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孫皓暉：以現代人的價值觀為寫作出發點

《大秦帝國之崛起》電視劇劇照（圖源於網路）

央視熱播的電視劇《大秦帝國之崛起》，目前播放到第32集，已近尾聲。

從2月9日開播，至今已接近一個月，對於這部電視劇的討論，從歷史劇該有的模樣，到學者質疑對秦的塑造，一時沸沸揚揚。

同時，另一部歷史劇《大明王朝1566》也在網路上播出。

歷史是什麼？歷史是基於史料對無垠往事的推想嗎？歷史小說的寫作、歷史劇的創作與歷史的本身，該保持怎樣的關係？歷史的書寫是否又是帶有寫作者個人的風格，如人們所說——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記者採訪了歷史小說《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

孫皓暉說，第一部《大秦帝國之裂變》拍完之後，他因原著小說還未全部完成，回歸到文學作品創作中去了，不再參與後續編劇的工作。

因而，從原著角度來說，第二、三部與原著的重複率不超過10%，「按照論文查重的標準，已經是與《大秦帝國》原著分離開來的一部獨立作品了。」

所以，他先透露了一個信號——2017年3月中旬，孫皓暉和《大秦帝國》電視劇原有製作方的合同將到期。「到期後，完整的著作權將回歸到我這裡。基於這種情況，我們搭建了一個平台，準備重拍《大秦帝國》電視劇。」

一問：為什麼有不同於教科書的歷史觀

司馬遷的歷史觀您是不贊同的，這其實跟教科書上的觀點都相反，有人說違背了歷史潮流，您怎麼看？您的歷史觀是怎樣的？

孫皓暉：我曾經說過，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我對太史公是非常尊敬的，對司馬遷還有某種崇拜情結。

司馬遷的最大歷史貢獻，在於他是第一次梳理了中國前三千年文明史的史學家。他所記載的歷史事實，經過近代史以來考古學崛起之後，對中國前三千年歷史真實性的多次挑戰，都沒有成為虛無，比如殷商的存在。

司馬遷的缺陷在於：他是一個相對典型的儒家學者，他的史觀也是相對典型的儒家的保守主義理念。這種保守主義理念體現在歷史記載上的表現就是，以絕對的道德標尺和絕對的道義標尺去衡量歷史人物，去評價歷史事件，而忽視了歷史實踐的相對性。

我的基本理念是：尊重司馬遷所記載的歷史事實，而用歷史實踐去檢驗歷史事件的真理性。所謂以歷史實踐為依據，就是不以某種學派的理念或者論著為依據，而以歷史在實際中達成的實際效應為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對社會起了危害作用，還是起到了推動作用。要說和司馬遷的所謂「分歧」，這是我們所處時代不同所產生的必然不同，而非人為的尋找出來的分歧。兩千年後的中國學者，和我們今天所持的理念，肯定也有所不同。我們應該允許後人以自己的標準去評價我們這個時代。而不是說，用一個固定的標尺去評價任何時代。這就是真理的相對性。所以，我和司馬遷不同的根本點在於，司馬遷是以儒家學說為標準，在衡量歷史，而我則是以歷史實踐，在呈現和檢索歷史。

二問：為什麼寫一部小說，而不是歷史專著

當年為何會選擇用小說的文學形式，而不寫一部在外界看來更為「嚴謹」的歷史專著，而且你花了16年時間，完全可以那樣做。

孫皓暉：是用歷史小說還是用學術著作來呈現一個時代，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係，也和當下的現實需求有關係。

我之所以選擇用文學藝術的方式來表現，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老百姓的歷史意識大多數來源於通俗藝術傳播的滋養，而不是經典理論的滋養。而在中國理論研究這一部分，因為兩千多年來對秦的扭曲性的評價，已經積累到異乎尋常的厚度。

我即或是以最嚴謹的歷史專著呈現出那個時代的歷史真相，能夠讀到這本書，能夠讀懂這本歷史專著的，也是極少數人。

可是，我用文學藝術的形式來呈現那個時代的歷史精神的根基，相對可以較快地在社會上引起普遍反響，從而能夠推動歷史理論研究在這方面的深度，或者對秦重新展開研究。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大秦帝國》出版16年以來，這種社會影響正在滲透式地擴大，學術界對秦文明也開始了新的探討，包括我自己在這方面做的諸多理論工作。所以，最終我們會在現實中看到，無論從哪種角度入手，兩種形式都是相輔相成的。

三問：當代人寫歷史的出發點在哪裡

歷史寫作如何考慮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或者說，它對當下社會的意義在哪裡？之前看到一篇評論，它是這樣說的：「為了符合現代人的價值觀，本劇對商鞅和秦孝公理想人格的塑造，其實是在儒家價值觀的框架中進行的。比如將法家和現代法制的界限模糊，比如在結局時為了商鞅的「偉光正」而虛構了一個結局。這是本劇最大的敗筆，卻也是不得不用這樣的敗筆。您如何看？

孫皓暉：歷史寫作不是如何考慮我們現代人的價值觀問題，而是必須以現代人的價值觀為出發點的問題。

任何時代的歷史，都是當代人的歷史。大家對這句話很熟悉，但是對其中的含義基本上缺乏認真的思考。所謂任何時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其根本的意義在於：任何人對歷史的開掘，都是以發現那個時代值得當代人繼承的，或者和當代人價值觀能保持同一性的、那些不朽的東西。如果說在那個時代表現出某種合理性，而在現代表現為腐朽的價值觀，那麼這樣的內容，原則上我們採取批評的態度。比如商鞅變法所建立的連坐制度，比如商鞅所主張的重刑理念。我不主張深度地、大規模地呈現這些東西，即或得到呈現，也應該持批評態度。我本人在作品中，也正是這樣做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人類的人性品格總是有很多古今貫通的因素。這些在古今看來，都能夠視為寶貴品格的東西，實實在在存在於一些真實的歷史人物之中。

比如，商鞅的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這是戰國時代對商鞅的評價，是一個超越道德的古今永恆的評價。因為他是從政治文明的最基本元素——公，去看一個人的品格的。因為這種品格的存在，才使商鞅這個人在變法、護法的整個過程中，表現出了和平庸政治家完全不同的偉大。如果我們硬要把這說成是作者塑造成的「偉光正」，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評價。

我相信，沒有商鞅本身的存在，我自己憑空塑造這樣一個「偉光正」的人物出來，那是不可能的。我們這個時代有關道德價值觀的評判，正在趨於沉淪，正在趨於平庸化。我們消解崇高，我們不尊崇任何具有基礎性的偉大。認為任何偉大的東西都是虛無的。我們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看成了一個永恆的蓬間雀社會：沒有偉人，沒有高峰，沒有靈魂，沒有動力。我們只欣賞那些庸庸碌碌的東西，而以這些東西為標準，去評判整個世界。我們對先秦時代，諸如以商鞅為代表的偉大的名士階層的重新發現，是我們在尋求文明復興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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