。……大約真正了解冀老貢獻的只有周恩來，聽說在商議冀老的喪禮時，有人對規格之高有疑問，周總理大聲說，他的貢獻比在座不少人都大。」至於陳立夫的兩項具體指控，資的看法是「殊難採信」。

冀朝鼎喪禮的高規格，確系周恩來所定。周在外地獲知冀去世的消息後，「當即指示：1、冀朝鼎同志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要加上我和鄧穎超的名字；2、何時舉行追悼會，我參加；3、追悼會不能在一般地方舉行，要改在首都劇場。」在周的安排下，冀朝鼎的公祭規模非凡，1000多名中外人士參加，由周恩來、陳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陳叔通、傅作義、葉季壯、南漢宸、廖承志、劉寧一、張奚若、楚圖南、柯弗蘭、愛德樂共15人擔任主祭。鄧穎超、伍修權等一干人等擔任陪祭，周更親自特意在悼詞中增入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時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如此極盡哀榮，陳立夫懷疑其潛伏期間有大功於延安，並不奇怪。只是當事人等俱已去世，除非有檔案資料留存，否則冀朝鼎潛伏生涯之所作所為，只能永遠是未解之謎。

注釋

陳立夫，《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鑒》，正中書局1994，P338-340。汪向同，《我的丈夫冀朝鑄：44年外交生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P5；P7；P8。唐紀明，《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冀朝鼎傳》，北京文史資料第53輯，北京出版社1996。廖訓振，《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記冀朝鼎》，《中共黨史資料·第六十七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資中筠，《資中筠自選集·不盡之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P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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